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1918年4月11日至12日晚，契卡发起了首次重大行动。当时，一千多名特种部队小分队人员，向莫斯科约20个无政府主义者据点发动猛攻。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有520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捕；25人被作为“土匪”就地处决。“土匪”一词从此即特指罢工工人、逃避征兵的逃兵，或抵制强制征粮的农民。
继首次成功之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还发起其它“平定”行动。捷尔任斯基于1918年4月29日写信给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大幅增加契卡资源。“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写道，“面对各方面反革命活动的增加，契卡的活动几乎必定会呈指数级增长。”
捷尔任斯基所指的“特殊时刻”，看似的确是建立政治和经济专政、加强镇压日益敌视布尔什维克的群体的决定性时期。自1917年10月以来，布尔什维克就没做过任何事情来改善普通俄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保障1917年全年他们被赋予的基本自由。布尔什维克以前被视为唯一将允许农民获得渴望已久的土地的政治力量，此时则被视为想窃取农民劳动果实的共产党人。农民们想知道，这群最终给了他们土地的布尔什维克，与看似正扣留他们索要赎金，甚至想剥下他们背上衬衣的共产党人，真的可能是同一伙人吗？
1918年春是一个关键时期，一切仍有待定夺。苏维埃还未被噤声和转变成国家机器的简单工具；它们依然是布尔什维克和温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真正政治辩论的论坛。反对派的报纸，尽管几乎每天都遭到袭击，但仍继续存在。在各机构争夺民众支持的同时，政治生活也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生活条件恶化和城乡间经济关系全面崩溃。在此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获得了不可否认的政治胜利。在新苏维埃的选举中，尽管有一定数量的恐吓和选票操纵，但在举行投票和公布结果的30个主要省会中的19个，他们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政府以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加强专政来作出回应。由于通讯系统特别是铁路严重崩溃，经济分配网路土崩瓦解。由于制造业产品的缺乏，农民没有出售其产品的积极性。对农民的所有激励似乎都已丧失。这样，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保障对军队和城市──权力和无产阶级中心的粮食供应。布尔什维克有两个选择：他们要么尝试复兴某种市场经济，要么使用额外的限制。他们选择了第二个选项，确信有必要在摧毁旧秩序的斗争中更进一步。
1918年4月29日，列宁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发言时，开门见山地说：“当推翻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时刻到来时，小农──只拥有一小块土地的人与无产阶级并肩战斗。但现在我们的道路已出现分化。小农一直害怕纪律和组织。现在是我们抛弃怜悯，转而反对他们的时候了。”几天之后，粮食人民委员在同样的会议上称：“我说得相当公开；我们现在处于战争状态，只有用枪，我们才会得到我们所需的粮食。”托洛茨基本人补充说：“现在，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内战。内战就是为面包进行的斗争……内战万岁！”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卡尔．拉迪克（Karl Radek）1921年拟定的一份文本，透露了布尔什维克1918年春季的政策。那时距离一场武装冲突爆发还有几个月。在这场冲突中，红军和白军交战了两年。该文本中说：“农民刚刚从国家手里获得土地，他们刚刚从前线返家，他们持有自己的枪支。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可以概括为‘谁需要它？’他们对国家的漠不关心已达极致。如果我们决定提出征收某种食品税，那将是行不通的，因为国家机器无一留存。旧的秩序消失了。没有真正被强迫，农民是不会交出任何东西的。我们在1918年初的任务相当简单：我们必须让农民理解两件很简单的事情：国家对他们生产的东西有要求拥有的权利，而且有办法去行使这些权利。”
1918年5月和6月，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了两项决定性措施，揭开了内战期的序幕。这些措施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1918年5月13日，一项法令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特别权力，要求其征用所有粮食并建立一支实际上的“粮食军队”。到7月份，近12,000人参加了这些“征粮队”。在1920年全盛时期，这些小分队拥有24,000名以上的男子，其中一半以上是来自彼得格勒的失业工人。他们被当局给予体面薪水和相称份额被没收的食品的承诺所吸引。第二项决定性措施是1918年6月11日的法令。依照该法令，政府设立了贫农委员会，下令贫农与征粮队密切合作并征用物资，以换取一定份额的收益，即较富裕的农民（better-off peasants）可能为自己保留的任何剩余农产品。这些贫民委员会很快取代了农村苏维埃。政府认为，这些苏维埃不可靠，因为它们受到社会革命党意识形态的“污染”。鉴于贫农被命令执行的任务（强行抢占他人的劳动成果）以及驱使他们的动机（权力、对富人的挫败感和嫉妒，以及分赃的许诺），可想而知，布尔什维克权力在农村的这首批代表到底是什么样子。正如安德烈．格拉齐奥西（Andrea Graziosi）尖锐指出的：“这些人忠于事业，更确切地说，是忠于新政权。他们拥有不可否认的行动能力、摇摆不定的社会和政治良知，以及对自我发展的兴趣。这一切同传统的行为模式结合在一起。这些行为模式包括残酷对待下属、酗酒和任人唯亲……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这种平民革命‘精神’渗透新政权的方式。”
尽管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但这些穷人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花了很长时间才顺利起步。正是利用农民中最穷那部分的想法，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对农民社会深深的不信任。按照一个相当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图式，他们想像农民社会被分化成敌对的阶级，而事实上它展现给世界的是一个相当坚固的阵线，尤其是当面对来自城市的陌生人时。平均主义和社区意识这些乡村本能，当交出剩余物的问题出现时，开始盛行起来。没有迫害少数富农，而代之以根据人们需要，把大部分征用物在同一村庄进行简单再分配。这一政策离间了庞大的农民核心群体，不满情绪很快蔓延开来，许多地区都爆发了动乱。面对常被军队或契卡分队增援的征粮队的暴行，一支真正的游击队自1918年6月起开始成形。7月和8月，布尔什维克控制区爆发了110起农民暴动。布尔什维克称其为“富农叛乱”──在他们的术语中，意思是暴动涉及整个村庄，叛乱分子来自所有阶级。布尔什维克1917年靠不反对抢占土地而赢得的信任，在几个星期内全部化为乌有。三年多来，粮食征用政策引发了数千起骚乱和暴动，这一切蜕变为真正的农民战争，被可怕的暴力镇压下去。#（待续）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