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30日讯】【热点互动】（1615）武大教授辞职信为何火爆热传？
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夏琼最近的一封辞职信和辞职感言在网络上爆红，她在微信中直言当今中国高校的体制践踏教师尊严，侮辱学生智商，并且说高校已经容不下一张三尺的讲台。她的这些言论让人们再度关注当今中国高校存在的种种痼疾和乱象，究竟今天的中国大学现状如何？种种问题的成因何在？所谓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究竟能否推进？
主持人：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直播节目。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夏琼最近的一封辞职信和辞职感言在网络上爆红，她在微信中直言当今中国高校的体制践踏教师尊严，侮辱学生智商，并且说高校已经容不下一张三尺的讲台。
她的这些言论让人们再度关注当今中国高校存在的种种痼疾和乱象。究竟今天的中国大学现状如何，种种问题的成因何在，所谓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究竟能否推进？今晚我们请两位嘉宾就这些问题讨论和分析。一位是在现场的时事评论员杰森博士，杰森您好。
杰森：您好、观众好。
主持人：还有一位是通过Skype和我们连线的旅美经济学家夏业良先生，夏业良先生您好。
夏业良：方菲您好。
主持人：非常感谢二位。节目开始，请先看一段新闻短片。
5月25日，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夏琼，在微信朋友圈公布她的辞职信：“本人任新闻系系主任一职长达12年之久，期间既无所作为，更无所建树……请求辞去主任职务。”
她在微信上说，辞去系主任的真实原因是：“累了，倦了，也绝望了。”她批评现在的高校行政化“不懂教育，不尊重教学，践踏教师尊严，侮辱学生智商”。
近年来，大量舆论质疑，如今中国高校认真钻研学术的教职人员，在争取学术资源和个人待遇时，完全无法和校内有官职者竞争。在一切向钱看的整体社会氛围下，高校学术氛围越来越淡。而官场化的高校也沿袭了中共官场的所有弊病，导致学术腐败、学术抄袭、风气不端等现象突出。
2010年，当局提出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但至今7年效果不彰。
主持人：观众朋友，欢迎您在节目中间就这个话题给我们打电话发表您的观点，同时我们现在的《热点互动》节目也在YouTube上直播，您可以去YouTube NTDCHINESE频道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并且可以在YouTube上和我们文字互动。非常感谢。
我想先请问夏业良先生。夏先生，您以前在中国的北大任教，当时您也在其它高校教过书，就您的观察和了解，夏琼女士在她的微博感言中说的“践踏教师尊严、污辱学生智商”，您觉得这话说得会不会有一点重？是否准确反映当今中国高校的现状？
夏业良：我觉得夏琼说的是真实的现象，这个事情也是由来已久。在中国大学里面我们看到普遍的行政化、官僚化，尤其是党化教育，也就是说，党领导下的大学，跟民国时期的教授治校相差甚远，尤其是大学没有大学的灵魂，学生也是被迫接受5门以上的政治类课程，而教师经常被要求开各种各样的会议，每个星期都有几次会议，要求教师这样不能、那样不能；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不可以，有很多的要求。
所谓“践踏教师的尊严”，我认为就好像是把教师当成幼儿园大班的孩子，经常对他们进行说教，领导动不动就发指令，好像教师没有领导的指令就没办法进行教学和研究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些所谓的“领导”也不过是各级教研室主任、系里的副主任、系主任、学院里面的副院长、院长，一大堆的头衔。比如一个学院里面，假如教师一共才有一百多人，各种官员就占据了好几十人，几乎人人都是官，每一个人都想彰显自己的重要性，经常要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发布各种各样的指示，那你想其他的普通教师，如果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话，就感觉自己处处都要接受别人的指令、看别人的眼色。中国的大学到底是大学还是一个精神家园、象牙塔？还是一个行政机构？感觉处处都要受这些领导的指示。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对意识形态的管控更加严格，而且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教育”，现在在中国的大学青年教师和学生中，都作为重要任务来贯彻实施。中国的大学不但没有恢复到民国时代的教授治校、宽松的自由学术氛围，反而越来越紧，离文革相距不远。当然，真正文革期间有些年大学是停办的。
主持人：杰森，同样问题我想请问，她在辞职感言中说，现在的高校已经容不下一张三尺的讲台，您怎么解读这句话？
杰森：毕竟是人文学科的新闻系，她应该是有她自己的思想理论。但是因为中共的大学，刚才夏教授也谈到，是层层的官僚机构，这样的过程中，对于老师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有严格规定。对于老师来说，她认为她需要讲学生应该接受的先进新闻知识，但是她没办法讲，因为党不需要她讲；让她讲的事情，她知道自己不信、学生也不信，但是必须要求她讲。对教授是污辱，对学生的智商也是污辱。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觉得这个讲台真的是没办法站下去了。我理解她讲的是这个含意，她想讲的不能讲；她不想讲的硬让她讲。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不是她在讲，并不是她在讲课，只是背后想让她说话的体系用她的嘴在传播声音，所以大学里的三尺讲台在她看来是不存在的。
主持人：所以她说“践踏教授尊严”，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让她说她不太愿意说的事。
杰森：对。而且中共让讲的东西很多都是非常僵化。比如开了很多会，台上讲的人不信这些话，台下听的人也不信这些话；要求学生学的课程，想让学生像个傻瓜一样，以为灌给学生，学生就会接受。于此同时大家都知道，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国外各种讯息这么丰富，给学生讲一些他们不信的事情，学生嘲笑老师，事实上老师觉得自己的尊严也受损。
主持人：夏教授，我想请您进一步谈一谈。刚才谈到要开很多会，现在中国的高校、高校的老师，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去做与学术无关的行政或人际关系？这些事情又包括什么呢？
夏业良：我觉得普通教师大概要花1/3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情。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哪怕是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可能要2/3的时间；再高一级的领导，他们的时间可能大部分都用于行政方面的事务、各种各样的事务，真正用于学术研究反而可能不到1/3。
我们知道有一些高校的大学校长或者副校长、系主任、院长，他们一年就能出很多论文、很多本书，那你想一想这书是怎么来的？论文是怎么来的？他几乎根本没有时间做学问，为什么还能够那么高产呢？可见中国高校当官的拿到课题、国家的研究经费，比如几十万、上百万的研究经费，他就可以组织年轻的教师，组织其他的教授还有自己所带的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本科生，都参与到所谓的课题研究之中，当然他的名字放在第一位，而且由他来分配，他就像一个老板一样，别人都是为他打工，他给别人发钱。这样造出了大量学术垃圾。
现在很多高校一年报几十项、上百项的研究成果，但是用不了几年，这些东西没有人会再提及。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中国的大学所产生的所谓“学术成果”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绝大多数是垃圾，有许多东西的质量甚至都不能跟民国时期的研究相提并论。我们觉得非常悲哀。
因为是党化教育，而且高校里边现在贯彻中央提出的“七不讲”，包括对公民社会不能讲、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能讲、对大饥荒等历史事实都是不能讲的，包括抗战到底是谁打的？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但是都不能讲。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那么多的禁锢，这么多的禁区，大家知道学术研究应该是没有禁区的，但是在中国的大学里面人为地设定了很多禁区，像西藏问题、台湾问题还有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都是不能触及的禁区。
难道不触及禁区大家就不知道了吗？就都遗忘了吗？它就是寄希望于止。年轻的90后、甚至有一些80后的学生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六‧四”这件事，没有听说过三年大饥馑，没有听说过抗日战争主要是由国民党军队完成的。这些事情就是他们的“七不讲”，在教学和各方面设置了很多禁区，教师绝对不能违背；如果违背，教职就难保，或者晋升、或者其它方面的机会都会被剥夺。
主持人：是。杰森，我们看到后来有民间媒体对夏琼进行采访，问到她：“您的体验是不是和所谓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相关？”她延伸地讲了这个问题。我想请问，所谓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去行政化”到底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
杰森：国际上的高校其实都是教授办学校，像我们在美国上学，每位教授都有自己的研究团队，但是同时系里头也有管科目设计、管研究生招生等事情。
主持人：也有一些行政功能。
杰森：是有教授出于尽义务，有时候甚至强迫教授轮流、尽义务来做这个事情。换句话说，整个学校的管理是松散的，是教师的集体行为，事实上在国民党执政时代也是这样的运作方式。但是中共执政了以后就完全改了，把高校变成了行政机构，层层设党委书记，把高校定义在党委的领导下校长负责；校长负责是假，党委的领导是真。而且把学校也行政划分，像北大是副部级，其它学校也相应一级一级划分，跟中共的官僚体系就完全吻合到一块。
像一般的学校里头，一般的人员是给教授服务的，但是在中国的高校里头，教授是要听管理人员说的话。比如科研经费、项目钱的支配、评职称的标准还有其它的一切概念，各方面都是由官员制订的，官员制定过程中他的权力就无限大。某种程度上讲，大学其实不是自由的学术社会，更像是行政机构。
这种情况中共不是不知道，因为很多学校的老师也是从国外回去的，他们也提到，制约中国高校的自由思想或者创新科研，很大的因素就是行政化的问题，大概在1909年、1910年，很多中国的大学都已经有相关的研究论文，提出去行政化的概念。这个事情已经推了大概将近10年，没有任何进展。
其实事情非常简单，去行政化就是去党化。中共这么严格管理大学，并不是它不知道这样做会制约学术精神，而是它不需要有创新思想的人；它需要的是工匠。某种意义上讲，大学是为了经济上的运作创造了很多工匠，它不需要独立思考的人员，它必须设立一些文科系，文科系的最大目的是要制约这些文科系的灵活思想，所以文科系不管是教授、学生，他们的压抑感远远超过其它非文科系、理工科系的感觉。我可以非常理解夏琼教授的感叹。
主持人：是，新闻系也属于文科系。夏教授，您以前跟我谈到过，有几个系是比较受这方面制约的，能不能请您也在“去行政化”这方面谈谈您的看法？
夏业良：首先，中国普遍的党化教育、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中国所有的大学都类似于党校。我在北大经常跟学生说，有三个学科在中国学起来是非常痛苦的，甚至没有前途和出路。一个就是政治学，政治学很多都是禁区，几乎不能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也不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一切按照中央的调子走。
还有一个就是法学。法学大家都知道，就算你把法律条文背得滚瓜烂熟，在现实中，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所以你会经常感到很绝望。
还一个就是新闻学。我们知道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而且习近平视察的时候也强调，要成为党媒，所有的媒体都应该成为党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工作者原来遵守的原则是5个W，5W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有一些新闻是不准报导的，好在中国老百姓现在用自媒体，就是官方不报导我们自己来发，所以有的时候是倒逼新闻。现在，中国官方所掌控的新闻不是新闻，经常是自媒体发挥了第一时间直接爆料，然后官方被迫去修补；将了官方媒体一军。
我们刚才讲到高校里的“七不讲”以及各方面的禁锢，让教师和学生没有办法自由思维、自由表达。我们知道，北大原来是中国思想的发源地，包括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的传播都是跟北大密切相关的。比如北大的教授陈独秀、李大钊和北大的学生张国涛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今天它非常害怕在北大出现先进的思想理念，一旦有，也要想办法立即灭掉。
我们也知道，最近贺卫方教授的社交媒体也遭到多次封杀，他自己已经表示以后不在社交媒体发声。我相信这不是他真实的内心表达，或者是一种气愤的表达；更可能是受到了警告，不允许他在公开的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独特的观点。其实贺卫方教授跟我是好朋友，我们多少年在一起，他经常劝说我不要太猛，因为我的言论尺度一直是比较大的。贺卫方教授非常小心谨慎，他尽量用官方能够接受的语言委婉批评，而且尽量用一些在现实中遇到的案例通过司法的实践、中国司法的解释来加以平息。就是这样温和、理性的批评也是不能够被容许的。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举报他，就像当年举报我一样，说像我这样的人、思想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能够在大学里任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早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举报，到2010年以后举报就加剧，包括学生的举报，学生的举报其中有学生信息员制度的影响和作用。大家知道，学生信息员制度形成之后，学生们必须向上级报告教师和学生中有一些所谓政治上的错误言论，上报之后，他们每个月都可以领到津贴；在就业、读研究生的时候可以直升，不用参加考试；进国家机关做公务员的时候，他们也有优先权；甚至到国外一流大学留学，因为北大和很多大学有校际的交流关系，他们都有优先权。这使得很多学生愿意成为学生信息员，昧着良心做一些非常卑鄙的事情。这种学生信息员在台湾可以称为特务学生，中国大陆现在各个高校都有相当多的特务学生。
主持人：杰森，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刚才二位谈到当今高校的一些现状以及对老师的影响，这样的高校环境，对于学生不管是在学术还是为人会有什么影响？是不是会影响学术的质量和学术成果？
杰森：当然，这一点是肯定的。在我看来中国学生非常奇怪的现实，在中国的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家长投入很大，学生也很努力，他们的学习成绩，中国的高中生和美国的高中生不是一个级别的，中国高中生看美国高中生会非常惊讶于他们水平低，但是大学毕业以后，两个就差不多了，等到研究院硕士、博士的时候，就会发现思想最活跃、学得最好、拔尖的还都是国外培养出来的学生。
原因非常简单，真正中国的高科技不能在国际上领先，跑步掉在后面的就是在高校这一段，不管是本科还是高校这一段。事实上是高中这一段把学生的基础知识奠定到了很扎实的情况下，这4年却不能让他真正的开花结果、产生创新的思想境界，表现最明显的是文科、人文学科；技术学科含带的有一些。因为毕竟是更高阶技术学科，我看见最扎实的基础功是中国学生，但是最创新的思想不来自中国学生。这跟教育体系等各方面都有关。
在中国还是那句话，党不需要创新的人。党只需要奴工、高级奴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可以教给你非常好的技术，但是它不可能带给你非常开阔、创新、颠覆性的思维方式。
主持人：就是它其实不希望校园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
杰森：对，是这样的。这种自由环境对它是威胁。当它拚命抑制所有的创新思想，其实也在间接抑制科技上的创新。因为科技上的创新最终体现在挑战权威，做出自己开始不被人认可的东西，这在中国大氛围里头，社会大氛围和高校大氛围都不能让你存在。刚才夏教授谈到，当“官”变成高学位，只要当了校长就能拿到高的学术职称，那就成了学霸。越是没有水平的人一旦做了官、有了权力，他压制别人的愿望就最强，因为他怕别人展露出来，所以他对于创新的东西压制得最强。
这样看来，把中国的高校完全变成中共的官员体系，而把持高校的管理人员都是中共的官员，用中共官员的这一套作派来管中国的高校，人文学科可以说被压抑得喘不过气，但是科技学科基本上也都是工匠型的，产生的都是工匠型的东西。
主持人：我想请问夏教授，我们知道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民国的时候出这么多大师后来就没有了？其实我也想问，从中共建政以来，到底教育经过了怎样的历程，所谓改革历程也好还是变化历程也好，是怎么样走到今天的状态？能不能请您简单谈一下？
夏业良：首先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对大学进行了整顿。我们知道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在中国办的教会大学，司徒雷敦校长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共产党在1952年宣布燕京大学取消。燕京大学的校园由北大接收，从沙滩红楼转移到燕京校园，燕京大学就不存在了，但是燕京大学的校产被强占变成了北大的校产。
过去中国有很多的教会大学都是一流的，像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还包括过去的协和大学都被取消了，取消以后，中国自己办的大学是仿造苏联的模式，以理工科为主体，很多大学的文科，人文社会科学都被压缩甚至取消，像人类学、社会学都被取消掉了；经济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教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教西方经济学，或者现代经济学的学术、基础都不能教。
后来北大那些从哈佛留学回来的教授，他们顶着压力开了一门课程叫作“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用这一门课程能够传授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常识，就是这一门课培养了相当多的优秀人才，厉以宁就是因为这一门课而受益。厉以宁后来成为1980年代中国为数不多的懂得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这是很可悲的现象。
到了后来，我们知道大学也经过多次改革，尤其是1980年代。1980年代初，有很多改革新气象，其中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是一位了不起的改革家，很有魄力，在武汉大学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实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送到国外去留学，包括哈佛大学等顶尖的学府都有很多是武汉大学专门培养的，像邹恒甫从武汉大学到哈佛学习的时候年龄非常小，当时这样的情况还很多。
后来这一门改革被压制，尤其是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改革就偃旗息鼓了。到了1990年代，邓小平南京讲话之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高校又开始活跃了起来，不久，教育部长陈至立1998年提出教育要产业化、市场化，所以高校更多的去搞商业化的运作，那么高校挣钱是挣了很多，教师也得了很多的实惠，但是另一方面，文凭、质量各方面都不如以前的含金量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大学越办越多，级别越来越高，原来的系都变成学院，学院都变成大学。但是结果是什么呢？过去达不到入学标准的人都能上大学了，中国的大学入学率大大提升，但是实际质量却不行。现在的研究生，很多人说也不过就是大学本科的水平，或者现在的博士也就是过去的研究生水平。甚至于有的人博士都毕业了，可是基本的学术基础都没有奠定，很可怜。
同时我们看到，官员纷纷到大学捞取学位，很多的高官都在大学里面在职读博士，其实都是假博士，包括习近平本人也是假博士。你想，读博士学位，全日制的博士都很费劲，在美国要用5年、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拿到博士学会，但是在中国，学制本身是3年，然后官员还不到学校去学习，他怎么能拿到博士学位？而且很多院士的头衔也是送的，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甚至中国科学院院士都给了很多的部长，而这些部长最多也就是本科水平。这里边有很多弊端。
另外我们讲到领导干部，清华大学的官员要远远多于北大，原因是什么？因为清华大学培养的主要是工具型人才，他不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见解，他只要是有一点技术，懂一点技术，忠实地执行指令就好，包括习近平最近为“十九大”组建的班子，他的团队和心腹也主要是来自清华大学。
主持人：谢谢夏教授。还有一点时间我想问一下杰森。杰森，您觉得中国的所谓“去行政化”高校改革有没有可能推进？
杰森：不可能！我们就不用它那个词去形容，其实去行政化核心是去党化，把大学交给学生、交给老师；在中共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几千年来中国的教育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是民间办的，私塾是整个中国办教育的基础，从来没有像中共执政之后，把大学变成了它控制人的工具，这是中共历史上集大成邪恶之一的体现。
很多人在网上也说了中国教育的毁灭。五千年、六千年中国历史，其实教育相对来讲还是一块净土。个别有历史上的一些传说对于思想的桎梏，但是大部分时间皇帝还是把教育放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来做，只有在中共执政，它知道枪杆子是它的一个武器；笔杆子控制思想，是另外一个武器，所以大学它绝对不会放，大学不放，去行政化绝不可能。
主持人：去党化是不可能的。
杰森：不可能！
主持人：非常感谢二位。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很抱歉不能接听观众的电话了，下次请您早一点打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