（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8. 大饥荒
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饥荒，一直被公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根据现今可得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有超过6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然而，和俄国在沙皇治下不定期遭遇的一系列饥荒不同，这场灾难是新体制直接导致的后果。在此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将该体制形容为是对农民的“军事和封建剥削”。饥荒是可怕的社会退步的一个悲剧性例证。这种退步伴随着通过20世纪20年代末强制集体化对农村发起的攻击。
1921年至1922年的饥荒，苏联当局还表示承认，甚至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试图纠正。与此不同，1932年至1933年的饥荒却一直被该政权否认。国外极少数的声音曾试图唤起人们对这一悲剧的关注，也被苏联的宣传所消音。苏联当局得到了一些言论的背书，比如法国参议员、激进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的言论。他于1933年遍走乌克兰，回国后即告诉世界，乌克兰满是“令人赞叹的灌溉耕地和集体农场”，促成了“绝佳的收成”。他总结说：“我穿越了整个乌克兰。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整个国家犹如一座盛开着花的花园。”如此的视而不见，是格别乌为外宾们上演的一出“精彩”作秀的结果。他们的行程仅包括集体农场和模型儿童花园。这种视而不见或许也因政治考量而加剧，尤其是法国领导人希望不损害与苏联就德国达成的共识。当时，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掌权，德国变成了一种威胁。
尽管如此，德国和意大利的一些高级政治人物，仍掌握了关于苏联面临的灾难之规模的极准确信息。在哈尔科夫、敖德萨和新罗西斯克（Novorossiisk）发表的来自意大利外交官的报告，近来由意大利历史学家安德烈．格拉齐奥西（Andrea Graziosi）发现并出版。其内容显示，墨索里尼曾非常仔细地阅读这样的文本，充分了解当时的情况，但并未将其用于反共宣传上。相反，意大利和苏联却签署了一项重要的贸易协定，以及《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成为1933年夏季的一个标志。大饥荒的真相遭到否认，成了被供奉在“国家理由”（reasons of state）祭坛上的祭品。长期以来，仅通过乌克兰流亡者组织发布的发行量很少的小册子，而为人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西方史学家和前苏联一些研究者出版了一系列作品之后，真相才广为人知。
为了了解1932年至1933年的饥荒，至关重要的是，要把苏联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所处的背景，理解为是农村强制集体化的结果。在新集体化的地区，集体农场发挥着战略性作用。其部分作用是通过越来越多地染指集体收成，来确保实现对国家固定的农产品供应。每年秋季，政府的征粮运动就会变成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一种较量。农民们拚命想留下足够的收成，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简单地说，征用就是对农民生存的威胁。一个地区的土地越肥沃，国家索要的份额就越大。1930年，国家拿走了乌克兰30%的农产品，从北高加索富饶的库班平原拿走38%，从哈萨克斯坦则拿走33%的收成。1931年，收成大幅减少，在上述同样地区征收的百分比却分别为41.5%、47%和39.5%。拿走如此规模的农产品导致生产周期陷入完全混乱之中。以往在新经济政策下，农民出售总产量的15%至20%，留下12%至15%用于播种，25%至39%用于喂牛，其余则供自己消费。农民与地方当局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前者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留部分收成；后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一项看起来越来越不切实际的计划。该计划在1932年尤其如此，当时政府征收目标比前一年高出32%。
1932年的征收运动起步非常缓慢。打谷一开始，集体农场的农民就尝试每晚藏匿或偷走部分收成。一种消极的抵抗运动成形了，并因几乎一切有关人员之间的默契而得以强化。这些人包括集体农场的工人、民兵、会计师、农场经理（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农民工，直到临近此时获得晋升），甚至是地方党委书记。为了征收想要的粮食，中央当局不得不派出新的突击部队。这些部队是从城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招募的。
以下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名指导员写给其上级的报告，讲述了关于他在伏尔加河下游产粮区的任务，让人感受到此时农村的战争气氛：
“几乎任何人都在进行逮捕和搜查：农村苏维埃成员、任何从城里派来的人、突击部队和任何有时间和精力的共青团团员。今年，所有农民中已有12%的人受审，不包括被放逐的富农、被罚款的农民等。根据以往地区检察官的计算，在过去一年里，全国成年人口的15%成为这种或那种镇压的受害者。如果加上上月约800名农民被逐出集体农场的事实，你就可了解这种政府镇压的规模……大规模镇压在有些情况下是合理的。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情况，我们就必须承认，每当镇压措施越过一定门槛时，其有效性必然会降低，因为实施这些措施确实变得不可能了……监狱全部爆满。巴拉切沃（Balachevo）监狱的人数是它最初打算容纳的5倍以上。有610人被塞进伊兰（Elan）小小的地区监狱。上个月，巴拉切沃监狱把78名囚犯送回了伊兰，其中48人还不到10岁。21人被立即释放。他们使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强迫。为了显示这种方法是多么的疯狂，我将谈谈关于这里个体农民的事，他们只是想成为优秀的农民。
“这是农民正如何受害的一个例子：在莫蒂西（Mortsy），一名实际上完成其定额的农民来见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弗米乔夫（Fomichev）同志，要求被放逐到北方，因为正如他所解释的，‘在这些条件下没有人能活下去。’我听说了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来自亚历山德罗夫（Aleksandrov）农村苏维埃的16名农民都签署了一份请愿书，也要求将他们驱逐出该地区……总之，暴力似乎成了现在唯一的思维方式。我们总是‘攻击’一切。我们‘开始猛攻’收成、贷款等。一切都是攻击；我们整夜‘攻击’，从晚上9点或10点一直到黎明。每个人都遭到攻击：突击部队找来每个没有履行义务的人，并‘说服’他，使用的是你能想像的一切手段。他们攻击其名单上的每个人， 就这样夜复一夜地进行着。”#（待续）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