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北與潘漢年齊名，是中共最著名的兩個「秘密情報官員」，素有「南潘北王」之稱。
毛澤東曾稱讚說：「龐智（王超北的化名）是無名英雄」。中共元帥賀龍在一次會議上稱讚王超北是「情報專家」，「他的一個情報，抵得上一個師！」
1962年9月20日下午3點左右，王超北到北京醫院探望了他30年代在上海中央軍委（特科）工作時的老領導王世英後，走出醫院大門時，突然冒出兩個彪形大漢，左右一邊一個，將他架住，用力塞進了他們的汽車。這一天，王超北正式被逮捕，罪名是「包庇反革命，為特務、叛徒翻案」！
王超北寫道：「我被捕後的第二天，審查，不，審訊就開始了。原本我認為，這不過是又一次黨對我的歷史和我幾十年為黨工作的審查，是會很快過去的。因為我曾經已幾次經歷了磨難、挫折以至於入獄受審。然而，我估計錯了，讓我萬萬萬萬想不到的是，這次獄中審查竟從1962年9月20日一直持續到1979年年9月29日，長達17年零9天！」
王超北，陝西省澄城縣人。1903年出生，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是澄城、延安中共黨團組織的創始人之一。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師政治處處長，八路軍駐南京、武漢、重慶、西安辦事處科長，中共西安情報處處長。中共奪取政權後，歷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長、西安警備區司令部副司令員、中國國際旅行社副經理、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副總經理，地礦部顧問。
1949年10月1日前，王超北的工作，可以概括為，冒着生命危險，將萬貫家財全部貢獻給出來，為中共送錢、送物、送情報，為中共顛覆中華民國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
王超北寫道：「1938年年到1940年，我在中央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為黨先後做過七次生產、運輸工作，前六次都是在李克農直接領導下完成的。領導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對黨有利我就去做。」
「1938年，有一次，李克農叫我每月為代表團生產一萬元，並稱如果被國民黨查出來，不能說是為共產黨做生意，只能說是個人利用八路軍辦事處的名義做生意，不能涉及政治問題。我認為這是黨對我的信任，認為我靠得住，才叫我做的，我應該努力做好才是。」
1940年冬，王超北用他父親留下的15000銀元和元寶，還有一麻袋大煙土，約五、六千元，買下了西安大蓮花池街7號和王家巷24號甲、24號、25號4個院落，花了幾年的功夫，建成了中共西安情報處機關及其秘密地下工作室。王超北設計了一個複雜的大工程：在地下5米深處挖了兩個窯洞，一個用於印刷文件，另一個安放電台。地道內，有通向地面的天線設備，還有存放密碼和文件的密室，調節空氣的天窗設在地面廚房的煙囪里，傳遞消息和食品則通過後院的水井。四個院落表面看互不相干，但在地下是相通的。這4個院落成了中共在西安最重要的情報中心。
1939年到1949年，在擔任中共西安情報處處長的10年間，王超北一共建成8部秘密電台，甚至把電台設在了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兼陝西省保安司令祝紹周辦公室附近的地下室里，將國民黨在西安的中統特務專員李茂堂發展成中共西安情報處副處長，先後向毛澤東發回國民黨軍事、政治、經濟情報2400多份，30多萬字，同時，開闢了東路、北路和南路三條地下交通線，由交通員設法給毛澤東傳遞了大批秘密情報資料，為中共保衛延安，取得西北戰場的勝利，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陝西宜川瓦子街戰役、西府戰役、荔北戰役中，特別在宜瓦戰役前後，王超北通過各種渠道，及時向延安提供了大量關於胡宗南部隊的政治軍事重要情報，使毛澤東對胡宗南的人事調動、兵力分配、作戰部署了如指掌。l947年10月，中共中央表揚王超北說：「最近你處所來軍事情報頗有價值。」次年7月，進一步表揚他說：「一年來，你處軍事情報很好，對西北我軍幫助很大，望繼續努力。」同年8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毛澤東幾次指示王超北，要他了解南京軍事會議內容。王超北經過多方努力，終於把這個軍事戰略情報弄到手，並及時準確地報告毛澤東，為毛澤東發動三大戰役以極大的幫助。
一個傾其所有為中共出生入死立了大功的老黨員、老革命、老幹部，怎麼在一夜之間，被逮捕入獄，一關就是17年呢？這件事與當今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有直接關係。
習仲勛是陝西人，王超北也是陝西人。習仲勛是1962年被打倒的，王超北也是1962年被打倒的。當時，習仲勛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他被打倒的直接原因是他曾經審閱過劉志丹的弟媳、原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寫了一本小說《劉志丹》。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接過康生遞給他的條子念道:「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並接著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就這樣，把《劉志丹》這本小說定性為高崗反黨集團翻案的大毒草，習仲勛成了西北反黨集團的主要頭目。王超北也因此受牽連，被康生誣陷為利用寫回憶錄進行反革命翻案活動。
當時，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了《紅旗飄飄》叢刊，專門刊登一些老革命的回憶文章。王超北應約寫了一篇《古城斗「胡騎」》，回憶當年西安情報處跟胡宗蘭的鬥爭故事。凡是涉及中共秘密戰線的回憶錄，按規定必須送中央調查部審稿。不巧的是，稿剛送審，中央調查部部長李克農去世，中調部正忙着為李克農治喪，根本無暇顧及審稿之事。《紅旗飄飄》第17集已編好，待《古城斗「胡騎」》一文送審通過後，即可發稿。為了及時出版，編輯問王超北，可否將他的稿子送熟悉當年情況的中央領導審閱。王超北說，那就請習仲勛副總理審吧！編輯很快收到了習仲勛副總理「可以發表「的批示。這樣，《紅旗飄飄》第17集就立即付印了，首印數為30萬冊。沒有想到的是，這一集剛出版，正在外地採訪的編輯突然接到出版社的電話，叫他趕快回北京，說《古城斗「胡騎」》出事了，中央調查部來電話，說王超北為叛徒翻案，已經被抓起來了。緊接着，中宣部派調查組，追查《古城斗「胡騎」》的寫作、編輯和送審經過，宣布《紅旗飄飄》17集有嚴重政治問題，30萬冊全部銷毀！《紅旗飄飄》也被迫停刊！
1962年9月20日至1975年5月27日，王超北曾先後被關押在北京德勝門監獄、秦城監獄、西直門、公主墳等地。在秦城監獄的時間最長。先後被囚禁於獄內東北樓、東南樓、西北樓、南樓及西邊新建的樓內。最初的罪名是進行反革命翻案活動，「文化大革命」中，他進一步被誣陷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
其間，受審400多次，他的所有申訴、爭辯全都無濟於事。他曾6次寫長文向中央控告，全部石沉大海。據王超北回憶，審訊人員曾對他說：「王超北，你的態度極為惡劣，交待問題嘩眾取寵，避重就輕，不接觸實質，企圖矇混過關，實難容忍！我告訴你，王超北，我們是經過反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拿到了你在西安參加國民黨中統局的確鑿證據，才把你逮捕關進監獄的。這不是嚇唬你，也不是欺騙你，你必須徹底交待你和中統局的關係問題，才能得到寬大處理，組織才能給你出路。黨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是干過公安工作的，是懂得這個大道理的。我們希望你早日悔悟，不要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這是專案組對你的忠告。」如此審來審去審了13年！
1975年5月27日，王超北突然接到通知：「限三日內離開北京——換個環境，給予結論」，實際是流放到江西省珠湖農場軟禁。王超北拒絕在所謂「結論」上簽字，隨後又向中央寫出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次揭發申訴控告材料。結果，適得其反，被視為現行反革命活動，重新收監，再次被關進北京秦城監獄。直到1979年9月29日，才獲釋回家，結束冤獄生活。但冤未伸、案未結。
出獄後，王超北為討回清白，繼續全力向中共中央主席、中紀委、中組織部為原西安情報處申訴，為原西安情報處的工作人員申訴，為他本人申訴。直到1979年10月5日，王超北才在中央對「王超北問題平反覆查結論」上簽字並寫下「基本同意，另有幾點意見，詳見另頁」十四個字。
還要說一下的是，王超北的長子因為父親翻案，在文革中被為定現行反革命。1982年1月，他所在單位作出平反決定，但最高檢察院院黨組一直拖到2002年才批准！
——轉自《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