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09月21日讯】“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
“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
1966年8月24日，当老舍踏进太平湖了结自己生命的时候，是否会记起他在15年前所写下的这段话？在这篇发表于1951年10月1日《人民文学》上，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里，老舍热情洋溢地描述了自己如何在一场批判大会上受到了教育，面对万众一心的喊打声，老舍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这场打人的“合唱”之中。
在这篇文章里，“打人”并非仅仅对某个有血有肉的人进行身体上的凌辱，更是“为社会除害”。老舍号召“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不要对那些“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有所怜悯──而15年后，这个站在人群中喊打的人，自己却成为了这个“跪着，颤抖着的家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当老舍写下这段话时，他刚刚从美国回国两年。此时的老舍正享受着新政权赐予他的种种荣耀，周恩来特别嘱托冯乃超和夏衍亲自写信盛情邀请他回国，他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内定为文联主席，应邀列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市政府委员，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就在他写下这篇《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后不久，他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尽管在1949年前，老舍最负盛名的作品《猫城记》里，他有意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调侃为“大家夫司基”，还暗讽某些人对“马祖大仙”的崇拜。而在一篇少为人知的作品《大悲寺外》，他曾经描述了一场学潮是如何被煽动起来的，并且将一个“慈善宽厚”的学监活活打死，打人的学生虽然最终得到了黄学监的宽恕，但自己却活在灵魂的拷问和煎熬中。
1949年前的老舍对暴戾毫无疑问采取反对和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但在1949年后，他再次面对以“打人”为口号的批判会时，他却真心叫好，并且表示这是给他上了一课。他是如此真诚地拥抱新政权，在接下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老舍用自己的实践，展示了自己在社会这座大学校中学以致用。
1957年6月至9月，中国作家协会陆续举行了27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老舍曾经的朋友丁玲和陈企霞，老舍几乎一次不落。他“感谢作家协会党组给我这样的机会，使我受到永难忘记的教育”，在《个人与集体》的发言中，他批判丁玲“在作协与文艺界里面，破坏团结，搞小集团”，是“唯我独尊的恶霸作风”，其行为“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9年后，这句话成了官方为他钦定的死因。
9月28日，老舍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上的发言更是精心准备，他痛斥徐燕荪“既是画家，也是恶霸”，他更借陆定一的话强调：“要狠狠地斗争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
在为批判他昔日挚友吴祖光而特别撰写的文章《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一开篇，老舍就写道：“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尽管事后老舍对吴祖光不乏心怀愧疚之感，但当他在大会上痛斥自己老友时，确实给坐在台下的人做了榜样。
老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热情配合，对同行和朋友的大力批判以及对新政权的高唱颂歌，甚至连某些人都觉得难为情。
1957年9月11日，老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给他的匿名信，尽管刊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这封信的内容，但也足见老舍的种种行为确实到了令人齿寒的地步：“老舍，我希望你今后弄笔墨时，还是不溜尻子不捧颂好，应说些实话。难道说目前全国成千成万的所谓右派都不爱国爱民吗？你深深思虑过吗？”
这个曾经被老舍大加批判的问题，是否在9年后曾经萦绕在投身太平湖前老舍的脑际？没人知道他在自杀前究竟想了些什么，因为并没有片纸字句留下来。有些人声称他读了毛泽东的诗词，这是他最后的想法吗？亦或是对自己赞颂的革命反过来吞噬了自己表达一种难以理解的矛盾？
他的死亡一如他死前最后的想法一样是一个迷，甚至有了专门的调查报告来缕述这些众口一词的说法──老舍的死亡成为了一个传奇，被赋予了各种崇高的意义：“士可杀不可辱”、“用生命为维护最后的尊严”等等，他被人同情、哀悯，但很少有人从中读出某种浓黑的讽刺意味。
作为一个命运般的结尾，在他死前一年，他曾在《忆昔》这首诗中歌颂道：“倘无XX党，荒野鬼为邻”。
一年后，当他的妻子和儿子来领他的骨灰时，得到的答复是因为老舍是反革命，不许家属领回骨灰，他们被命令缴了28元火化费后离开。在那以后，“28元”成了北京一个流行语：“打死一个人，也不过花28元”。
在老舍遗体被发现的那天，北京有86人被殴打致死，这些被打死的人大多数和老舍的最终归宿一样，骨灰抛诸荒野。只不过他们没有机会像老舍那样，最终等来被平反并风光大葬，并且还有人不厌其烦地细细搜求他的死亡故事。这至少证明昔日的名声和地位还是有用的，尽管在他的骨灰盒里，只有一支笔和一副眼镜。
——转自“网易历史频道”，原标题《老舍之死:五十年前太平湖畔悲剧如何发生？》
（责任编辑：阿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