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1918年4月11日至12日晚，契卡發起了首次重大行動。當時，一千多名特種部隊小分隊人員，向莫斯科約20個無政府主義者據點發動猛攻。經過數小時的激戰，有520名無政府主義者被捕；25人被作為「土匪」就地處決。「土匪」一詞從此即特指罷工工人、逃避徵兵的逃兵，或抵制強制徵糧的農民。
繼首次成功之後，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兩地還發起其它「平定」行動。捷爾任斯基於1918年4月29日寫信給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大幅增加契卡資源。「在這個特殊的時刻」，他寫道，「面對各方面反革命活動的增加，契卡的活動幾乎必定會呈指數級增長。」
捷爾任斯基所指的「特殊時刻」，看似的確是建立政治和經濟專政、加強鎮壓日益敵視布爾什維克的群體的決定性時期。自1917年10月以來，布爾什維克就沒做過任何事情來改善普通俄國人的日常生活，也沒有保障1917年全年他們被賦予的基本自由。布爾什維克以前被視為唯一將允許農民獲得渴望已久的土地的政治力量，此時則被視為想竊取農民勞動果實的共產黨人。農民們想知道，這群最終給了他們土地的布爾什維克，與看似正扣留他們索要贖金，甚至想剝下他們背上襯衣的共產黨人，真的可能是同一夥人嗎？
1918年春是一個關鍵時期，一切仍有待定奪。蘇維埃還未被噤聲和轉變成國家機器的簡單工具；它們依然是布爾什維克和溫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真正政治辯論的論壇。反對派的報紙，儘管幾乎每天都遭到襲擊，但仍繼續存在。在各機構爭奪民眾支持的同時，政治生活也蓬勃發展。這一時期的特徵是生活條件惡化和城鄉間經濟關係全面崩潰。在此期間，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獲得了不可否認的政治勝利。在新蘇維埃的選舉中，儘管有一定數量的恐嚇和選票操縱，但在舉行投票和公布結果的30個主要省會中的19個，他們仍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政府以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加強專政來作出回應。由於通訊系統特別是鐵路嚴重崩潰，經濟分配網路土崩瓦解。由於製造業產品的缺乏，農民沒有出售其產品的積極性。對農民的所有激勵似乎都已喪失。這樣，根本的問題就在於保障對軍隊和城市──權力和無產階級中心的糧食供應。布爾什維克有兩個選擇：他們要麼嘗試復興某種市場經濟，要麼使用額外的限制。他們選擇了第二個選項，確信有必要在摧毀舊秩序的鬥爭中更進一步。
1918年4月29日，列寧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發言時，開門見山地說：「當推翻資本家和大地主的時刻到來時，小農──只擁有一小塊土地的人與無產階級併肩戰鬥。但現在我們的道路已出現分化。小農一直害怕紀律和組織。現在是我們拋棄憐憫，轉而反對他們的時候了。」幾天之後，糧食人民委員在同樣的會議上稱：「我說得相當公開；我們現在處於戰爭狀態，只有用槍，我們才會得到我們所需的糧食。」托洛茨基本人補充說：「現在，我們唯一的選擇是內戰。內戰就是為麵包進行的鬥爭……內戰萬歲！」
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之一卡爾．拉迪克（Karl Radek）1921年擬定的一份文本，透露了布爾什維克1918年春季的政策。那時距離一場武裝衝突爆發還有幾個月。在這場衝突中，紅軍和白軍交戰了兩年。該文本中說：「農民剛剛從國家手裡獲得土地，他們剛剛從前線返家，他們持有自己的槍支。他們對國家的態度可以概括為『誰需要它？』他們對國家的漠不關心已達極致。如果我們決定提出徵收某種食品稅，那將是行不通的，因為國家機器無一留存。舊的秩序消失了。沒有真正被強迫，農民是不會交出任何東西的。我們在1918年初的任務相當簡單：我們必須讓農民理解兩件很簡單的事情：國家對他們生產的東西有要求擁有的權利，而且有辦法去行使這些權利。」
1918年5月和6月，布爾什維克政府採取了兩項決定性措施，揭開了內戰期的序幕。這些措施被稱為「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1918年5月13日，一項法令授予糧食人民委員部特別權力，要求其徵用所有糧食並建立一支實際上的「糧食軍隊」。到7月份，近12,000人參加了這些「徵糧隊」。在1920年全盛時期，這些小分隊擁有24,000名以上的男子，其中一半以上是來自彼得格勒的失業工人。他們被當局給予體面薪水和相稱份額被沒收的食品的承諾所吸引。第二項決定性措施是1918年6月11日的法令。依照該法令，政府設立了貧農委員會，下令貧農與徵糧隊密切合作並徵用物資，以換取一定份額的收益，即較富裕的農民（better-off peasants）可能為自己保留的任何剩餘農產品。這些貧民委員會很快取代了農村蘇維埃。政府認為，這些蘇維埃不可靠，因為它們受到社會革命黨意識形態的「污染」。鑑於貧農被命令執行的任務（強行搶占他人的勞動成果）以及驅使他們的動機（權力、對富人的挫敗感和嫉妒，以及分贓的許諾），可想而知，布爾什維克權力在農村的這首批代表到底是什麼樣子。正如安德烈．格拉齊奧西（Andrea Graziosi）尖銳指出的：「這些人忠於事業，更確切地說，是忠於新政權。他們擁有不可否認的行動能力、搖擺不定的社會和政治良知，以及對自我發展的興趣。這一切同傳統的行為模式結合在一起。這些行為模式包括殘酷對待下屬、酗酒和任人唯親……我們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這種平民革命『精神』滲透新政權的方式。」
儘管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但這些窮人委員會的組織工作花了很長時間才順利起步。正是利用農民中最窮那部分的想法，反映了布爾什維克對農民社會深深的不信任。按照一個相當簡單化的馬克思主義圖式，他們想像農民社會被分化成敵對的階級，而事實上它展現給世界的是一個相當堅固的陣線，尤其是當面對來自城市的陌生人時。平均主義和社區意識這些鄉村本能，當交出剩餘物的問題出現時，開始盛行起來。沒有迫害少數富農，而代之以根據人們需要，把大部分徵用物在同一村莊進行簡單再分配。這一政策離間了龐大的農民核心群體，不滿情緒很快蔓延開來，許多地區都爆發了動亂。面對常被軍隊或契卡分隊增援的徵糧隊的暴行，一支真正的游擊隊自1918年6月起開始成形。7月和8月，布爾什維克控制區爆發了110起農民暴動。布爾什維克稱其為「富農叛亂」──在他們的術語中，意思是暴動涉及整個村莊，叛亂分子來自所有階級。布爾什維克1917年靠不反對搶占土地而贏得的信任，在幾個星期內全部化為烏有。三年多來，糧食徵用政策引發了數千起騷亂和暴動，這一切蛻變為真正的農民戰爭，被可怕的暴力鎮壓下去。#（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