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开始密集抓捕、传唤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师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谢燕益在被非法监禁553天后，获释回家。他在监狱中遭遇了怎样生与死的考验？谢燕益亲自写下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大纪元网站有幸首发此书，将分两大部分连载：其一为《709纪事》，其二为《和平民主100问》。
七、关于吃药、认罪与抗争
我们几乎所有709的受害者都被强制吃药，我也被强迫吃了近两个月的药。每天都有医生来送药，每次要打个手电筒向嗓子眼里照一照看你的药吃掉了没有。每次大概是4粒白色药片，他们说我体检的数据转氨酶高，肝有点问题，可我这个人从来都习惯吃素，吃得比较清淡，不抽烟又不喝酒，我的身体很好，一直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也不习惯吃药。我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特的，那个指标即使在别人那里是高的，可在我这里，我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在我这里可能就会达到某种平衡，况且即便有点问题，它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也未必是坏事，该来的就来，自然会有个结果。我跟他们理论了几次坚持不吃药，可是后来要强制灌食，医生、管教和所领导都要来了，我只好后撤一步。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向他们提出停药的要求，大概两个月的时候，给我停了。
据说当局有脑控研究项目，是国家机密，709所有人都要吃药有些匪夷所思，这种药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麻痹神经、破坏神经系统抑或是消除记忆力，谁也不知道。但如果这是真的，显然是反人类的罪恶。即便当事人身体真的有问题需要治疗，当事人及其亲属也应该有这个知情权和决定权，即我们有权利知道自己身体的具体情况、病理原因，要不要治疗以及如何治疗。当事人不是猪狗！只能按照你司法机关或看押机关的需要来治疗。
而且医务人员根本无法独立于当局，注定从一开始就有违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会受到医疗救治之外的因素影响甚至主导，不可避免地产生道德风险及违法行为，因此为狱所被羁押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医疗体系必须独立于狱所及当局，在监督层面必须向被羁押人亲属及社会公开透明，有相应的责任机制。不仅在身体方面，在心理方面也应当设置独立的干预机制，对在押人员必须充分保障其人道主义的救济权利。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方面都缺乏独立性，都操控在专制权力体系下而没人负责。
我们转入天津监居场所后，大概从10月开始，突然每天开始检查身体，而且感觉得到他们显得很紧张，又量血压又搞心率测试。发生这种变化，我意识到，我们之中一定是有人身体出现了问题，我就给大家祈祷，希望每个人都能度过难关不要出现问题。每隔一两个星期，他们还要搬来一套心电图设备给我们测量心脏情况。有一位周主任，还有一位好像叫刘贺（发音）的大夫，给我做过检查，其他一些医生、护士也是一贯的没有表情或一脸冷峻，活像一个个机器人，除了例行公事不与我们做任何交流，也未感到他们的一点善意，我们也无法知晓他们的身份姓名。这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上级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来做什么，也不管我们的感受，如果我们提出一些要求，他们要么请示专案组，要么不予回应，这些本应该是白衣天使的人们，在专制铁幕下，我却越看他们越像白衣恶魔。
在里面五百多天里，而且当时不知道将在里面度过多长的岁月。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人可能认为，你坚持抗争不就完了，零口供，沉默以对拒绝回答一切问题。还可以绝食抗争，如果强制吃药，可以拚死抗争拒绝到底，如果他们强制灌食，那么我们可以坚持到底，坚持下去，估计强制灌食三五次他们也就知难而退了。以上的分析好不好，对不对？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不对。理论上这是成立的，可是在真实情景下你很难做到。
比如在监居期间，对于一个被羁押人每天至少10个武警战士对付你，外面还有预备队严阵以待，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战士像钢铁机器一般只懂得服从上级命令，他们不会跟你讲什么法、讲什么理，他们有严格的纪律禁止跟被监管人说话，我们有任何要求，他们都是面向监控器通过打手势向外面报告的。在高清的监视器后面24小时都有人监视着你，室内的监听放大器据说达到1000倍以上，你的一举一动乃至一闪一念都被人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他们常年干这个活儿，对被羁押人的行为和心理有着丰富的经验，在这么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生杀予夺操在人手的环境里，明智的话，只有把一切交给时间，不得不进行一场持久战。
为了留存自己最后的那一点尊严和生命，为了坚守自己最后的那一点原则底线，什么都可以忍，什么都可以放下不必再计较。你必须学会尽量把自己蜷缩起来，以不变应万变，尽量避免跟他们发生冲突，因为多交锋一次，你暴露给对方的信息就会越多，对方越能掌握你的心理和弱点，他们有一万种方法整你，而你只能被动地挨着，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面临这样的绝境，很多人都想过自杀，我也不例外。可问题是，你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执勤战士寸步不离，为了保全自己，你只有把自己蜷缩起来。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你的权利、尊严受到侵犯时，不到万不得已，只有忍耐。你要学会隐忍不发，除非不得不发，不发则已，一发则必胜。
刚到天津的时候一切权利都受到限制，不仅取消了你活动的权利只能坐着，即便你想让他们帮你打开一道窗缝透透气都是一种奢侈的想法，两层窗户关得死死的。有时候经请示可以给你开一点，有时候就不给你开，透气通风的权利竟然成了我经常努力争取的目标。
我的申诉书都是在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和铺垫，借题发挥，才提出来的，申诉书写了4、5页，对他们审讯和指控我的内容一一进行驳斥。当然以一种相对委婉的方式。申诉提出后，专案组刘队长过来教训我，扬言要当着我的面把申诉书撕了给我看，并且威胁我不会有好果子吃。这是我在挨打、被严管不久后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绝境下我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困难的。而严管仅仅是因为我要求对讯问笔录的个别表述进行修改。像申诉、辩护、会见、人权保障，这都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可是法律是灰色的，现实是苍白的。
在里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羁押单位对我们的监管力量一切无条件配合专案组的需要，专案组想对我们如何处置、给我们怎样的待遇，羁押单位、监管人员只负责配合其执行，就会不折不扣地按照专案组的要求对我们实施什么样的待遇，而且还不断向我们暗示和强调，要想改变处境就得配合专案组。这就意味着，一切以案件进展为依归，只要能取得突破，什么手段什么招数在所不论。
我们转移到天津监居不久，本来开始有一个靠背椅坐，不知什么原因就被莫名其妙地换成了一个墩子，大家在坐着时就无背可靠了。我们一天主要是坐着，一坐少则十二个小时多则十六个小时，而且你不配合专案组的审讯，他一招就治了你，你坐着时他不准你把手放在腿上不让你获得支撑，执勤战士严格执行，各位可以试一试，在一个墩子上坐着，手不准扶着，那么你就只能完全靠腰部力量支撑，一个小时可以，十个小时、一百个小时、一千个小时是什么滋味，恐怕很少人能体会到。
在这里略举一例。有一次，我要求修改笔录，就遭到殴打扇耳光，并且严管我。在那之后的十几天里，吃饭只给你半份，就是差不多一个小馒头或一两口饭、一两口菜，从早到晚坐十六个小时，晚上睡觉必须保持他们认可的一个确定的姿势。大家知道，他们不打你也不骂你，给你一个墩子坐，必须保持一个固定姿势，就像坐军姿那样，抬头挺胸背部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这一动作从早上6点一直到晚上10点，除了解手不准你有任何动作。最后我坐得下肢发麻失去了知觉，明明感觉自己要解手却解不出来，这种搞法不用打也不用骂，如果持续坐下去，不死也肯定要残废。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前景有过三种预料，并且我向专案组成员表达了我的心声，一种是无期限的羁押，也许三五年，也许十年八年或者遥遥无期；一种是我运气好，两三年可以完好出来；还有就是死在里面，找个借口。最后一种结果就是，站着进去，抬着出来，把你搞残废了，不仅毫无尊严，而且还会牵累家人。对于当时来说，前两种情况我都可以接受，对于第三种情形，我是无法接受的，与前两种情形的一生一死相比较，后一种情形才是更残酷的。
走路是监居期间唯一可以排遣时间的方式，除了他们限制不让你走的时候，你每天都可以申请在两位战士之间两三米的距离内往返走动。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大概在监居期间我走了至少6000至10000公里。开始走路是一项最好的享受，到了后来，膝盖的韧带都走伤了，但是你还不得不走，怕他们习惯了你不走了，你的这仅有的一点权利就会被他们进一步地限制，因为本身一些模糊地带完全是由习惯法来决定的，我希望能传递给他们正确的信息──我们的基本需要。
这些执勤战士在执行看护的过程中，最高目的就是安全第一、防范风险，因此他们可以以他们的理解、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对待你，他们都是一些年轻的孩子，可能根本无法理解被监禁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无论从长期来看还是眼前来看，我相信我们有时不是被当作一个人、一个生命来对待的，我们只是一项任务，我们的基本需求、我们的感受并不重要！
人的记忆力很差，监禁中的人往往能够静下心来写东西，为监禁的人提供一支笔，我认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无论对于被监禁的人来说还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我相信，人在监禁的情形下是文字创造、思想创作的最佳方式之一。但是由于我们这个专制制度的原因，我们损失了这方面巨大的精神财富。监狱、看守所以及司法机关还没有从专政工具的窠臼中跳出来，现在的司法和监狱是在毁灭人性，而不是拯救人性，什么时候它们仅仅作为一种社会的法治功能的角色而存在的时候，这个社会才可能好起来，那么人权、人道、医疗、人文关怀等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日复一日的审讯，在问及他人时，谁在场，谁参与了，我都回答“不清楚”“不知道”“记不清了”。在漫长的审讯中，我都坚持这一点，相信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做的。可是他们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必须要你背书，穷尽一切手段，反复问你之后，你不配合，他们就拿着打印出来的网上的信息──你的通讯记录、网上记录来跟你核实，一个一个跟你核对，一个一个个案跟你确认，本来名字是他们提到的，笔录上的记录看起来像是你主动提到的那样地表述，最后索性拿来打印好的笔录文本让你签字。
当然我也很早就向他们反复申明了我的原则，我的底线就是不能伤害别人，我跟他们反复强调我跟任何人都没有交集，我做的事情我可以照单全收，我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不回避我自己的任何问题，因此，客观地讲，他们也并非无中生有，编排一些事情，想让你背书咬人是肯定的，我一直强调不要把我摆到不恰当的位置上，让他们意识到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他们会不厌其烦地找你，因为你知道他们也要向上面交差（我很同情他们），你不签字就是你不配合，你为难他们，不给他们面子，他们会对你说，你让我过不去，我就让你过不去，你的态度不好，你的问题不仅无法解决，你还会受到严管等各种折磨。到了看守所，不配合他们甚至全号的人都会受你的株连，不让大家放风。总之他们有一万种方法逼你就范，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在一年半的整个审讯当中从来没有指认过任何人，没有为他们提供过可以给别人制造冤狱的任何信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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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