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4月14日讯】【热点互动】（1748）千里寻夫遭软禁 弱女子将笑倒红墙？
709大抓捕事件中，维权律师王全璋已经被失踪超过了一千天。4月4日，他的妻子李文足发起了千里寻夫的行动，但是在中途却被强行送回了北京，并且派了几十人看守，而且还打伤了去探望她的朋友。为什么当局会惧怕一名寻找丈夫的女子？王全璋被失踪一千天，为什么至今仍无说法？
主持人：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709”大抓捕事件中，维权律师王全璋已经被失踪超过一千天，4月4日，他的妻子李文足发起了千里寻夫的行动，但是在中途却被当局强行送回北京，并且派了几十人看守，而且还打伤去探望她的朋友。
为什么当局会惧怕一名寻找丈夫的女子，王全璋律师被失踪一千天为什么至今仍然没有说法？就这些相关话题，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齐分析、解读，一位是现场的纽约大学访问学者，原大陆维权律师滕彪先生，滕彪律师您好。
滕彪：您好，大家好。
主持人：另外一位是在电话上和我们连线、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律师，朱律师您好。
朱婉琪：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观众朋友，节目开始，请先看新闻资料短片。
4月9日，李文足的徒步寻夫行动进入第6天，晚上10点，李文足在推特发文说：上午10点55分左右，刚到宾馆一楼大厅退房，突然看到一群人涌进大厅，把我们团团围住，其中一人一声令下“控制手机”，我的手机立马被抢走，只录了4秒的视频。随后一男一女上前狠狠抓住我的胳膊，天津国保刘亚军在我背后猛推狠搡，结果不到一分钟，我就被塞到了一辆轿车上。
李文足随后被控制在天津武清区豆张庄派出所，当天下午5点左右，李文足在709案维权人士勾洪国与妻子樊丽丽的陪同下，离开了派出所。
2015年7月9日开始，中共在全国范围对维权律师进行大抓捕，7月10日，北京律师王全璋与外界失去联系。2017年2月，他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关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不让家属和律师会见，案子也一直没有审理。
王全璋长期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当他还是学生时，就为山东省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协助，成为律师开始执业后，他代理过农村土地拆迁、异议人士和大量法轮功学员案件。
主持人：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节目，欢迎您在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电话（646）519-2879一齐参与讨论，或者给我们发送短信，也可以在YouTube上与我们进行文字互动。
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王全璋律师失踪一千天，他的妻子李文足发起的千里寻夫行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滕彪律师向我们介绍一下“709”案件，您向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然后再说一下王全璋律师为什么被抓了一千天，失踪之后至今没有任何消息？
滕彪：“709”案是中共对维权律师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镇压，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清洗。2015年7月9日，王宇、包龙军、周世锋等一些维权律师、7月10日王全璋等很多人权律师被抓捕，实际上以绑架的方式被抓捕，随后的几个月之内，超过三百二十多位人权律师受到抓捕或者绑架、或者失踪、或者是警告、询问，直到今天还有一些709律师被关押，包括周世锋、江天勇、（屠夫）吴淦等等，王全璋是唯一一个一千多天还没有任何消息，没有见到律师和家属的唯一位709律师。
为什么王全璋的案件这么特殊？哪怕在709律师里面也是非常极端的案件，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分析，比如说，有的人甚至认为他已经在里边被打死了。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基本上完全可以确定他一定受到了极其残酷的酷刑折磨，像很多已经被释放的其他的维权律师反应，在里面受到各种各样的酷刑，肉体上的酷刑、精神上的酷刑，包括强制喂药等等，王全璋有可能没有按照当局的要求悔罪、认罪或者上电视公开忏悔。我们只能是根据各种讯息来猜测。
主持人：我们看到有警察对王全璋的家属说“王全璋不配合”。不知道您怎么理解所谓“不配合”？
滕彪：首先我们要清楚，709律师也好，像王全璋等所有这些人权律师，他们在过去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做的都是推动人权、捍卫法治、捍卫信仰自由等工作，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作为他们的朋友、同事，对他们非常了解，他们不可能去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在这样的前提下，所谓的“配合”就是当局想让他们认罪、想让他们承认勾结西方敌对势力去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其它罪名比如扰乱公共秩序或者泄漏国家秘密等。
当局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会给他们安罪名，会引导他们去承认某种罪名，最后给他们判刑；所谓的“不配合”就是不愿意按照当局的意思去做材料。
主持人：朱律师，我们知道王全璋在失踪以后，他的妻子李文足长年累月地追查王全璋的下落，我们看到李文足通过媒体暴露出的消息，她遭受到各种对待甚至遭受到暴力对待。我不知道中共当局为什么对一个弱女子会采取这些手段呢？
朱婉琪：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我们的观察，说“李文足是弱女子”并不是非常准确的形容，她在中共眼中认为是非常坚强的女子，是坚强而坚定地揭露中共对她丈夫以及其他维权律师暴行的一位女子。
我想今天中共最恐惧的不只是李文足的嘴以及李文足的脚，因为她在千里寻夫的过程中，都在揭露中共事实上没有依法治国、在残害一个帮助弱势群体的律师先生，这个行动的本身，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对于中、港、台来讲，大家都是十分的佩服、十分同情，可是看她在所有视频当中的表现，大部分时间是面带微笑。
你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弱女子笑倒红墙”其实是很准确的，李文足的笑容让我想起千里救父的高智晟的女儿，高智晟的女儿耿格来台湾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台大的记者会现场，在开记者会之前，《环球时报》对她还有高智晟又进行了一连串的诬蔑，我记得在走进记者会现场的时候，耿格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她说：“阿姨，我们不要沮丧，我们不要面带愁苦；我们要面带微笑来救我的父亲，来告诉大家，他们（指中共）是怎么迫害我的父亲的。不要让他们觉得赢了！”
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虽然看起来是单独的弱女子，其实她们正代表的是在中国最强势的声音，最坚定、最柔软的力量。我觉得千里寻夫的李文足，或者是台湾良心犯李明哲的太太李净瑜，包括耿格，这些女性为了她们心爱的、最亲爱、最正义的家属站出来的举措，我们在脸书、推特、“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路”上面，都以最高分贝、传播真相的方式让国际社会知道、非常确切地了解，今天共匪（我用共匪这两个字也是准确的，我在台湾成长时代对于中共的叙述）是不可能依法治国的，它残暴而愚蠢地向国际社会证实一件事：依法治国是大骗局。
王全璋律师被捕千日，到目前为止生死不明，中共对他的太太、孩子也不放过；国际社会、中港台的华人律师如何相信中共流氓政权会依法治国？对比现实，“千里寻夫”戳破了中共中央的“依法治国”是最大的骗局。
主持人：我觉得您出于女性的角度来理解一下，刚才您提到李净瑜也好，耿格也好，还有李文足也好，为什么她们的内心这么强大、这么坚定？
朱婉琪：我觉得她们有共同的特性。我特别想提台湾对于王全璋的感情跟理解，包括高智晟还有刚才滕彪律师所讲的几位大律师，他们的义行我们在网路上看到，可是我们实际见到本人，王全璋对于台湾尤其是主流社会的律师是熟悉的，因为台北律师公会曾特别邀请王全璋来台湾进行维权律师的交流。
我想提一件事情来回答主持人的提问。我有一次带王全璋到一家潮州餐馆，我们坐在包间，包间隔音不是很好，每一间房间好像都很近，台湾人中午吃饭吵吵嚷嚷、声音很大，王全璋在那次见面当中，他以法轮功学员的被告辩护律师告诉我中共是如何迫害法轮功学员，他讲话声音非常大，我霎时发现，旁边包间的台湾人全都安静下来听他叙述。
他讲的揭露中共暴行的话，有他亲身的经验、力度以及无畏的勇气。道不同不相为谋，反映在他的配偶身上，他们肯定都是具有同样的韧性、同样的坚定和同样勇气的人，成为夫妇。所以我一点都不会怀疑今天的李文足，即便王全璋在里面生死不明，可是李文足已经把王全璋的精神以及维权律师受到迫害的种种不堪，以她最坚定的个性和表达方式告诉了世界。
主持人：滕彪律师，我也想了解一下，刚才朱律师谈到王全璋律师曾经在台湾讲到大陆的一些遭遇，揭露中共的邪恶，您以前也在大陆做过维权辩护，我不知道您遇到过没有这种情况？
滕彪：我在中国大陆从2003年之后做人权律师，参与了很多敏感案件、人权案件的辩护，以及其它一些敏感的政治活动，会遇到很多麻烦，从一开始比较轻的像警告、大学停课，后来被吊销律师证，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包括软禁，至少三次被绑架、失踪、遭受酷刑。
主持人：这都是您的亲身经历？
滕彪：对。比较严重的一次就是2011年“茉莉花”那一次被绑架，关押70天，受到各种酷刑。
主持人：您做了什么？
滕彪：它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过去所做的所有人权工作的一种报复，一方面是报复，另一方面通过对我们的绑架、酷刑，让我们以后不敢去从事这些工作，而且经常让我们作出有时是书面的、有时是口头的各种保证，以后不再去代理敏感案件、不能再写敏感文章等等，风险程度不一样。比如有一些人权工作会有麻烦，那个麻烦还比较小，“被喝茶”之类的，但是有一些领域是最敏感的，法轮功是最明显的一个，然后包括藏族的、西藏的案件，新疆维族的案件，包括就是涉及到一些政治犯，涉及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这几类是最敏感的。
主持人：就是中共的禁区完全不能触碰。
滕彪：对，它有很多不同的禁区，有一些东西比别的更危险，法轮功、西藏、新疆就是比其它的案件，人权案件，比如说拆迁啊、一些冤案啊，更危险。比如说我亲身经历的，就是2007年在石家庄的王博案，当时有6个律师介入，公开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我就是从法庭上被4个法警抬出去，然后抬到法院大门外等等，然后那整个的气氛让人感觉到就是非常恐怖。
主持人：那我想很好奇啊，就是说当您遇到这种恐怖的事的时候，那您怎么样走过来的呢？您事后是怎么做的呢？是继续，还是做这种维权辩护，还是说产生一些？
滕彪：第一，在做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对中国的这个政权、对它这个政治制度的性质，我们都有了解，也知道之前包括，远的不说，从民主墙到1989年等等这些民主前辈他们受到的各种遭遇，我们都清楚，有的判20年无期徒刑，有的死在监狱里，所以我们是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们觉得是在做一个正义的事情，所以就是有心理准备。
第二就是，在当时并不太害怕，就是事后会有一些害怕，一般情况就是在被抓被打之后，有一段时间会比较有一些恐惧，然后会往后退一点，但是我在国内十几年的抗争，我给自己的总结就是“退寸进尺”，他找我麻烦给我压力、有的时候给家人压力，那我就要往后退，然后让这些国保也有一个交代，但是退了一寸之后，过一段时间要再往前走，代理更多更敏感的案件，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无法再退，就变成了彻底的国家的敌人。
主持人：有观众朋友给我们短信留言，观众朋友是这么说：“正义律师被迫害恰恰说明中共的邪恶，向王全璋、滕彪、高智晟、朱婉琪律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你们太了不起了！”我不知道滕彪律师您听到观众这么一个留言，您心里什么感受呢？
滕彪：对，这实际上也是支撑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个原因，很多人还在国内坚守，明知道很危险还是在坚持去做。像我出来之后，我还是继续去帮助国内的这些维权律师朋友，去做推动中国人权跟民主的工作。就是民众的支持包括精神上的各种鼓励，也是我们走过来的一个动力，也给我们很多温暖。但是在中国是少数，大多数人他们不敢公开的发言、不敢公开的给我们表示支持，但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正义的事业，我们将会赢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支持。
主持人：好的。朱律师，我也很好奇，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因为滕彪律师刚才说到像大陆好多这样正义的维权律师，基本上都遭受到了中共这种干扰啊、迫害啊等等的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您在国际上一直在维护人权，尤其是您作为法轮功人权律师发言人，您有没有受到中共骚扰的这种情况呢？
朱婉琪：我其实是从法轮功受迫害第一天开始就从事法轮功人权工作，等于从1999年的“7‧20”开始，这18年来呢，也快要将近19年了，比较清楚的话，大概在法庭上面，这个中共的特务呢，我们控告在台湾的中共的特务，他在法院上面，在检察官和法官的面前就当庭的公然的威胁我。
另外的话，在景点，大家都知道101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真相点，劝退中国人退出中共，我不必去呢，他们都一天到晚在景点上骂我；然后在网路上面更是造谣、诽谤；另外会打电话到家里头来，或者是我出去到饭店里面会打电话威胁，那我都报案过。
你知道吗，就是说，我相信广大的观众都可以很理性的理解，对于海外我们这些律师都能够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来威胁、来诽谤的话，你可以想见包括滕彪律师以及其他“709”（律师），以及更早的高智晟律师，他们的情况应该是千万倍于我们。所以他们对我的这些威胁会更激发我更努力的去声援中国的维权律师，还有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海外自由社会的律师和一般的民主正义的人士的人身自由都会受到威胁，那你想想看，那里面的情况不是更需要我们去声援吗？
所以我想，滕彪律师，我也是因为王博案所以认识他的。当初台湾人权促进会跟我还有一些司法改革基金会，就有声援滕彪等6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王博案这种很伟大的精神，然后在高智晟律师、这些律师其实是帮助了台湾，也帮助了香港，也帮助了世界，去认识中共这个狰狞的、残暴的、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违反联合国律师角色作用基本原则的中共政权的一个真面目。
我们感谢滕彪律师，也感谢所有在里面继续去坚持、去维护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弱势团体的维权律师，他们这些牺牲和奉献。我们不希望他们牺牲，所以我们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希望广大的看到《热点互动》节目的观众朋友，无论如何，你是在自由社会里面，你需要用键盘战来支持这些维权律师，然后来关注这些受迫害的事件，这是我们在自由社会的人当中，无论你是不是律师，你身为一个享受自由的人，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权也受到重视的话，首先你要有勇气去保护、去尊重别人的人权。
主持人：我觉得刚才朱律师谈到这一点，也正是我想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媒体报出来的消息，就是说李文足她千里寻夫这个行动之后，被当局抓回去然后软禁起来，那我们看到有几十人在她的楼下，在监控在看着她，把她软禁起来的这种情况，而且有去探望李文足的这些朋友被这些人给打伤了。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据说那是有在楼下采访的一个境外的媒体记者也被这些人给打了。我不知道中共当局为什么会对这个事这么紧张？
滕彪：中共它一直是超越法律之外，它就一直是在法律之上，它有很多漂亮的口号，依法治国啊，什么保护人权啊，但是这都是骗人的！它这个政党，或者说整个的这样一个公权力体系、一个党国体系，它是完全践踏法律的，那具体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用这种便衣、国保、秘密警察，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身份，然后他们可以随便的抓人、随便的打人、绑架，像我们就是被绑架，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一直到被释放，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代表什么单位去抓我们。
主持人：他们没有亮出他们的身份吗？
滕彪：完全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什么工作证啊、什么警官证，或者是什么逮捕证，什么都没有。那像我们平时被软禁，也是这一批人，有的是国保、有的是政府雇用的一些打手，那看李文足的、看刘霞的等等都是，包括以前胡佳、陈光诚都是这一批秘密警察，广义上的秘密警察，就是这一批人，他们不用担心打人、抓人、犯罪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对于李文足的这一系列举动，当局是非常痛恨，也非常恐惧，所以刚才朱律师说，她本来是一个家庭妇女、一个弱女子，但是她有强大的内心，她极其勇敢，为了她的丈夫，她表现得非常非常令人尊敬。那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普通人可以具有非常非常强大的能量可以让当局恐惧，可以让当局花大量的维稳经费、雇用大量的国保打手去对付她。
主持人：有分析说，当局突然间对李文足这么紧张，有分析说可能是要对王全璋律师秘密审判了，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这样的事？根据您的经验，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滕彪：有这种可能，但是也未必。当局整个针对“709”的抓捕，包括平时对付维权律师、对付维权人士的种种手段，它本身就是肆意的，完全违背法治的，所以也很难通过某一个事件，像李文足千里寻夫受阻，然后就来推测王全璋要开庭。怎么说呢，他已经是1千天没有任何消息，已经是严重的践踏中共自己制订的刑法、刑诉法。
主持人：这是很荒唐的事。
滕彪：对，极其荒唐的事情。那至于什么时候开庭，什么时候宣判？我觉得也很难预测。
主持人：朱律师，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美国之音”爆出来一个消息，说白宫的一个发言人叫诺尔特，他在自己的推特上，在他自己的官方推特上，对李文足千里寻夫这个事进行了一个赞赏的举动，并且呼吁中共当局要释放还有像江天勇、余文生等等这些律师。那我想了解一下，像诺尔特他这种行为是代表他自己呢？还是有什么背后的涵义？您理解的是什么一种情况？
朱婉琪：我想我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愿意去猜测她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想法，可是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律师来讲非常有意义，也是上次我在《热点互动》提到的，美国已经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包括滕彪律师，包括我们在海外的，都给了国务院一些迫害人权的名单。
当然，关于“709”，或者迫害“709”的维权律师、还有法轮功学员的这些名单，我们希望国务院不管是发言人，不是只有在你的推特上面讲一讲，我们希望你把这些我们提供的事证、还有这些名单，列入你们禁止入境以及冻结财产的考虑，一定要给这些共匪、这些匪徒，一些具体的制裁。
虽然刚才有滕彪所讲的这些戴黑头套的人、秘密警察，我们不见得知道他是谁，可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们要搜集这些人、还有他们的长官，这个指挥链上到底是谁下了这些命令，要求殴打、去迫害、去酷刑律师以及法轮功学员的？然后我们交给美国政府，我们希望国务院的两个program，一个是禁止入境的、一个是冻结财产的。能够非常严肃的把这些人列入黑名单，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途径。
那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向滕彪律师以及其他律师也要求，如果你们有确实的“709”或者其他维权律师受迫害的恶人的名单，也请你提供给台湾，我们会交给台湾政府。各位都知道了，去年的12月，台湾陆委会的发言人明白的告诉了世界：迫害法轮功的，包括“610”办公室的人士，是不能够入境的。那这些迫害人权的、迫害“709”律师、迫害王全璋的人，当然也不应该进入台湾，也不应该进入美国。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保护李文足的安全，对于王全璋案子的继续关注，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对迫害他的人要禁止入境、冻结财产，这都是美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境内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付诸实行。
主持人：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消息，滕律师，也是“美国之音”爆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川普总统可能会对一些人权侵犯，对迫害信仰自由这样的人权犯罪，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像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
滕彪：对，刚才朱律师提到这个马格尼茨基法案，事实上它不光是美国，美国之前有一个马格尼茨基法案，后来扩展到全球，像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以及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都已经出台或者准备出台这样的类似的马格尼茨基法案，那就是让这些人权侵害者、人权恶棍不能够入境，包括采取冻结财产等等措施，我觉得这种做法还是比较有效的，对于中国的这些作恶者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警示作用，而且能够起到实际的压力。
我也参与了向美国有关部门提交名单、准备资料的一些工作，但是实际上也有一些难度，而且结果也让我们有一些失望，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就是中国的人权侵害者，包括腐败官员，能够进入到这个黑名单。比如说我们提到傅政华对“709案”的一个直接责任者，当然背后有中共高层，但是按照这个法案，太高级别的也很难进这个黑名单，我们希望像傅政华这样的人能够被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级别比较低的公安局的局长。有很多外交层面现实政治的考虑。
所以川普总统他有很多言论是跟人权、民主价值不是太协调，很多人对他的人权政策也都比较失望，但是我们还要看接下来，因为美国也好，就是西方民主国家也好，他不是一二个总统来决定，他有很多的这种权力制衡，包括公民社会、媒体等等，也有很大的力量。另外就是中美贸易战，川普希望能够更多的动用这些经济手段；也有人建议把人权做一个贸易战的一个筹码。当然我们作为人权工作者不愿意看到人权被当作筹码，一会儿用，一会儿不用，但是总比完全不用要好。
主持人：好的。我们现在又有观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读一下：“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冒着生命危险，这种精神上的伤害、肉体上的伤害，为民发言，我们向你们致敬，红墙很快就会被踏成一堆废土。”
朱律师，这也正好是我要提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像李文足也好，海内外的这些维权律师也好，就是在受到打压的情况下还在继续做着维权的事情，那有人说就是说中共的红墙会在这些人追求正常生活的笑声当中，这个红墙会倒塌，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这样的事情？
朱婉琪：我用我的话来讲的话，回应主持人说的，其实就是和平的解体中共才能够结束迫害，今天不是以暴力和革命的手段。为什么这个律师也会出来响应这样和平解体中共的退党的一个活动呢？就是没招了。你看现在在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宪法，以及一直到低阶的法律，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流氓政权的家规，它想用的时候就用，它要办私刑的话，它就做私刑，这样子的一个政权，你有什么其它的法律手段能够停止它的暴行吗？没有！只有和平的解体它。那和平解体它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精神上的觉醒，对跟这个共产党以仇恨为因素的中共彻底的分开，彻底的决裂。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所谓的“笑倒红墙”，它不是一句空话，它的一个具体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包括中国的主流社会，以及海外的主流社会，在21世纪的今天，很理性的、很平和的把中共迫害人民、迫害律师、不讲法治的流氓作为，传播给世界各地，也鼓励中国人精神自救，然后很和平的、很理性的向《大纪元》退出中共。当大家都不再支持中共的时候，自然而然它的力量就在削减当中。
所以和平解体中共，我觉得是21世纪中国民众，也包括我们在海外声援中国人，真正爱中国的民众的一个历史的使命，这也是我身为18年的中国人权工作者，看到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法律真的是没招了。所以，和平解体中共，我在此提出这样子的呼吁以及声援。
主持人：您觉得李文足千里寻夫这样的事情对中国人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吗？朱律师？
朱婉琪：凭良心说，其实李文足因为是王全璋的事情，我们得到了国际的关注，所以李文足这样伟大的事情也不断的出现。其实我们都知道还有很多上访的民众，也是为了她的先生、为了他的亲人、为了他自己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受到迫害，也是不远千里的去上访，然后他们所受到的迫害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李文足还有王全璋的事情是整个中共迫害中国人的一个缩影，或者是一个焦点。可是更多的广大民众那些上访，也是不远千里为自己争取自由、人权和财产自由的恢复，这些中国人我们都要关注，关注不完的。
所以今天主持人还有节目是以李文足、王全璋这个维权律师受迫害为主题，那我们在广而扩之的话，对于那些所有受到迫害的上访民众，我们觉得中国的全民反迫害，大家要站起来像李文足一样，控告中共当局。因为我知道她也开始申请什么行政覆议，不管这个手段有没有具体实施的效果，可是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中共会更加恶劣的在黑暗的地方打击善良的民众。
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都成为李文足，都能够站出来为你自己，和为你周遭被迫害的好人、法轮功学员、维权律师来伸张正义。
主持人：滕律师，我也想听听您对这个事的看法，就是李文足这个事带给咱们中国人一种什么样的启示？
滕彪：李文足她的勇敢抗争的确鼓舞了很多中国人，也让国际社会更清楚的认识到中共的这种黑暗、这种邪恶。但是要想让整个中共，就是要解体中共，要让中国民主化，还有很多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也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共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不断的去抓人、去封网、去洗脑，让很多人接触不到这些信息，让很多人不敢反抗，它现在对整个中国的控制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的这种声援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我也相信不会，中共它也不会用这种野蛮让所有的人都退缩，总有会人站出来去抗争，去推动人权，去争取民主。
主持人：全民觉醒。
滕彪：对。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观众朋友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