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8. 大饑荒
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饑荒，一直被公認為是蘇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根據現今可得的無可辯駁的證據，有超過600萬人死於這場飢荒。然而，和俄國在沙皇治下不定期遭遇的一系列飢荒不同，這場災難是新體制直接導致的後果。在此問題上反對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尼古拉．布哈林，將該體制形容為是對農民的「軍事和封建剝削」。飢荒是可怕的社會退步的一個悲劇性例證。這種退步伴隨著通過20世紀20年代末強制集體化對農村發起的攻擊。
1921年至1922年的飢荒，蘇聯當局還表示承認，甚至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試圖糾正。與此不同，1932年至1933年的饑荒卻一直被該政權否認。國外極少數的聲音曾試圖喚起人們對這一悲劇的關注，也被蘇聯的宣傳所消音。蘇聯當局得到了一些言論的背書，比如法國參議員、激進黨領導人愛德華．赫里歐（Edouard Herriot）的言論。他於1933年遍走烏克蘭，回國後即告訴世界，烏克蘭滿是「令人讚歎的灌溉耕地和集體農場」，促成了「絕佳的收成」。他總結說：「我穿越了整個烏克蘭。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整個國家猶如一座盛開著花的花園。」如此的視而不見，是格別烏為外賓們上演的一出「精采」作秀的結果。他們的行程僅包括集體農場和模型兒童花園。這種視而不見或許也因政治考量而加劇，尤其是法國領導人希望不損害與蘇聯就德國達成的共識。當時，隨著阿道夫．希特勒的掌權，德國變成了一種威脅。
儘管如此，德國和意大利的一些高級政治人物，仍掌握了關於蘇聯面臨的災難之規模的極準確信息。在哈爾科夫、敖德薩和新羅西斯克（Novorossiisk）發表的來自意大利外交官的報告，近來由意大利歷史學家安德烈．格拉齊奧西（Andrea Graziosi）發現並出版。其內容顯示，墨索里尼曾非常仔細地閱讀這樣的文本，充分了解當時的情況，但並未將其用於反共宣傳上。相反，意大利和蘇聯卻簽署了一項重要的貿易協定，以及《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這成為1933年夏季的一個標誌。大飢荒的真相遭到否認，成了被供奉在「國家理由」（reasons of state）祭壇上的祭品。長期以來，僅通過烏克蘭流亡者組織發布的發行量很少的小冊子，而為人所知。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後半期，西方史學家和前蘇聯一些研究者出版了一系列作品之後，真相才廣為人知。
為了了解1932年至1933年的飢荒，至關重要的是，要把蘇聯國家與農民之間關係所處的背景，理解為是農村強制集體化的結果。在新集體化的地區，集體農場發揮著戰略性作用。其部分作用是通過越來越多地染指集體收成，來確保實現對國家固定的農產品供應。每年秋季，政府的徵糧運動就會變成國家與農民之間的一種較量。農民們拚命想留下足夠的收成，來滿足自己的需求。簡單地說，徵用就是對農民生存的威脅。一個地區的土地越肥沃，國家索要的份額就越大。1930年，國家拿走了烏克蘭30%的農產品，從北高加索富饒的庫班平原拿走38%，從哈薩克斯坦則拿走33%的收成。1931年，收成大幅減少，在上述同樣地區徵收的百分比卻分別為41.5%、47%和39.5%。拿走如此規模的農產品導致生產周期陷入完全混亂之中。以往在新經濟政策下，農民出售總產量的15%至20%，留下12%至15%用於播種，25%至39%用於餵牛，其餘則供自己消費。農民與地方當局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前者決定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留部分收成；後者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執行一項看起來越來越不切實際的計劃。該計劃在1932年尤其如此，當時政府徵收目標比前一年高出32%。
1932年的徵收運動起步非常緩慢。打穀一開始，集體農場的農民就嘗試每晚藏匿或偷走部分收成。一種消極的抵抗運動成形了，並因幾乎一切有關人員之間的默契而得以強化。這些人包括集體農場的工人、民兵、會計師、農場經理（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農民工，直到臨近此時獲得晉升），甚至是地方黨委書記。為了徵收想要的糧食，中央當局不得不派出新的突擊部隊。這些部隊是從城裡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中招募的。
以下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一名指導員寫給其上級的報告，講述了關於他在伏爾加河下游產糧區的任務，讓人感受到此時農村的戰爭氣氛：
「幾乎任何人都在進行逮捕和搜查：農村蘇維埃成員、任何從城裡派來的人、突擊部隊和任何有時間和精力的共青團團員。今年，所有農民中已有12%的人受審，不包括被放逐的富農、被罰款的農民等。根據以往地區檢察官的計算，在過去一年裡，全國成年人口的15%成為這種或那種鎮壓的受害者。如果加上上月約800名農民被逐出集體農場的事實，你就可了解這種政府鎮壓的規模……大規模鎮壓在有些情況下是合理的。如果我們不考慮這些情況，我們就必須承認，每當鎮壓措施越過一定門檻時，其有效性必然會降低，因為實施這些措施確實變得不可能了……監獄全部爆滿。巴拉切沃（Balachevo）監獄的人數是它最初打算容納的5倍以上。有610人被塞進伊蘭（Elan）小小的地區監獄。上個月，巴拉切沃監獄把78名囚犯送回了伊蘭，其中48人還不到10歲。21人被立即釋放。他們使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強迫。為了顯示這種方法是多麼的瘋狂，我將談談關於這裡個體農民的事，他們只是想成為優秀的農民。
「這是農民正如何受害的一個例子：在莫蒂西（Mortsy），一名實際上完成其定額的農民來見區執行委員會主席弗米喬夫（Fomichev）同志，要求被放逐到北方，因為正如他所解釋的，『在這些條件下沒有人能活下去。』我聽說了另一個類似的例子，來自亞歷山德羅夫（Aleksandrov）農村蘇維埃的16名農民都簽署了一份請願書，也要求將他們驅逐出該地區……總之，暴力似乎成了現在唯一的思維方式。我們總是『攻擊』一切。我們『開始猛攻』收成、貸款等。一切都是攻擊；我們整夜『攻擊』，從晚上9點或10點一直到黎明。每個人都遭到攻擊：突擊部隊找來每個沒有履行義務的人，並『說服』他，使用的是你能想像的一切手段。他們攻擊其名單上的每個人， 就這樣夜復一夜地進行著。」#（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