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09月15日讯】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导致上千万的老百姓被饿死。中共执政者非但没有开仓放粮救助百姓，反而继续强行从农民口中剥夺粮食用于“出口”。中共元老宋任穷曾披露，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明知黑龙江缺粮还继续强硬征粮，最终导致该地区饿死19万人。
据《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的记载，从1958年的冬天，中国地方上就已经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到1959年春天饿死的人数更多，而对于当时这种悲惨的现状，身为中共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
书中记录：早在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1959年4月6日中共国务院秘书厅向国务院报送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1960年初，周恩来收到有关部门转来的安徽省一个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周恩来曾经于3月29日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但其实周恩来并没有认真对待此事，仅是表示“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
4、5月份，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分别写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但周恩来不但没与下令各地政府开仓放粮，而且还继续催促地方政府加大征收粮食的力度，必须完成他所下达的收购数量。
据记载，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来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年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会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中共元老宋任穷曾经撰文回忆：当时他派了大批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调查黑龙江省是饥荒情况，写了不少报告。周恩来就看了19篇，但他照样下令，继续从黑龙江征收大量粮食。
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杨易辰回忆：1962年，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28亿斤粮食的任务。而当时黑龙江的经济状况也已经十分困难，粮食非常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的相当普遍。
文章写道：“1962年3月，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调粮问题是一个主要议题。黑龙江省是欧阳钦同志和我参加的。会上，当总理向我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亿斤粮食支持外地时，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觉得黑龙江已经调出了不少粮食，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出2亿斤粮食，实在困难太大，如果因为粮食出了问题，也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
周恩来听完地方官员的反对意见后，仍然要求对方要“服从大局”，一定要完成征粮的任务，最终的结果是黑龙江省因此饿死了19万多人！
文章表示：对于当时（1960－1962）年间的粮食情况，周恩来是了如指掌的。仅仅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根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就粮食问题谈话就多达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但是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近都在农村！
文章写道：“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但是农村即使饿死人，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在中共当时的封锁体制下，很难象大城市那样容易传播出去。”
周恩来所作的事情就是：不管地方上饿死了多少人，依然要督促地方政府必须完成征粮任务，而自始至终他从未提出过开仓放粮。
（责任编辑：阿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