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2月08日讯】中共没有建政之前，武训曾是感动世界的平民教育家，还拥有几顶耀眼的桂冠，他是千古奇丐，也是“义闻千秋”、“懿行千古”的第一人，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生大字不识，靠着行乞，行大苦行，忍寻常百姓难忍之事，默默地做着亦如孔子的兴学大业，以其非凡的人生名垂千古。清廷为嘉奖其兴办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
1951年，《武训传》纪录片在中国大陆上映，上海等地的报刊都在称赞这部影片，时任中共的党魁虽然在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使其忙得不可开交，但却连续看了两遍《武训传》，之后他对江青等人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要进行大力批判。
《武训传》中有一句台词，是武训对着横刀跃马驰骋奔驰的周大说：“光杀人，能行吗？”正是武训的这句话，触动毛泽东嗜杀成性的敏感神经，于是批判武训、批判《武训传》的风潮迅速蔓延。
《武训传》仅是一部纯粹的文艺电影。但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下，和政治毫无关系的武训，在中共的强制下和政治产生莫须有的联系，成为中共共产运动下的斗争目标。
1951年7月，中共将武训定性为是以兴学为掩盖手段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文革中，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武训墓，掘出他的遗骨游街，当众批判后将其焚烧，挫骨扬灰。
被中共污蔑为“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武训，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武训是晚清光绪年间的乞丐，一生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当他忍苦兴办义学的事迹声名远扬后，引起海内外名家名流的震撼，在世人眼中“懿行千古、‘义闻千秋’、苦节宏愿”的武训，以一个人的屈辱下跪，帮助更多人挺起做人的尊严；以一个人的隐忍卑贱，托起一方贫苦，乃至社会崇学的风尚。
有人曾万分感叹地说：“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这话一点也不为过。
武训行乞集资办学
这要从晚清光绪年间说起，一天一个衣不遮体的乞丐在山东堂邑县沿街乞讨。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连说带唱，时而装扮成猪狗的模样，时而又学驴叫。其惟妙惟肖的表演与好玩的唱段，引得围观者一阵阵哄笑。
他的唱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乞讨，我积钱，修个义学为贫寒。”围观者中有不少人摇头：“乞丐还想兴修义学，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这个人就是唯一被载入正史的千古奇丐武训，他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就是这个非常普通的乞讨之人，却以非凡的人生名垂千古。
武训靠着乞讨，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多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据记载，武训乞讨所得，经营所得，30年间献给义学的经费高达28,880两。有人统计，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800万至1,000万元。
凭着这些钱财，武训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大富豪，过着衣食无忧的晚年，但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保持着严苛的自律，凡是用于义学的钱，他从不为自己动用一丝一毫。他仍然到处流浪乞讨，住破庙、碾棚、磨棚、瓜棚，从不肯奢侈一下，为自己改善一下卑微的处境。
这样的隐忍气度和宽仁胸怀，并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
清廷亲自为武训赐名
《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武训的事迹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只有武训一人。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人，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都是那种“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个赐名，在他老年时，清朝朝廷为嘉奖他兴办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
梁启超先生曾专门为武训撰写了《兴学节略》，赞武训的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卒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他始终“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冯玉祥将军称颂武训是“千古一丐”。冯玉祥还大声疾呼“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并于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
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陶行知先生的短诗《武训颂》对武训的一生做了概括，诗中这样说：“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
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着一件 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饱受不识字之苦生起办义学之念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训出生于山东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自小家境贫苦，七岁时父亲死了，生活更困难了，幼小的他随着母亲乞讨为生。武训年纪虽然小，但对母亲十分孝顺，每逢要到干净可口的干粮，都一定带回去给母亲吃，从来不肯自己吃，非常之懂事。
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驻足良久，他总是为里面的朗朗读书声深深吸引，他多么渴望能读书呀。然而在当时，就他的家庭条件，上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已。有一天，他鼓足勇气闯进学堂，请求私塾先生准许他免费入学念书。私塾先生不但不同情他，反而辱骂了他，并将他赶出门。
15岁时，武训来到姨父张老板家做工。为富不仁的姨父没有因为他们是亲戚而给予些微的优待，反而变本加厉地让他多干活，却从来不给他工钱，还常常有事没事就打他欺侮他。这一切，小武训都忍了。17岁时，武训又到李举人家当长工。一天姐姐托人捎来一封信附了几吊钱，李举人欺武训不识字，把信给他，把钱吞了。
武训过后知道提出质问，李举人不但矢口否认，还把武训痛骂了一顿。一次喂猪时，武训不小心把猪食洒在地上，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年除夕，武训给主人贴春联，因为不识字，把春联上下贴倒了，主人认为大不吉利，拳打脚踢，又吵又骂，不许他吃饭，罚他一夜不睡觉，在风雪严寒中在院子里站了一个通宵。
武训在李举人家里做长工三年，李举人一直没给他发过工钱。一次，武训的母亲病了，万般无奈，他开口向主人讨要工钱。没想到，李举人拿出了一个假账本，硬说早把工钱付清了。武训不识字，气得目瞪口呆，悲愤欲绝，反被李举人诬为有意讹诈，最后，武训被李举人的家丁打得头破血流，并被扫地出门。
这次的遭遇对他打击太大了，受伤害后的武训在庄子上的小庙里昏睡了三天。醒来后，他痛定思痛，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受尽欺辱，都是因为不识字。而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将永受人无端欺负。于是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让人们都能读书识字，不再受人欺凌。
边走边唱行乞集资
然而以赤贫之身办义学，旷古未闻，难度可想而知。但武训对此很有信心，他决心以一生的苦行和执著来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
1859年，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掀开了自己人生崭新的一页。他手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四处乞讨，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这个日后在教育史上名垂千古的乞丐，就这样拉开了行乞集资办学的非凡人生之序幕。
他一边行乞，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歌词似诗非诗，但有积极向上的内容，有一定的韵脚，内容全都与兴办义学有关。无论别人问话还是嘲笑，他都以唱歌做答；无论劳作还是休息，他都愉快地歌唱，如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他到处出卖自己的劳力，苦活累活抢着干，过着牛马式的生活，目的就是为攒钱办学。牲口做的苦力活，武训不以为苦，还快乐地唱道：
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
给我钱，我砘田，修个义学不费难。
又当骡子又当牛，修个义学不犯愁。
谁知，善良的武训再遭欺骗。一年后，武训辛苦积存的一点钱，都被他的姐夫骗去了。武训为此气得水米不进，伤透心了。几天后，他又缓过气来，潇洒地唱道：只见好人盖高楼，没有恶霸行到头。
一些人嘲笑他害了“义学症”，他坦然唱歌回答：“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要饭时，难免遇到吝啬不给东西的人，武训就达观地唱：“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饭。”当遭遇声色俱厉的谩骂时，他也不生气，唱歌以对：“大爷大叔别生气，你几时不生气，俺几时就出去。”
武训把要来的钱都积攒起来，要来的干粮，好的完整的卖掉，换成钱攒起来。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并以小曲来唱出自己的心声：
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
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
那些岁月，武训不知吃了多少苦。他一天到晚乐此不疲地干那些别人不肯干、不屑干的累活。如推磨、碾米、替人割麦子等。此外，还替人家大清早打扫茅房，出粪晒干后做肥料。有时也帮人挑水浇园，挑粮食，挑笨重东西等，按照路程远近和重量计算报酬，收入还算可观，就这样日积月累办义学所需的资金。
为了赚点钱来办义学，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到各处的庙会集市上耍把戏，以取赏钱。表演全身倒立“扛大鼎”，以手代脚做“蝎子爬”，翻身跳“打车轮”，趴在地上给孩子做马骑，还有锥刺身、刀破头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等等。如此作践自己的身体，都是为了兴办义学！
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邮差，拣收破烂，轧棉花，纺线等。武训就这样到处流浪，工作，要饭，漂泊。晚上就睡在人家的磨房，灶屋，或者是破庙里。每天深夜他还在如豆的灯光下搓捻线绳，绩麻缠线。他边绩麻边唱道：
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
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
29岁的那年，武训已攒下了一些积蓄，他用这些积蓄买了45亩便宜的低洼盐碱地，并愉快地唱道：
只要该我义学发，买地不怕买碱沙；碱也退，沙也刮，3年以后无碱沙。
只要该我义学发，要地不怕要大坑；水也流，土也壅，3年以后平了坑。
武训38岁那年，山东大旱，饿死不少人。武训用自己的钱买了40担高粱赈济百姓。武训的哥哥不务正业，常向他借钱，一些亲戚朋友也来要求他资助，武训都拒绝了，正色答之：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乡里一对孤寡的婆媳两人，靠要饭为生，好心的武训却慷慨地赠给她们10亩地，还唱道：
这人好，这人好，给她10亩还嫌少。
这人孝，这人孝，给她10亩为养老。
终生未娶，办起了三座义学
俗语说得好：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经过多年的辛劳，武训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他打听到本县（山东堂邑县）有一位举人杨树芳，为人正直，名声很好，值得信赖，想把钱存放在杨家，于是跑到杨府求见。
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训声泪俱下地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树芳举人深深为之感动，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助其完成夙愿。
光绪十二年（1886年），武训49岁，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名开明地主仰慕武训的为人，联合捐出土地供武训办义学之用。武训开始到各地购买砖瓦木料，并亲自押运。开工后，武训每天早起晚睡，在工地上搬砖打水，和工人们在一起共同劳动。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花钱4000余吊所建的第一所义学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落成了，取名“崇贤义塾”。武训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30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地一步步迈向目标。
“崇贤义塾”建成后，武训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杨树芳做学董，主持义塾，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开学当天，准备了丰盛的筵席招待学董、老师和乡绅，武训自己却在外面向来宾磕头致谢，坚决不肯入席，只在宴会后吃了些残羹冷炙以充饥。
义塾成立后，武训实现了心愿，但依旧以乞讨为生，依旧住在破庙里面，学生们集体跪求他来住义塾，他也不肯，说：“我过的生活自己不觉得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
一天大风，庙屋上的瓦刮下来，落到武训头上，砸得头破血流，他却悠然自得地唱着：“打破头，出出火，修个义学全在我。”
武训还十分关心义学里学生的读书情况，时不时来探视一下，对勤于教事的塾师，武训常常叩跪感谢；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则是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
一天清晨，学生都已到齐，塾师却尚未起床。武训悄悄地走进塾师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地流泪。塾师醒来后，武训说：“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
还有一位塾师请假回家，逾期不归。武训步行60华里赶到塾师家，孤身等候在门外一个通宵。塾师羞愧万分，再不敢超过期限。师生们感动于武训的真挚诚恳，没有一人再有一刻的疏忽怠慢，学风甚好，教学随之而相长。
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听说武训的义行，特地召见之。武训衣衫褴褛地步行到济南府。会面时，武训一面和张巡抚侃侃而谈，一面不断地捻着线头。他的率真纯朴令巡抚大为感动，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
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这本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在钦差面前，武训却不愿意下跪谢恩，也不愿意穿黄马褂，说：“义学正，不用封，黄马褂，没有用。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武训资助了证和尚230吊钱，又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武训搜集与购买了大量的有益图书，建起了读书会，专供没有钱买书的人自由借阅。有时他还携带图书到村镇的集市庙会上巡回展览，供乡亲们阅读。还大量翻印浅显的学习文章和书籍，免费散发给农民。
同年，朝廷官员，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武训在大街上拦轿募款。裕德捐给他两百两银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训花了3,000吊钱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即今天的山东省示范化学校临清“武训实验小学”）。
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过着清苦不勘的生活，在自己身上一文钱都舍不得花，倾其所有都办了义学，他晚年声名远播，赢得了广泛的敬重。
“御史巷义塾”建成不久，武训就积劳成疾身染重病，却不肯占用房间，躺在义塾的屋檐下休养。半个月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在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世，终年58岁，遵遗嘱葬于柳林崇贤义塾旁。
武训发丧之日送殡者达万人
发丧之日，沿路60里各村民众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达万人，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师生们哭声震天，老百姓们亦潸然泪下。
武训去世10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题词，刘继兴考证，当时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
到了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可惜此雕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坏。
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
据说，在军阀混战中，跟随孙传芳打仗多年，担任师长、副军长等要职的段承泽将军，当他驻军泰安时听到友人讲起武训的故事。段将军在无比的震撼着中幡然醒悟，当时定下“退赃赎罪”的志愿，他放下军中要职，将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
1933年，段将军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以期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这一事例印证了武训的精神，不仅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也超越他想要拯救的阶层。
（责任编辑：古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