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09月15日訊】中國上個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發生的大饑荒，導致上千萬的老百姓被餓死。中共執政者非但沒有開倉放糧救助百姓，反而繼續強行從農民口中剝奪糧食用於「出口」。中共元老宋任窮曾披露，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明知黑龍江缺糧還繼續強硬征糧，最終導致該地區餓死19萬人。
據《新發現的周恩來》一書的記載，從1958年的冬天，中國地方上就已經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到1959年春天餓死的人數更多，而對於當時這種悲慘的現狀，身為中共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是十分清楚的。
書中記錄：早在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連續收到了大量的群眾來信，反映河南省東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發生大量的浮腫病人和死人情況。
1959年4月6日中共國務院秘書廳向國務院報送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
1960年2月，江蘇省省委向周恩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就有12萬多。農村的的情況比城市更為嚴重。
1960年初，周恩來收到有關部門轉來的安徽省一個政協委員的來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縣、無為縣餓死人情況。周恩來曾經於3月29日致函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要求查明情況後回復。但其實周恩來並沒有認真對待此事，僅是表示「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
4、5月份，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和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分別寫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上報周恩來，但周恩來不但沒與下令各地政府開倉放糧，而且還繼續催促地方政府加大徵收糧食的力度，必須完成他所下達的收購數量。
據記載，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來召開了全國糧食問題會議，他強調指出：各省務必抓緊進行徵購。
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各地區派大批幹部深入農村。僅邯鄲地區就派出了3,638名幹部下鄉，分片包干抓糧食入庫運動，入庫糧食在增加，但農民和基層抵觸情緒也在增加，他們質問：今年徵購任務增加了兩次，為會么還要增加？在這場「糧食入庫運動」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淚？這是可想而知的。
中共元老宋任窮曾經撰文回憶：當時他派了大批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調查黑龍江省是飢荒情況，寫了不少報告。周恩來就看了19篇，但他照樣下令，繼續從黑龍江徵收大量糧食。
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的楊易辰回憶：1962年，中央給黑龍江省下達了調撥28億斤糧食的任務。而當時黑龍江的經濟狀況也已經十分困難，糧食非常緊張。人吃馬料，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腫，患肝炎的相當普遍。
文章寫道：「1962年3月，總理到遼寧召集東北三省領導同志開會，調糧問題是一個主要議題。黑龍江省是歐陽欽同志和我參加的。會上，當總理向我提出要黑龍江省再增撥2億斤糧食支持外地時，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覺得黑龍江已經調出了不少糧食，為國家作出很大貢獻，再要多調出2億斤糧食，實在困難太大，如果因為糧食出了問題，也無法向全省人民交代。」
周恩來聽完地方官員的反對意見後，仍然要求對方要「服從大局」，一定要完成徵糧的任務，最終的結果是黑龍江省因此餓死了19萬多人！
文章表示：對於當時（1960－1962）年間的糧食情況，周恩來是了如指掌的。僅僅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根據不完全統計，周恩來就糧食問題談話就多達115次，在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但是這些談話和筆跡中可以看出，周恩來關注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然而死亡幾近都在農村！
文章寫道：「顯然周恩來考慮的是政治影響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別是幾個類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餓死人，一旦傳播出去，政治影響不可估量。但是農村即使餓死人，但是由於地處偏僻，在中共當時的封鎖體制下，很難象大城市那樣容易傳播出去。」
周恩來所作的事情就是：不管地方上餓死了多少人，依然要督促地方政府必須完成徵糧任務，而自始至終他從未提出過開倉放糧。
（責任編輯：阿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