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開始密集抓捕、傳喚全國各地的維權律師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謝燕益、周世鋒、謝陽、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師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謝燕益在被非法監禁553天後，獲釋回家。他在監獄中遭遇了怎樣生與死的考驗？謝燕益親自寫下近20萬字的《709紀事與和平民主100問》，大紀元網站有幸首發此書，將分兩大部分連載：其一為《709紀事》，其二為《和平民主100問》。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四、咎由自取 為被抓律師、公民鳴冤 自己終落網
（接上文）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此時你會感覺到自己很渺小，法律是如此的蒼白無力，你被抓時，面對這麼大的一個陣勢，你不太相信法律真的會有什麼作用，這就是我當時的真實感受。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權力必須受到制約，當我們在社會上沒有處於強權控制之下時，至少有網絡可以發聲，這個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指點江山、意氣風發的，看起來無所畏懼，可是無論你有多強大，當你被國家機器所掌控，被公安武警控制起來的時候，你就會懷疑，就會恐懼起來，甚至不知所措。
他們開始搞的這場訊問，他們也不知道問什麼，就是讓我交待。我一開始也不知道交待什麼，後來我想，就交待慶安事件吧，因為我諒他們在這件事上做不出什麼文章來。我心裡想這件事做得文章越大他們就越被動。與此同時，當時還抱有幻想，是不是態度好一點，可以問完就回家，這種僥倖心理開始一直沒斷過。可是一下午過去了，而且知道他們已經抄了家（我很慶幸前天晚上由於一時激憤手寫了一份和平民主宣言，後來那幾天心神不寧結果被我燒掉了，這篇和平民主宣言的內容當然是直指共產極權，假如沒有燒掉落到他們手中的話肯定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麻煩）。
傍晚時分，我被帶到派出所門口，不僅戴上手銬而且戴上了黑頭套，我又被押上了一輛越野車，越野車發動起來在公路上疾馳，我還天真地幻想會不會震懾我一下，轉一圈再把我送回家？人在無常與困境中總會給自己一種希望，總是往好處想，可是我們的車沒有停下來的跡象，一直全速前進。在車上由於空間狹窄，我被他們包夾著再加上有些緊張，我感覺黑頭套勒得太緊簡直令人窒息，我就請求他們給我摘掉頭套我也不會怎麼樣，他們說這是命令無權給我摘，我又央求他們給我往上拉一拉讓我可以呼吸順暢，可是沒有人理會。我就給他們講道理，爭取他們的同情，然後再請求他們給我松一松，後來副駕駛上的說：「憋不死啊！」一句話，我心徹底涼了，也不再央求他們了，只好自己保持冷靜降低耗氧量。
大概過了一個多小時，車輛來到一個地點，我什麼都看不到，無法知曉具體位置。他們讓我下車後蹲下。不一會兒，來了幾個人，好像與他們辦了個交接手續，他們交談中我感覺接我的人可能是部隊的，給我換了一副手銬，黑頭套還是沒有摘下來，再次上車後，我向我左邊的戰士提出呼吸困難幫我松一下頭套，讓我的嘴巴能夠在下面的縫隙呼吸。結果這個戰士幫我把黑頭套往上提了提，然後我就順勢誇獎了一下小伙子們，說他們比較善良，右邊的戰士也相應放鬆了對我身體的控制。
大概沒過多長時間，我們的車輛進入到一個大院裡，通過門衛後車輛開到了一座建筑前。過了一會兒，有人叫我下車，一左一右兩個人控制著我進入樓裡，告訴我注意腳下。我們上到二樓右拐進入一個房間，進到房間後他們命令我面向牆站好，然後有人過來給我取下頭套，要求我脫光衣服，我脫光衣服後被要求兩次下蹲，然後他們對我身體是否藏有東西做了檢查。檢查完之後，讓我面向他們，開始拍照。我的衣服被他們拿走，然後給我送來兩套休閒軟質的便服。一個人對我宣布相關規定作息時間，並告知我第二天需要學習牆上的監規及紀律。他們走以後，有兩位戰士站在我兩側寸步不離，我說可以休息嗎，他們說不可以，必須到10點半以後，按監規執行。於是我就坐下來，看了看牆上的規定，10點左右他們告知我可以洗漱然後休息。他們給我送來了牙刷、毛巾、勺子等生活用具。
我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發現這個不足20平米的房間進門右手邊是個衛生間，靠著衛生間的外牆有一張單人床，單人床的右側是一個空曠的空間，對面是一張鋪著藍色桌布的軟包書桌，前面放有一張軟質靠背椅，最裡面是拉著厚厚窗簾密不見光的窗戶。房間四周牆壁都是軟包，連桌角、床腳、椅子都是軟包圓形的，連我們使用的牙刷把和勺子把都是球形橡膠制的，然後你無論進衛生間還是有任何舉動都必須經過報告經允許才能行動，而且你到任何位置，兩個執勤戰士都寸步不離，晚上睡覺時床頭一個、床尾一個對你進行看護。這些措施看來一切都是為了防止你自殺、自殘，整個環境的各個方面都向你傳遞著這樣一個信息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第一天到休息時間後，我就上床了，當然一開始肯定睡不著，在床上胡思亂想回顧這一天的經歷以及命運將會如何，感覺這一切似幻似真。正當我困意來襲時，突然有人闖進來，一個聲音向我厲聲道：「起來，把東西收拾一下，專案組要見你！」我只好起身穿好衣服，把桌上的牙刷等物品放到床上，坐好等著專案組的人，同時我心裡想著，疲勞審訊終於開始了！兩個中青年的男性走進來，一個看上去40來歲，身材魁梧，（後來自稱姓姜），另一位矮一些戴副眼鏡，身材略微發胖，30歲左右，（後來自稱曹建光）。這第一晚審到4、5點鐘。我剛倒下要睡了，執勤戰士就來叫我起床。上午吃完早餐，他們又來了，換了一個人，一個瘦高個戴副眼鏡，自稱姓王，我稱他老王，直到將近一年後我才從其它方面得知，老王原來不姓王而是姓嚴，我管他叫嚴隊，前兩個應該是北京公安局的，而這個嚴隊是天津公安，後來我到天津後與他打交道時間更長一些。他們來了還是讓我交待，我也沒什麼可交待的，開始的時候還是挺痛苦的。
我在當時就意識到了這可能短時間是出不去了，必須做長期打算。因此我就想到給妻子寫封信，尤其是我進來時，我妻子告訴我她懷孕了，她沒告訴我她背著我摘了環。我妻子是個很傻很天真的女人。我當時就批評了她，因為在我看來，我們這個世道如果能不要孩子的話最好，可自己有了兩個孩子還都在上小學，這個負擔已經不小了，在這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世事無常的社會裡我有時都不知道如何承擔孩子這個重任。妻子人比較單純，也是貧寒出身，她考慮的就簡單了。沒想到我批評過她之後自己就進來了，而按照我們共同的信仰又不允許我們打掉孩子，我再也沒機會給她溝通這件事了。因此我就向專案組提出要寫信，他們開始說不行，後來又說要請示，我乾脆就在第一天的晚飯開始絕食。這個絕食其實我內心裡有三個盤算：第一，要求寫信向家裡傳遞信息；第二，對非法拘禁表達抗議；第三，我想到這種超限的拘禁方式前幾天一定比較困難，要變心理危機為生理危機，以飢餓的痛苦轉移心理的壓力，假如可以吃飯時，則是一種幸福。因此開始了超過72小時的絕食，直到第四天中午才開始進食。筆和紙他們也給我了，並且監管人員表示如果再不吃飯就要對我灌食了，我就開始吃飯，好好享受一下美食。開始吃的少一些，多喝水多吃流食，就這樣我利用生理危機順利度過了第一個心理危機期。
審訊還是每日按部就班，或者一日上午、下午、晚上三次或者一天兩次。一邊應付著他們一邊給妻子寫信，信的大意是：老婆你好，我在這裡挺好的，你不要擔心。上次你跟我說想要個妹妹，我對你說了些不該說的話，你原諒我吧，你說你肚子裡一定是個妹妹，不知為什麼我也有這種感覺，她是我們倆多少年的夙願，你一定要把妹妹生下來，況且我們都知道胎兒就是生命，我們不能殺生害命。我不在你身邊的日子，你要照顧好自己，做一個堅強的媽媽，自己多買點喜歡吃的水果。姥姥、爺爺、奶奶那邊暫時不要告訴他們我的情況，如果問起來可以找個藉口搪塞一下，老人知道了徒落個擔心憂慮有害無益。弟弟的名字叫仁來，妹妹的名字我都想好了，「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叫仁玉如何？最後由你來定奪。我微信上有一個自己的座右銘：人生的一切磨難乃至生死不過是修行覺悟的契機，送給你與你共勉！愛你的老公。大致就是如上的內容，我交給專案組後他們答應我向領導請示，我就等待結果，問了幾次都沒有下文，出來後我妻子原珊珊說沒有收到過我的任何信件。
我在應對危機過程中，也開始恢復了我的權利意識，他們前兩次問我時，我也只是就我的個人情況及慶安事件跟他們進行周旋，應付地回答他們，我開始對他們的程序進行審視。第一件事就是必須向我告知他們的姓名及工作單位，還有法律手續──我被羈押的理由。僅就他們的真實姓名這個問題，我們之間就爭執了大概半個月時間，他們找出各種藉口對付我，比如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偵查人員要告知具體姓名，稱他們已經告知了工作單位等等。他們顯然碰上了硬茬，無論從法理上、法律解釋上還是習慣法上他們都過不了我這一關，我越追問，他們就越閃爍其詞，我就越要知道，堅定了自己的信念，這本身說明了案件的問題和他們的心態。曾經一度還來過一位自稱劉姓的領導，估計是公安部的來做我的工作，並且在跟我交流的過程中，大段大段地給我背誦心經，顯然他們很有這方面的經驗，在心理上跟你拉近距離。他們不報姓名就零口供的時間大概持續了半個月左右，後來雙方做出妥協各撤一步，三位專案組成員一個姓姜、一個姓曹、一個姓王（自稱）。然後開始進入常規審訊，我也對這種監居方式提出了異議。另外還有罪名，他們開始給我定了尋釁滋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兩個罪名，不過相關手續一直沒有給我，我對此表現出來不以為然。
審訊就這樣進行著，我在裡面時最擔心的還不是老婆孩子們，我最擔心的是父母。父母的年紀，不知道自己何年何月出來，因此能不能再與父母相見都是一個未知數。不幸讓我言中了，在我出來前的一月左右，當局安排我哥哥去看我，我還跟哥哥說，我和父母還有我們兄弟我們一家人沒有做夠，我這個話說完不久，我就得知母親已於我被抓後的一個多月時間離開了人世。我在聽到這個消息時，沒有眼淚也沒有悲傷，我還說一切皆有定數。我在裡面時我總在想一件事情，我覺得自己的收穫如此之大，可是俗話說有得必有失嘛，我會在什麼方面遭到損失嗎？ 不曾想這件事情發生在了我母親身上，我與母親從此陰陽永隔。直到我出來後去祭奠她時，當我捧著冰冷的骨灰盒，我把它摟在懷裡撫摸著它就像摟著母親，直到此時我才哭出來。在這個世界上，兒子和母親的感情是毫無理性可言的，男人再怎麼長大可能對於母親懷抱的溫暖、媽媽的愛都永遠無法忘懷，這世間可能有一種愛讓你永遠地依戀，就是媽媽，這回我真切體會到了什麼叫悲痛欲絕！我也因此大病一場。我的母親有很多缺點，但是她就是那個讓我永遠思念永遠依賴的媽媽！
我在被抓之後在自己內心裡始終有一個念頭，即第一不能表現出來任何的軟弱，即使你的心理有時也會出現某些狀態；第二，不能傳遞錯誤信息，一定要讓他們意識到，如果最終把我推向法庭，一定會很麻煩，我不會那麼輕易就範，審判我的違法成本會很高。我現在還是抱著這樣一個心態，如果被抓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讓冤獄的製造者付出足夠高的代價。而外面的家屬和朋友們要做的也應該是這件事，這跟我在外面為那些冤獄的當事人作辯護時是一個套路，當我們無法決定結果時，我們能做的就是千方百計地增大對方的違法成本、違法的代價，這包括法律程序上的、責任主體上的、政治上的、輿論上的，每一個冤獄都不能讓它白白發生，最好我們能有所收穫、有所成長，能夠讓大家走到一起，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直到最後那個事件、那個冤獄的出現等等諸多方面。我也曾無數次想像，有朝一日，如果把我們這些律師一起押到法庭上審判會是一種怎樣的場面？可最終，沒有出現這一天，我們所有這些犯罪分子，都被分而治之，祕密處理了！像這樣一個案子，為何不公開處理以教育警示後來者呢？
一切都交給時間，你開始會有很多的幻想，會有各種執著，想要出去而出不去就會很痛苦，尤其前三個月，人都要瘋掉了。專案組的人來審問你，他們會給你很大的壓力，一切方面他們都要挖掘到治罪的信息並且要讓你咬別人、讓你背書，另一方面如果長時間他們不來，被監禁中的一個人就在密封的小屋裡坐著與世隔絕也很難受，甚至希望能有人跟你說說話，人生最痛苦的不是喪失自由、承受一些酷刑乃至面對生死，人生最大的痛苦是虛耗生命，虛耗生命的痛苦如何解決呢？
北京監居時可以在兩個執勤戰士站樁的咫尺之間來回走路，你對他們表示需要走一走，他們就分立而站，其中一個還要跟著你走，如果你在走路過程中稍有晃動或彎腰一類的動作，他們會立刻做出保護動作並且警告你。值勤人員每天一般五個班次，每班大概兩小時至兩個半小時一換，每班兩個人，一個主哨、一個副哨。主哨發號施令，副哨執行記錄，每5至10分鐘記錄一次，有微小動作隨時記錄。
隨著時間的推移，你的各種執著就會慢慢放下來，你也慢慢地習慣了監禁的日子，不那麼急著出去了，但是如何破解虛耗生命呢？在監居時我是靠走路和自己給自己演講來度過時日的。而且經過監禁這一過程你可能更加自信了，我的生命經歷更充實了。我有時就在想，我這個人有些怯場，不善於發表演講，這回我可以站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場合發表演講了。
開始幾個月的時間真的是度日如年啊，時間仿佛停止了，後來慢慢適應了，才感覺到時間的流變，一切都在流變當中，到天津後環境更加嚴酷了，面對各種考驗和困難時，自己就在想，看來每日都要面對一場磨難，這是在考驗自己提高自己，就做如是觀（有時候是專案組審問給你很大壓力，有時是不讓你活動對你嚴管，有時是執勤戰士刁難你。執勤戰士有時也為了爭奪話語權，一個讓你活動一個不讓你活動，你誰都不能得罪，對你意志進行壓迫甚至不讓你解手）。克服虛耗生命的痛苦從為自己演講到在看守所打坐修煉，出來當作笑談，身在其中時，則是在應對生命無常時從被動到主動的轉變。
大概一兩個月之後姜警官曾對我說，「你不要再自作聰明了，現在專案組對你們的情況完全都掌握了，就像小時候你玩過的放大鏡看螞蟻窩的遊戲，把你們裡面看得一清二楚，沒有什麼事情能夠瞞過組織的眼睛。」他這個話我完全相信，他們這種超限的辦案方式，把你的電腦、手機以及網上你的微博、微信、推特等等發表的文章所有信息都給你梳理一遍。負責我案子的老嚴甚至於我的每篇文章他都細讀過，並且把裡面的重點內容作出梳理和分析都打印出來，一一問我是什麼目的什麼動機等等，完全就是一場文字獄。
後來批捕以後，他們把我的書（關於和平民主研究的文章集結成冊的一本叫做《信仰之路》的書）和網上文章拿給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進行鑑定，搞了個鑑定意見，這個始終都沒給我的鑑定意見明確認定我的文章具有違法反宣的政治內容，該鑑定意見的鑑定人也不清楚。我當即寫了一份鑑定異議申請書，在這份申請書中抗議他們搞文字獄，要求重新鑑定，論證了三五點理由揭露鑑定意見的違反程序、違法性並在筆錄上註明提交了鑑定異議申請書。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