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開始密集抓捕、傳喚全國各地的維權律師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謝燕益、周世鋒、謝陽、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師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謝燕益在被非法監禁553天後，獲釋回家。他在監獄中遭遇了怎樣生與死的考驗？謝燕益親自寫下近20萬字的《709紀事與和平民主100問》，大紀元網站有幸首發此書，將分兩大部分連載：其一為《709紀事》，其二為《和平民主100問》。
七、關於吃藥、認罪與抗爭
我們幾乎所有709的受害者都被強制吃藥，我也被強迫吃了近兩個月的藥。每天都有醫生來送藥，每次要打個手電筒向嗓子眼裡照一照看你的藥吃掉了沒有。每次大概是4粒白色藥片，他們說我體檢的數據轉氨酶高，肝有點問題，可我這個人從來都習慣吃素，吃得比較清淡，不抽菸又不喝酒，我的身體很好，一直沒有什麼問題，而且我也不習慣吃藥。我認為每個生命個體都是獨特的，那個指標即使在別人那裡是高的，可在我這裡，我自己的身體是一個獨特的系統，在我這裡可能就會達到某種平衡，況且即便有點問題，它出現在你的生命中也未必是壞事，該來的就來，自然會有個結果。我跟他們理論了幾次堅持不吃藥，可是後來要強制灌食，醫生、管教和所領導都要來了，我只好後撤一步。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向他們提出停藥的要求，大概兩個月的時候，給我停了。
據說當局有腦控研究項目，是國家機密，709所有人都要吃藥有些匪夷所思，這種藥到底要達到什麼效果，麻痹神經、破壞神經系統抑或是消除記憶力，誰也不知道。但如果這是真的，顯然是反人類的罪惡。即便當事人身體真的有問題需要治療，當事人及其親屬也應該有這個知情權和決定權，即我們有權利知道自己身體的具體情況、病理原因，要不要治療以及如何治療。當事人不是豬狗！只能按照你司法機關或看押機關的需要來治療。
而且醫務人員根本無法獨立於當局，註定從一開始就有違醫護人員的職業道德和職業倫理，會受到醫療救治之外的因素影響甚至主導，不可避免地產生道德風險及違法行為，因此為獄所被羈押人員提供醫療服務的醫護人員、醫療體系必須獨立於獄所及當局，在監督層面必須向被羈押人親屬及社會公開透明，有相應的責任機制。不僅在身體方面，在心理方面也應當設置獨立的干預機制，對在押人員必須充分保障其人道主義的救濟權利。我們這個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所有方面都缺乏獨立性，都操控在專制權力體系下而沒人負責。
我們轉入天津監居場所後，大概從10月開始，突然每天開始檢查身體，而且感覺得到他們顯得很緊張，又量血壓又搞心率測試。發生這種變化，我意識到，我們之中一定是有人身體出現了問題，我就給大家祈禱，希望每個人都能度過難關不要出現問題。每隔一兩個星期，他們還要搬來一套心電圖設備給我們測量心臟情況。有一位周主任，還有一位好像叫劉賀（發音）的大夫，給我做過檢查，其他一些醫生、護士也是一貫的沒有表情或一臉冷峻，活像一個個機器人，除了例行公事不與我們做任何交流，也未感到他們的一點善意，我們也無法知曉他們的身分姓名。這是一種很恐怖的事情，上級讓他們做什麼他們就來做什麼，也不管我們的感受，如果我們提出一些要求，他們要麼請示專案組，要麼不予回應，這些本應該是白衣天使的人們，在專制鐵幕下，我卻越看他們越像白衣惡魔。
在裡面五百多天裡，而且當時不知道將在裡面度過多長的歲月。沒有經歷過這個過程的人可能認為，你堅持抗爭不就完了，零口供，沉默以對拒絕回答一切問題。還可以絕食抗爭，如果強制吃藥，可以拚死抗爭拒絕到底，如果他們強制灌食，那麼我們可以堅持到底，堅持下去，估計強制灌食三五次他們也就知難而退了。以上的分析好不好，對不對？不能說不好也不能說不對。理論上這是成立的，可是在真實情景下你很難做到。
比如在監居期間，對於一個被羈押人每天至少10個武警戰士對付你，外面還有預備隊嚴陣以待，這些武裝到牙齒的戰士像鋼鐵機器一般只懂得服從上級命令，他們不會跟你講什麼法、講什麼理，他們有嚴格的紀律禁止跟被監管人說話，我們有任何要求，他們都是面向監控器通過打手勢向外面報告的。在高清的監視器後面24小時都有人監視著你，室內的監聽放大器據說達到1000倍以上，你的一舉一動乃至一閃一念都被人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他們常年幹這個活兒，對被羈押人的行為和心理有著豐富的經驗，在這麼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生殺予奪操在人手的環境裡，明智的話，只有把一切交給時間，不得不進行一場持久戰。
為了留存自己最後的那一點尊嚴和生命，為了堅守自己最後的那一點原則底線，什麼都可以忍，什麼都可以放下不必再計較。你必須學會儘量把自己蜷縮起來，以不變應萬變，儘量避免跟他們發生衝突，因為多交鋒一次，你暴露給對方的信息就會越多，對方越能掌握你的心理和弱點，他們有一萬種方法整你，而你只能被動地挨著，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面臨這樣的絕境，很多人都想過自殺，我也不例外。可問題是，你連自殺的機會都沒有，執勤戰士寸步不離，為了保全自己，你只有把自己蜷縮起來。這是一場意志的較量，你的權利、尊嚴受到侵犯時，不到萬不得已，只有忍耐。你要學會隱忍不發，除非不得不發，不發則已，一發則必勝。
剛到天津的時候一切權利都受到限制，不僅取消了你活動的權利只能坐著，即便你想讓他們幫你打開一道窗縫透透氣都是一種奢侈的想法，兩層窗戶關得死死的。有時候經請示可以給你開一點，有時候就不給你開，透氣通風的權利竟然成了我經常努力爭取的目標。
我的申訴書都是在作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和鋪墊，借題發揮，才提出來的，申訴書寫了4、5頁，對他們審訊和指控我的內容一一進行駁斥。當然以一種相對委婉的方式。申訴提出後，專案組劉隊長過來教訓我，揚言要當著我的面把申訴書撕了給我看，並且威脅我不會有好果子吃。這是我在挨打、被嚴管不久後發生的事情。在這一絕境下我們度過的每一天都是困難的。而嚴管僅僅是因為我要求對訊問筆錄的個別表述進行修改。像申訴、辯護、會見、人權保障，這都是法律上明確規定的基本權利，可是法律是灰色的，現實是蒼白的。
在裡面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羈押單位對我們的監管力量一切無條件配合專案組的需要，專案組想對我們如何處置、給我們怎樣的待遇，羈押單位、監管人員只負責配合其執行，就會不折不扣地按照專案組的要求對我們實施什麼樣的待遇，而且還不斷向我們暗示和強調，要想改變處境就得配合專案組。這就意味著，一切以案件進展為依歸，只要能取得突破，什麼手段什麼招數在所不論。
我們轉移到天津監居不久，本來開始有一個靠背椅坐，不知什麼原因就被莫名其妙地換成了一個墩子，大家在坐著時就無背可靠了。我們一天主要是坐著，一坐少則十二個小時多則十六個小時，而且你不配合專案組的審訊，他一招就治了你，你坐著時他不准你把手放在腿上不讓你獲得支撐，執勤戰士嚴格執行，各位可以試一試，在一個墩子上坐著，手不准扶著，那麼你就只能完全靠腰部力量支撐，一個小時可以，十個小時、一百個小時、一千個小時是什麼滋味，恐怕很少人能體會到。
在這裡略舉一例。有一次，我要求修改筆錄，就遭到毆打扇耳光，並且嚴管我。在那之後的十幾天裡，吃飯只給你半份，就是差不多一個小饅頭或一兩口飯、一兩口菜，從早到晚坐十六個小時，晚上睡覺必須保持他們認可的一個確定的姿勢。大家知道，他們不打你也不罵你，給你一個墩子坐，必須保持一個固定姿勢，就像坐軍姿那樣，抬頭挺胸背部挺直雙手放在膝蓋上，這一動作從早上6點一直到晚上10點，除了解手不准你有任何動作。最後我坐得下肢發麻失去了知覺，明明感覺自己要解手卻解不出來，這種搞法不用打也不用罵，如果持續坐下去，不死也肯定要殘廢。
在我最艱難的時候，我對自己的前景有過三種預料，並且我向專案組成員表達了我的心聲，一種是無期限的羈押，也許三五年，也許十年八年或者遙遙無期；一種是我運氣好，兩三年可以完好出來；還有就是死在裡面，找個藉口。最後一種結果就是，站著進去，抬著出來，把你搞殘廢了，不僅毫無尊嚴，而且還會牽累家人。對於當時來說，前兩種情況我都可以接受，對於第三種情形，我是無法接受的，與前兩種情形的一生一死相比較，後一種情形才是更殘酷的。
走路是監居期間唯一可以排遣時間的方式，除了他們限制不讓你走的時候，你每天都可以申請在兩位戰士之間兩三米的距離內往返走動。我粗略計算了一下，大概在監居期間我走了至少6000至10000公里。開始走路是一項最好的享受，到了後來，膝蓋的韌帶都走傷了，但是你還不得不走，怕他們習慣了你不走了，你的這僅有的一點權利就會被他們進一步地限制，因為本身一些模糊地帶完全是由習慣法來決定的，我希望能傳遞給他們正確的信息──我們的基本需要。
這些執勤戰士在執行看護的過程中，最高目的就是安全第一、防範風險，因此他們可以以他們的理解、他們認為正確的方式來對待你，他們都是一些年輕的孩子，可能根本無法理解被監禁人的基本生理需求，無論從長期來看還是眼前來看，我相信我們有時不是被當作一個人、一個生命來對待的，我們只是一項任務，我們的基本需求、我們的感受並不重要！
人的記憶力很差，監禁中的人往往能夠靜下心來寫東西，為監禁的人提供一支筆，我認為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無論對於被監禁的人來說還是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我相信，人在監禁的情形下是文字創造、思想創作的最佳方式之一。但是由於我們這個專制制度的原因，我們損失了這方面巨大的精神財富。監獄、看守所以及司法機關還沒有從專政工具的窠臼中跳出來，現在的司法和監獄是在毀滅人性，而不是拯救人性，什麼時候它們僅僅作為一種社會的法治功能的角色而存在的時候，這個社會才可能好起來，那麼人權、人道、醫療、人文關懷等問題也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解決。
日復一日的審訊，在問及他人時，誰在場，誰參與了，我都回答「不清楚」「不知道」「記不清了」。在漫長的審訊中，我都堅持這一點，相信大多數人也都是這樣做的。可是他們不達目的不肯罷休，必須要你背書，窮盡一切手段，反覆問你之後，你不配合，他們就拿著打印出來的網上的信息──你的通訊記錄、網上記錄來跟你核實，一個一個跟你核對，一個一個個案跟你確認，本來名字是他們提到的，筆錄上的記錄看起來像是你主動提到的那樣地表述，最後索性拿來打印好的筆錄文本讓你簽字。
當然我也很早就向他們反覆申明了我的原則，我的底線就是不能傷害別人，我跟他們反覆強調我跟任何人都沒有交集，我做的事情我可以照單全收，我尊重事實、尊重法律，不迴避我自己的任何問題，因此，客觀地講，他們也並非無中生有，編排一些事情，想讓你背書咬人是肯定的，我一直強調不要把我擺到不恰當的位置上，讓他們意識到在我這裡得不到什麼有價值的信息。
他們會不厭其煩地找你，因為你知道他們也要向上面交差（我很同情他們），你不簽字就是你不配合，你為難他們，不給他們面子，他們會對你說，你讓我過不去，我就讓你過不去，你的態度不好，你的問題不僅無法解決，你還會受到嚴管等各種折磨。到了看守所，不配合他們甚至全號的人都會受你的株連，不讓大家放風。總之他們有一萬種方法逼你就範，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在一年半的整個審訊當中從來沒有指認過任何人，沒有為他們提供過可以給別人製造冤獄的任何信息！#（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