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北与潘汉年齐名，是中共最著名的两个“秘密情报官员”，素有“南潘北王”之称。
毛泽东曾称赞说：“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中共元帅贺龙在一次会议上称赞王超北是“情报专家”，“他的一个情报，抵得上一个师！”
1962年9月20日下午3点左右，王超北到北京医院探望了他30年代在上海中央军委（特科）工作时的老领导王世英后，走出医院大门时，突然冒出两个彪形大汉，左右一边一个，将他架住，用力塞进了他们的汽车。这一天，王超北正式被逮捕，罪名是“包庇反革命，为特务、叛徒翻案”！
王超北写道：“我被捕后的第二天，审查，不，审讯就开始了。原本我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党对我的历史和我几十年为党工作的审查，是会很快过去的。因为我曾经已几次经历了磨难、挫折以至于入狱受审。然而，我估计错了，让我万万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次狱中审查竟从1962年9月20日一直持续到1979年年9月29日，长达17年零9天！”
王超北，陕西省澄城县人。1903年出生，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是澄城、延安中共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政治处处长，八路军驻南京、武汉、重庆、西安办事处科长，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西安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国国际旅行社副经理、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地矿部顾问。
1949年10月1日前，王超北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冒着生命危险，将万贯家财全部贡献给出来，为中共送钱、送物、送情报，为中共颠覆中华民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超北写道：“1938年年到1940年，我在中央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为党先后做过七次生产、运输工作，前六次都是在李克农直接领导下完成的。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对党有利我就去做。”
“1938年，有一次，李克农叫我每月为代表团生产一万元，并称如果被国民党查出来，不能说是为共产党做生意，只能说是个人利用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做生意，不能涉及政治问题。我认为这是党对我的信任，认为我靠得住，才叫我做的，我应该努力做好才是。”
1940年冬，王超北用他父亲留下的15000银元和元宝，还有一麻袋大烟土，约五、六千元，买下了西安大莲花池街7号和王家巷24号甲、24号、25号4个院落，花了几年的功夫，建成了中共西安情报处机关及其秘密地下工作室。王超北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大工程：在地下5米深处挖了两个窑洞，一个用于印刷文件，另一个安放电台。地道内，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还有存放密码和文件的密室，调节空气的天窗设在地面厨房的烟囱里，传递消息和食品则通过后院的水井。四个院落表面看互不相干，但在地下是相通的。这4个院落成了中共在西安最重要的情报中心。
1939年到1949年，在担任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的10年间，王超北一共建成8部秘密电台，甚至把电台设在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兼陕西省保安司令祝绍周办公室附近的地下室里，将国民党在西安的中统特务专员李茂堂发展成中共西安情报处副处长，先后向毛泽东发回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情报2400多份，30多万字，同时，开辟了东路、北路和南路三条地下交通线，由交通员设法给毛泽东传递了大批秘密情报资料，为中共保卫延安，取得西北战场的胜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陕西宜川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中，特别在宜瓦战役前后，王超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向延安提供了大量关于胡宗南部队的政治军事重要情报，使毛泽东对胡宗南的人事调动、兵力分配、作战部署了如指掌。l947年10月，中共中央表扬王超北说：“最近你处所来军事情报颇有价值。”次年7月，进一步表扬他说：“一年来，你处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很大，望继续努力。”同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毛泽东几次指示王超北，要他了解南京军事会议内容。王超北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把这个军事战略情报弄到手，并及时准确地报告毛泽东，为毛泽东发动三大战役以极大的帮助。
一个倾其所有为中共出生入死立了大功的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怎么在一夜之间，被逮捕入狱，一关就是17年呢？这件事与当今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有直接关系。
习仲勋是陕西人，王超北也是陕西人。习仲勋是1962年被打倒的，王超北也是1962年被打倒的。当时，习仲勋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被打倒的直接原因是他曾经审阅过刘志丹的弟媳、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写了一本小说《刘志丹》。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接过康生递给他的条子念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并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就这样，把《刘志丹》这本小说定性为高岗反党集团翻案的大毒草，习仲勋成了西北反党集团的主要头目。王超北也因此受牵连，被康生诬陷为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红旗飘飘》丛刊，专门刊登一些老革命的回忆文章。王超北应约写了一篇《古城斗“胡骑”》，回忆当年西安情报处跟胡宗兰的斗争故事。凡是涉及中共秘密战线的回忆录，按规定必须送中央调查部审稿。不巧的是，稿刚送审，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去世，中调部正忙着为李克农治丧，根本无暇顾及审稿之事。《红旗飘飘》第17集已编好，待《古城斗“胡骑”》一文送审通过后，即可发稿。为了及时出版，编辑问王超北，可否将他的稿子送熟悉当年情况的中央领导审阅。王超北说，那就请习仲勋副总理审吧！编辑很快收到了习仲勋副总理“可以发表“的批示。这样，《红旗飘飘》第17集就立即付印了，首印数为30万册。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集刚出版，正在外地采访的编辑突然接到出版社的电话，叫他赶快回北京，说《古城斗“胡骑”》出事了，中央调查部来电话，说王超北为叛徒翻案，已经被抓起来了。紧接着，中宣部派调查组，追查《古城斗“胡骑”》的写作、编辑和送审经过，宣布《红旗飘飘》17集有严重政治问题，30万册全部销毁！《红旗飘飘》也被迫停刊！
1962年9月20日至1975年5月27日，王超北曾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德胜门监狱、秦城监狱、西直门、公主坟等地。在秦城监狱的时间最长。先后被囚禁于狱内东北楼、东南楼、西北楼、南楼及西边新建的楼内。最初的罪名是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文化大革命”中，他进一步被诬陷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
其间，受审400多次，他的所有申诉、争辩全都无济于事。他曾6次写长文向中央控告，全部石沉大海。据王超北回忆，审讯人员曾对他说：“王超北，你的态度极为恶劣，交待问题哗众取宠，避重就轻，不接触实质，企图蒙混过关，实难容忍！我告诉你，王超北，我们是经过反复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拿到了你在西安参加国民党中统局的确凿证据，才把你逮捕关进监狱的。这不是吓唬你，也不是欺骗你，你必须彻底交待你和中统局的关系问题，才能得到宽大处理，组织才能给你出路。党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是干过公安工作的，是懂得这个大道理的。我们希望你早日悔悟，不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是专案组对你的忠告。”如此审来审去审了13年！
1975年5月27日，王超北突然接到通知：“限三日内离开北京——换个环境，给予结论”，实际是流放到江西省珠湖农场软禁。王超北拒绝在所谓“结论”上签字，随后又向中央写出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次揭发申诉控告材料。结果，适得其反，被视为现行反革命活动，重新收监，再次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直到1979年9月29日，才获释回家，结束冤狱生活。但冤未伸、案未结。
出狱后，王超北为讨回清白，继续全力向中共中央主席、中纪委、中组织部为原西安情报处申诉，为原西安情报处的工作人员申诉，为他本人申诉。直到1979年10月5日，王超北才在中央对“王超北问题平反复查结论”上签字并写下“基本同意，另有几点意见，详见另页”十四个字。
还要说一下的是，王超北的长子因为父亲翻案，在文革中被为定现行反革命。1982年1月，他所在单位作出平反决定，但最高检察院院党组一直拖到2002年才批准！
——转自《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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