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09月21日訊】「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書生本色變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樣的書生！」
「有一位控訴者控訴了自己的父親！除了在這年月，怎能有這樣的事呢！我的淚要落下來。以前，中國人講究「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於是隱來隱去，就把真理正義全隱得沒有影兒了。今天，父子的關係並隱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緊，父親若是人民的仇敵，兒子就該檢舉他，控訴他」
1966年8月24日，當老舍踏進太平湖了結自己生命的時候，是否會記起他在15年前所寫下的這段話？在這篇發表於1951年10月1日《人民文學》上，題為《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的文章里，老舍熱情洋溢地描述了自己如何在一場批判大會上受到了教育，面對萬眾一心的喊打聲，老舍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這場打人的「合唱」之中。
在這篇文章里，「打人」並非僅僅對某個有血有肉的人進行身體上的凌辱，更是「為社會除害」。老舍號召「跟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不要對那些「在我們面前跪著，顫抖著的傢伙們」有所憐憫──而15年後，這個站在人群中喊打的人，自己卻成為了這個「跪著，顫抖著的傢伙」，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諷刺。
當老舍寫下這段話時，他剛剛從美國回國兩年。此時的老舍正享受著新政權賜予他的種種榮耀，周恩來特別囑託馮乃超和夏衍親自寫信盛情邀請他回國，他被增補為全國文聯委員，內定為文聯主席，應邀列席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先後被任命為北京市政府委員，政務院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就在他寫下這篇《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後不久，他被授予了「人民藝術家」的稱號。
儘管在1949年前，老舍最負盛名的作品《貓城記》里，他有意將新政權的意識形態調侃為「大家夫司基」，還暗諷某些人對「馬祖大仙」的崇拜。而在一篇少為人知的作品《大悲寺外》，他曾經描述了一場學潮是如何被煽動起來的，並且將一個「慈善寬厚」的學監活活打死，打人的學生雖然最終得到了黃學監的寬恕，但自己卻活在靈魂的拷問和煎熬中。
1949年前的老舍對暴戾毫無疑問採取反對和避之唯恐不及的態度，但在1949年後，他再次面對以「打人」為口號的批判會時，他卻真心叫好，並且表示這是給他上了一課。他是如此真誠地擁抱新政權，在接下來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老舍用自己的實踐，展示了自己在社會這座大學校中學以致用。
1957年6月至9月，中國作家協會陸續舉行了27次黨組擴大會議，批判老舍曾經的朋友丁玲和陳企霞，老舍幾乎一次不落。他「感謝作家協會黨組給我這樣的機會，使我受到永難忘記的教育」，在《個人與集體》的發言中，他批判丁玲「在作協與文藝界裡面，破壞團結，搞小集團」，是「唯我獨尊的惡霸作風」，其行為「不但自絕於作家，也自絕於人民」──9年後，這句話成了官方為他欽定的死因。
9月28日，老舍在北京國畫界反右派鬥爭大會上的發言更是精心準備，他痛斥徐燕蓀「既是畫家，也是惡霸」，他更借陸定一的話強調：「要狠狠地鬥爭右派，狠狠地改進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
在為批判他昔日摯友吳祖光而特別撰寫的文章《吳祖光為什麼怨氣衝天》一開篇，老舍就寫道：「當我看了有關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之後，我很氣憤，覺得過去認識他真是對我的一種侮辱」，儘管事後老舍對吳祖光不乏心懷愧疚之感，但當他在大會上痛斥自己老友時，確實給坐在台下的人做了榜樣。
老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熱情配合，對同行和朋友的大力批判以及對新政權的高唱頌歌，甚至連某些人都覺得難為情。
1957年9月11日，老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封給他的匿名信，儘管刊發的目的是為了批判這封信的內容，但也足見老舍的種種行為確實到了令人齒寒的地步：「老舍，我希望你今後弄筆墨時，還是不溜尻子不捧頌好，應說些實話。難道說目前全國成千成萬的所謂右派都不愛國愛民嗎？你深深思慮過嗎？」
這個曾經被老舍大加批判的問題，是否在9年後曾經縈繞在投身太平湖前老舍的腦際？沒人知道他在自殺前究竟想了些什麼，因為並沒有片紙字句留下來。有些人聲稱他讀了毛澤東的詩詞，這是他最後的想法嗎？亦或是對自己讚頌的革命反過來吞噬了自己表達一種難以理解的矛盾？
他的死亡一如他死前最後的想法一樣是一個迷，甚至有了專門的調查報告來縷述這些眾口一詞的說法──老舍的死亡成為了一個傳奇，被賦予了各種崇高的意義：「士可殺不可辱」、「用生命為維護最後的尊嚴」等等，他被人同情、哀憫，但很少有人從中讀出某種濃黑的諷刺意味。
作為一個命運般的結尾，在他死前一年，他曾在《憶昔》這首詩中歌頌道：「倘無XX黨，荒野鬼為鄰」。
一年後，當他的妻子和兒子來領他的骨灰時，得到的答覆是因為老舍是反革命，不許家屬領回骨灰，他們被命令繳了28元火化費後離開。在那以後，「28元」成了北京一個流行語：「打死一個人，也不過花28元」。
在老舍遺體被發現的那天，北京有86人被毆打致死，這些被打死的人大多數和老舍的最終歸宿一樣，骨灰拋諸荒野。只不過他們沒有機會像老舍那樣，最終等來被平反並風光大葬，並且還有人不厭其煩地細細搜求他的死亡故事。這至少證明昔日的名聲和地位還是有用的，儘管在他的骨灰盒裡，只有一支筆和一副眼鏡。
——轉自「網易歷史頻道」，原標題《老舍之死:五十年前太平湖畔悲劇如何發生？》
（責任編輯：阿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