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开始密集抓捕、传唤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师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谢燕益在被非法监禁553天后，获释回家。他在监狱中遭遇了怎样生与死的考验？谢燕益亲自写下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大纪元网站有幸首发此书，将分两大部分连载：其一为《709纪事》，其二为《和平民主100问》。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四、咎由自取 为被抓律师、公民鸣冤 自己终落网
（接上文）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此时你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法律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你被抓时，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阵势，你不太相信法律真的会有什么作用，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当我们在社会上没有处于强权控制之下时，至少有网络可以发声，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看起来无所畏惧，可是无论你有多强大，当你被国家机器所掌控，被公安武警控制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怀疑，就会恐惧起来，甚至不知所措。
他们开始搞的这场讯问，他们也不知道问什么，就是让我交待。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交待什么，后来我想，就交待庆安事件吧，因为我谅他们在这件事上做不出什么文章来。我心里想这件事做得文章越大他们就越被动。与此同时，当时还抱有幻想，是不是态度好一点，可以问完就回家，这种侥幸心理开始一直没断过。可是一下午过去了，而且知道他们已经抄了家（我很庆幸前天晚上由于一时激愤手写了一份和平民主宣言，后来那几天心神不宁结果被我烧掉了，这篇和平民主宣言的内容当然是直指共产极权，假如没有烧掉落到他们手中的话肯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傍晚时分，我被带到派出所门口，不仅戴上手铐而且戴上了黑头套，我又被押上了一辆越野车，越野车发动起来在公路上疾驰，我还天真地幻想会不会震慑我一下，转一圈再把我送回家？人在无常与困境中总会给自己一种希望，总是往好处想，可是我们的车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一直全速前进。在车上由于空间狭窄，我被他们包夹着再加上有些紧张，我感觉黑头套勒得太紧简直令人窒息，我就请求他们给我摘掉头套我也不会怎么样，他们说这是命令无权给我摘，我又央求他们给我往上拉一拉让我可以呼吸顺畅，可是没有人理会。我就给他们讲道理，争取他们的同情，然后再请求他们给我松一松，后来副驾驶上的说：“憋不死啊！”一句话，我心彻底凉了，也不再央求他们了，只好自己保持冷静降低耗氧量。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车辆来到一个地点，我什么都看不到，无法知晓具体位置。他们让我下车后蹲下。不一会儿，来了几个人，好像与他们办了个交接手续，他们交谈中我感觉接我的人可能是部队的，给我换了一副手铐，黑头套还是没有摘下来，再次上车后，我向我左边的战士提出呼吸困难帮我松一下头套，让我的嘴巴能够在下面的缝隙呼吸。结果这个战士帮我把黑头套往上提了提，然后我就顺势夸奖了一下小伙子们，说他们比较善良，右边的战士也相应放松了对我身体的控制。
大概没过多长时间，我们的车辆进入到一个大院里，通过门卫后车辆开到了一座建筑前。过了一会儿，有人叫我下车，一左一右两个人控制着我进入楼里，告诉我注意脚下。我们上到二楼右拐进入一个房间，进到房间后他们命令我面向墙站好，然后有人过来给我取下头套，要求我脱光衣服，我脱光衣服后被要求两次下蹲，然后他们对我身体是否藏有东西做了检查。检查完之后，让我面向他们，开始拍照。我的衣服被他们拿走，然后给我送来两套休闲软质的便服。一个人对我宣布相关规定作息时间，并告知我第二天需要学习墙上的监规及纪律。他们走以后，有两位战士站在我两侧寸步不离，我说可以休息吗，他们说不可以，必须到10点半以后，按监规执行。于是我就坐下来，看了看墙上的规定，10点左右他们告知我可以洗漱然后休息。他们给我送来了牙刷、毛巾、勺子等生活用具。
我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发现这个不足20平米的房间进门右手边是个卫生间，靠着卫生间的外墙有一张单人床，单人床的右侧是一个空旷的空间，对面是一张铺着蓝色桌布的软包书桌，前面放有一张软质靠背椅，最里面是拉着厚厚窗帘密不见光的窗户。房间四周墙壁都是软包，连桌角、床脚、椅子都是软包圆形的，连我们使用的牙刷把和勺子把都是球形橡胶制的，然后你无论进卫生间还是有任何举动都必须经过报告经允许才能行动，而且你到任何位置，两个执勤战士都寸步不离，晚上睡觉时床头一个、床尾一个对你进行看护。这些措施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防止你自杀、自残，整个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向你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第一天到休息时间后，我就上床了，当然一开始肯定睡不着，在床上胡思乱想回顾这一天的经历以及命运将会如何，感觉这一切似幻似真。正当我困意来袭时，突然有人闯进来，一个声音向我厉声道：“起来，把东西收拾一下，专案组要见你！”我只好起身穿好衣服，把桌上的牙刷等物品放到床上，坐好等着专案组的人，同时我心里想着，疲劳审讯终于开始了！两个中青年的男性走进来，一个看上去40来岁，身材魁梧，（后来自称姓姜），另一位矮一些戴副眼镜，身材略微发胖，30岁左右，（后来自称曹建光）。这第一晚审到4、5点钟。我刚倒下要睡了，执勤战士就来叫我起床。上午吃完早餐，他们又来了，换了一个人，一个瘦高个戴副眼镜，自称姓王，我称他老王，直到将近一年后我才从其它方面得知，老王原来不姓王而是姓严，我管他叫严队，前两个应该是北京公安局的，而这个严队是天津公安，后来我到天津后与他打交道时间更长一些。他们来了还是让我交待，我也没什么可交待的，开始的时候还是挺痛苦的。
我在当时就意识到了这可能短时间是出不去了，必须做长期打算。因此我就想到给妻子写封信，尤其是我进来时，我妻子告诉我她怀孕了，她没告诉我她背着我摘了环。我妻子是个很傻很天真的女人。我当时就批评了她，因为在我看来，我们这个世道如果能不要孩子的话最好，可自己有了两个孩子还都在上小学，这个负担已经不小了，在这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世事无常的社会里我有时都不知道如何承担孩子这个重任。妻子人比较单纯，也是贫寒出身，她考虑的就简单了。没想到我批评过她之后自己就进来了，而按照我们共同的信仰又不允许我们打掉孩子，我再也没机会给她沟通这件事了。因此我就向专案组提出要写信，他们开始说不行，后来又说要请示，我干脆就在第一天的晚饭开始绝食。这个绝食其实我内心里有三个盘算：第一，要求写信向家里传递信息；第二，对非法拘禁表达抗议；第三，我想到这种超限的拘禁方式前几天一定比较困难，要变心理危机为生理危机，以饥饿的痛苦转移心理的压力，假如可以吃饭时，则是一种幸福。因此开始了超过72小时的绝食，直到第四天中午才开始进食。笔和纸他们也给我了，并且监管人员表示如果再不吃饭就要对我灌食了，我就开始吃饭，好好享受一下美食。开始吃的少一些，多喝水多吃流食，就这样我利用生理危机顺利度过了第一个心理危机期。
审讯还是每日按部就班，或者一日上午、下午、晚上三次或者一天两次。一边应付着他们一边给妻子写信，信的大意是：老婆你好，我在这里挺好的，你不要担心。上次你跟我说想要个妹妹，我对你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你原谅我吧，你说你肚子里一定是个妹妹，不知为什么我也有这种感觉，她是我们俩多少年的夙愿，你一定要把妹妹生下来，况且我们都知道胎儿就是生命，我们不能杀生害命。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你要照顾好自己，做一个坚强的妈妈，自己多买点喜欢吃的水果。姥姥、爷爷、奶奶那边暂时不要告诉他们我的情况，如果问起来可以找个借口搪塞一下，老人知道了徒落个担心忧虑有害无益。弟弟的名字叫仁来，妹妹的名字我都想好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叫仁玉如何？最后由你来定夺。我微信上有一个自己的座右铭：人生的一切磨难乃至生死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送给你与你共勉！爱你的老公。大致就是如上的内容，我交给专案组后他们答应我向领导请示，我就等待结果，问了几次都没有下文，出来后我妻子原珊珊说没有收到过我的任何信件。
我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也开始恢复了我的权利意识，他们前两次问我时，我也只是就我的个人情况及庆安事件跟他们进行周旋，应付地回答他们，我开始对他们的程序进行审视。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向我告知他们的姓名及工作单位，还有法律手续──我被羁押的理由。仅就他们的真实姓名这个问题，我们之间就争执了大概半个月时间，他们找出各种借口对付我，比如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要告知具体姓名，称他们已经告知了工作单位等等。他们显然碰上了硬茬，无论从法理上、法律解释上还是习惯法上他们都过不了我这一关，我越追问，他们就越闪烁其词，我就越要知道，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本身说明了案件的问题和他们的心态。曾经一度还来过一位自称刘姓的领导，估计是公安部的来做我的工作，并且在跟我交流的过程中，大段大段地给我背诵心经，显然他们很有这方面的经验，在心理上跟你拉近距离。他们不报姓名就零口供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半个月左右，后来双方做出妥协各撤一步，三位专案组成员一个姓姜、一个姓曹、一个姓王（自称）。然后开始进入常规审讯，我也对这种监居方式提出了异议。另外还有罪名，他们开始给我定了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个罪名，不过相关手续一直没有给我，我对此表现出来不以为然。
审讯就这样进行着，我在里面时最担心的还不是老婆孩子们，我最担心的是父母。父母的年纪，不知道自己何年何月出来，因此能不能再与父母相见都是一个未知数。不幸让我言中了，在我出来前的一月左右，当局安排我哥哥去看我，我还跟哥哥说，我和父母还有我们兄弟我们一家人没有做够，我这个话说完不久，我就得知母亲已于我被抓后的一个多月时间离开了人世。我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我还说一切皆有定数。我在里面时我总在想一件事情，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如此之大，可是俗话说有得必有失嘛，我会在什么方面遭到损失吗？ 不曾想这件事情发生在了我母亲身上，我与母亲从此阴阳永隔。直到我出来后去祭奠她时，当我捧着冰冷的骨灰盒，我把它搂在怀里抚摸着它就像搂着母亲，直到此时我才哭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儿子和母亲的感情是毫无理性可言的，男人再怎么长大可能对于母亲怀抱的温暖、妈妈的爱都永远无法忘怀，这世间可能有一种爱让你永远地依恋，就是妈妈，这回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悲痛欲绝！我也因此大病一场。我的母亲有很多缺点，但是她就是那个让我永远思念永远依赖的妈妈！
我在被抓之后在自己内心里始终有一个念头，即第一不能表现出来任何的软弱，即使你的心理有时也会出现某些状态；第二，不能传递错误信息，一定要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最终把我推向法庭，一定会很麻烦，我不会那么轻易就范，审判我的违法成本会很高。我现在还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如果被抓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让冤狱的制造者付出足够高的代价。而外面的家属和朋友们要做的也应该是这件事，这跟我在外面为那些冤狱的当事人作辩护时是一个套路，当我们无法决定结果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千方百计地增大对方的违法成本、违法的代价，这包括法律程序上的、责任主体上的、政治上的、舆论上的，每一个冤狱都不能让它白白发生，最好我们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能够让大家走到一起，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直到最后那个事件、那个冤狱的出现等等诸多方面。我也曾无数次想像，有朝一日，如果把我们这些律师一起押到法庭上审判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可最终，没有出现这一天，我们所有这些犯罪分子，都被分而治之，秘密处理了！像这样一个案子，为何不公开处理以教育警示后来者呢？
一切都交给时间，你开始会有很多的幻想，会有各种执著，想要出去而出不去就会很痛苦，尤其前三个月，人都要疯掉了。专案组的人来审问你，他们会给你很大的压力，一切方面他们都要挖掘到治罪的信息并且要让你咬别人、让你背书，另一方面如果长时间他们不来，被监禁中的一个人就在密封的小屋里坐着与世隔绝也很难受，甚至希望能有人跟你说说话，人生最痛苦的不是丧失自由、承受一些酷刑乃至面对生死，人生最大的痛苦是虚耗生命，虚耗生命的痛苦如何解决呢？
北京监居时可以在两个执勤战士站桩的咫尺之间来回走路，你对他们表示需要走一走，他们就分立而站，其中一个还要跟着你走，如果你在走路过程中稍有晃动或弯腰一类的动作，他们会立刻做出保护动作并且警告你。值勤人员每天一般五个班次，每班大概两小时至两个半小时一换，每班两个人，一个主哨、一个副哨。主哨发号施令，副哨执行记录，每5至10分钟记录一次，有微小动作随时记录。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各种执著就会慢慢放下来，你也慢慢地习惯了监禁的日子，不那么急着出去了，但是如何破解虚耗生命呢？在监居时我是靠走路和自己给自己演讲来度过时日的。而且经过监禁这一过程你可能更加自信了，我的生命经历更充实了。我有时就在想，我这个人有些怯场，不善于发表演讲，这回我可以站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场合发表演讲了。
开始几个月的时间真的是度日如年啊，时间仿佛停止了，后来慢慢适应了，才感觉到时间的流变，一切都在流变当中，到天津后环境更加严酷了，面对各种考验和困难时，自己就在想，看来每日都要面对一场磨难，这是在考验自己提高自己，就做如是观（有时候是专案组审问给你很大压力，有时是不让你活动对你严管，有时是执勤战士刁难你。执勤战士有时也为了争夺话语权，一个让你活动一个不让你活动，你谁都不能得罪，对你意志进行压迫甚至不让你解手）。克服虚耗生命的痛苦从为自己演讲到在看守所打坐修炼，出来当作笑谈，身在其中时，则是在应对生命无常时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姜警官曾对我说，“你不要再自作聪明了，现在专案组对你们的情况完全都掌握了，就像小时候你玩过的放大镜看蚂蚁窝的游戏，把你们里面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瞒过组织的眼睛。”他这个话我完全相信，他们这种超限的办案方式，把你的电脑、手机以及网上你的微博、微信、推特等等发表的文章所有信息都给你梳理一遍。负责我案子的老严甚至于我的每篇文章他都细读过，并且把里面的重点内容作出梳理和分析都打印出来，一一问我是什么目的什么动机等等，完全就是一场文字狱。
后来批捕以后，他们把我的书（关于和平民主研究的文章集结成册的一本叫做《信仰之路》的书）和网上文章拿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进行鉴定，搞了个鉴定意见，这个始终都没给我的鉴定意见明确认定我的文章具有违法反宣的政治内容，该鉴定意见的鉴定人也不清楚。我当即写了一份鉴定异议申请书，在这份申请书中抗议他们搞文字狱，要求重新鉴定，论证了三五点理由揭露鉴定意见的违反程序、违法性并在笔录上注明提交了鉴定异议申请书。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