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30日訊】【熱點互動】（1615）武大教授辭職信為何火爆熱傳？
武漢大學新聞系主任夏琼最近的一封辭職信和辭職感言在網絡上爆紅，她在微信中直言當今中國高校的體制踐踏教師尊嚴，侮辱學生智商，並且說高校已經容不下一張三尺的講台。她的這些言論讓人們再度關注當今中國高校存在的種種痼疾和亂象，究竟今天的中國大學現狀如何？種種問題的成因何在？所謂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究竟能否推進？
主持人：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熱點互動》直播節目。武漢大學新聞系主任夏瓊最近的一封辭職信和辭職感言在網絡上爆紅，她在微信中直言當今中國高校的體制踐踏教師尊嚴，侮辱學生智商，並且說高校已經容不下一張三尺的講台。
她的這些言論讓人們再度關注當今中國高校存在的種種痼疾和亂象。究竟今天的中國大學現狀如何，種種問題的成因何在，所謂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究竟能否推進？今晚我們請兩位嘉賓就這些問題討論和分析。一位是在現場的時事評論員傑森博士，傑森您好。
傑森：您好、觀眾好。
主持人：還有一位是通過Skype和我們連線的旅美經濟學家夏業良先生，夏業良先生您好。
夏業良：方菲您好。
主持人：非常感謝二位。節目開始，請先看一段新聞短片。
5月25日，武漢大學新聞系主任夏瓊，在微信朋友圈公布她的辭職信：「本人任新聞系系主任一職長達12年之久，期間既無所作為，更無所建樹……請求辭去主任職務。」
她在微信上說，辭去系主任的真實原因是：「累了，倦了，也絕望了。」她批評現在的高校行政化「不懂教育，不尊重教學，踐踏教師尊嚴，侮辱學生智商」。
近年來，大量輿論質疑，如今中國高校認真鑽研學術的教職人員，在爭取學術資源和個人待遇時，完全無法和校內有官職者競爭。在一切向錢看的整體社會氛圍下，高校學術氛圍越來越淡。而官場化的高校也沿襲了中共官場的所有弊病，導致學術腐敗、學術抄襲、風氣不端等現象突出。
2010年，當局提出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級別，但至今7年效果不彰。
主持人：觀眾朋友，歡迎您在節目中間就這個話題給我們打電話發表您的觀點，同時我們現在的《熱點互動》節目也在YouTube上直播，您可以去YouTube NTDCHINESE頻道觀看我們的直播節目，並且可以在YouTube上和我們文字互動。非常感謝。
我想先請問夏業良先生。夏先生，您以前在中國的北大任教，當時您也在其它高校教過書，就您的觀察和了解，夏瓊女士在她的微博感言中說的「踐踏教師尊嚴、污辱學生智商」，您覺得這話說得會不會有一點重？是否準確反映當今中國高校的現狀？
夏業良：我覺得夏瓊說的是真實的現象，這個事情也是由來已久。在中國大學裡面我們看到普遍的行政化、官僚化，尤其是黨化教育，也就是說，黨領導下的大學，跟民國時期的教授治校相差甚遠，尤其是大學沒有大學的靈魂，學生也是被迫接受5門以上的政治類課程，而教師經常被要求開各種各樣的會議，每個星期都有幾次會議，要求教師這樣不能、那樣不能；這樣做可以、那樣做不可以，有很多的要求。
所謂「踐踏教師的尊嚴」，我認為就好像是把教師當成幼兒園大班的孩子，經常對他們進行說教，領導動不動就發指令，好像教師沒有領導的指令就沒辦法進行教學和研究一樣。但是我們知道，這一些所謂的「領導」也不過是各級教研室主任、系裡的副主任、系主任、學院裡面的副院長、院長，一大堆的頭銜。比如一個學院裡面，假如教師一共才有一百多人，各種官員就占據了好幾十人，幾乎人人都是官，每一個人都想彰顯自己的重要性，經常要開各種各樣的會議，發布各種各樣的指示，那你想其他的普通教師，如果沒有擔任任何職務的話，就感覺自己處處都要接受別人的指令、看別人的眼色。中國的大學到底是大學還是一個精神家園、象牙塔？還是一個行政機構？感覺處處都要受這些領導的指示。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最近幾年來，我們看到對意識形態的管控更加嚴格，而且馬克思主義所謂的「教育」，現在在中國的大學青年教師和學生中，都作為重要任務來貫徹實施。中國的大學不但沒有恢復到民國時代的教授治校、寬鬆的自由學術氛圍，反而越來越緊，離文革相距不遠。當然，真正文革期間有些年大學是停辦的。
主持人：傑森，同樣問題我想請問，她在辭職感言中說，現在的高校已經容不下一張三尺的講台，您怎麼解讀這句話？
傑森：畢竟是人文學科的新聞系，她應該是有她自己的思想理論。但是因為中共的大學，剛才夏教授也談到，是層層的官僚機構，這樣的過程中，對於老師能講什麼、不能講什麼有嚴格規定。對於老師來說，她認為她需要講學生應該接受的先進新聞知識，但是她沒辦法講，因為黨不需要她講；讓她講的事情，她知道自己不信、學生也不信，但是必須要求她講。對教授是污辱，對學生的智商也是污辱。
在這樣的情況下，她覺得這個講台真的是沒辦法站下去了。我理解她講的是這個含意，她想講的不能講；她不想講的硬讓她講。某種意義上講，其實不是她在講，並不是她在講課，只是背後想讓她說話的體系用她的嘴在傳播聲音，所以大學裡的三尺講台在她看來是不存在的。
主持人：所以她說「踐踏教授尊嚴」，某種程度上也就是讓她說她不太願意說的事。
傑森：對。而且中共讓講的東西很多都是非常僵化。比如開了很多會，台上講的人不信這些話，台下聽的人也不信這些話；要求學生學的課程，想讓學生像個傻瓜一樣，以為灌給學生，學生就會接受。於此同時大家都知道，現在互聯網這麼發達，國外各種訊息這麼豐富，給學生講一些他們不信的事情，學生嘲笑老師，事實上老師覺得自己的尊嚴也受損。
主持人：夏教授，我想請您進一步談一談。剛才談到要開很多會，現在中國的高校、高校的老師，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去做與學術無關的行政或人際關係？這些事情又包括什麼呢？
夏業良：我覺得普通教師大概要花1/3的時間來做這樣的事情。擔任一定職務的人，哪怕是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可能要2/3的時間；再高一級的領導，他們的時間可能大部分都用於行政方面的事務、各種各樣的事務，真正用於學術研究反而可能不到1/3。
我們知道有一些高校的大學校長或者副校長、系主任、院長，他們一年就能出很多論文、很多本書，那你想一想這書是怎麼來的？論文是怎麼來的？他幾乎根本沒有時間做學問，為什麼還能夠那麼高產呢？可見中國高校當官的拿到課題、國家的研究經費，比如幾十萬、上百萬的研究經費，他就可以組織年輕的教師，組織其他的教授還有自己所帶的博士生、碩士生甚至本科生，都參與到所謂的課題研究之中，當然他的名字放在第一位，而且由他來分配，他就像一個老闆一樣，別人都是為他打工，他給別人發錢。這樣造出了大量學術垃圾。
現在很多高校一年報幾十項、上百項的研究成果，但是用不了幾年，這些東西沒有人會再提及。所以今天這個時代，中國的大學所產生的所謂「學術成果」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絕大多數是垃圾，有許多東西的質量甚至都不能跟民國時期的研究相提並論。我們覺得非常悲哀。
因為是黨化教育，而且高校裡邊現在貫徹中央提出的「七不講」，包括對公民社會不能講、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不能講、對大饑荒等歷史事實都是不能講的，包括抗戰到底是誰打的？其實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但是都不能講。這個不能講、那個不能講，那麼多的禁錮，這麼多的禁區，大家知道學術研究應該是沒有禁區的，但是在中國的大學裡面人為地設定了很多禁區，像西藏問題、台灣問題還有1989年的天安門「六‧四」都是不能觸及的禁區。
難道不觸及禁區大家就不知道了嗎？就都遺忘了嗎？它就是寄希望於止。年輕的90後、甚至有一些80後的學生都從來沒有聽說過「六‧四」這件事，沒有聽說過三年大饑饉，沒有聽說過抗日戰爭主要是由國民黨軍隊完成的。這些事情就是他們的「七不講」，在教學和各方面設置了很多禁區，教師絕對不能違背；如果違背，教職就難保，或者晉升、或者其它方面的機會都會被剝奪。
主持人：是。傑森，我們看到後來有民間媒體對夏瓊進行採訪，問到她：「您的體驗是不是和所謂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相關？」她延伸地講了這個問題。我想請問，所謂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去行政化」到底是什麼？體現在哪些方面？
傑森：國際上的高校其實都是教授辦學校，像我們在美國上學，每位教授都有自己的研究團隊，但是同時系裡頭也有管科目設計、管研究生招生等事情。
主持人：也有一些行政功能。
傑森：是有教授出於盡義務，有時候甚至強迫教授輪流、盡義務來做這個事情。換句話說，整個學校的管理是鬆散的，是教師的集體行為，事實上在國民黨執政時代也是這樣的運作方式。但是中共執政了以後就完全改了，把高校變成了行政機構，層層設黨委書記，把高校定義在黨委的領導下校長負責；校長負責是假，黨委的領導是真。而且把學校也行政劃分，像北大是副部級，其它學校也相應一級一級劃分，跟中共的官僚體系就完全吻合到一塊。
像一般的學校裡頭，一般的人員是給教授服務的，但是在中國的高校裡頭，教授是要聽管理人員說的話。比如科研經費、項目錢的支配、評職稱的標準還有其它的一切概念，各方面都是由官員制訂的，官員制定過程中他的權力就無限大。某種程度上講，大學其實不是自由的學術社會，更像是行政機構。
這種情況中共不是不知道，因為很多學校的老師也是從國外回去的，他們也提到，制約中國高校的自由思想或者創新科研，很大的因素就是行政化的問題，大概在1909年、1910年，很多中國的大學都已經有相關的研究論文，提出去行政化的概念。這個事情已經推了大概將近10年，沒有任何進展。
其實事情非常簡單，去行政化就是去黨化。中共這麼嚴格管理大學，並不是它不知道這樣做會制約學術精神，而是它不需要有創新思想的人；它需要的是工匠。某種意義上講，大學是為了經濟上的運作創造了很多工匠，它不需要獨立思考的人員，它必須設立一些文科系，文科系的最大目的是要制約這些文科系的靈活思想，所以文科系不管是教授、學生，他們的壓抑感遠遠超過其它非文科系、理工科系的感覺。我可以非常理解夏瓊教授的感嘆。
主持人：是，新聞系也屬於文科系。夏教授，您以前跟我談到過，有幾個系是比較受這方面制約的，能不能請您也在「去行政化」這方面談談您的看法？
夏業良：首先，中國普遍的黨化教育、意識形態的灌輸，使得中國所有的大學都類似於黨校。我在北大經常跟學生說，有三個學科在中國學起來是非常痛苦的，甚至沒有前途和出路。一個就是政治學，政治學很多都是禁區，幾乎不能有自己獨立的觀點和立場，也不能有自己獨特的觀點，一切按照中央的調子走。
還有一個就是法學。法學大家都知道，就算你把法律條文背得滾瓜爛熟，在現實中，中國不是一個法治國家，是一個人治的國家，所以你會經常感到很絕望。
還一個就是新聞學。我們知道中國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喉舌，而且習近平視察的時候也強調，要成為黨媒，所有的媒體都應該成為黨媒。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工作者原來遵守的原則是5個W，5W到底能起什麼樣的作用呢？有一些新聞是不准報導的，好在中國老百姓現在用自媒體，就是官方不報導我們自己來發，所以有的時候是倒逼新聞。現在，中國官方所掌控的新聞不是新聞，經常是自媒體發揮了第一時間直接爆料，然後官方被迫去修補；將了官方媒體一軍。
我們剛才講到高校裡的「七不講」以及各方面的禁錮，讓教師和學生沒有辦法自由思維、自由表達。我們知道，北大原來是中國思想的發源地，包括中國共產黨、共產主義的傳播都是跟北大密切相關的。比如北大的教授陳獨秀、李大釗和北大的學生張國濤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創始人；今天它非常害怕在北大出現先進的思想理念，一旦有，也要想辦法立即滅掉。
我們也知道，最近賀衛方教授的社交媒體也遭到多次封殺，他自己已經表示以後不在社交媒體發聲。我相信這不是他真實的內心表達，或者是一種氣憤的表達；更可能是受到了警告，不允許他在公開的社交媒體上發表自己獨特的觀點。其實賀衛方教授跟我是好朋友，我們多少年在一起，他經常勸說我不要太猛，因為我的言論尺度一直是比較大的。賀衛方教授非常小心謹慎，他儘量用官方能夠接受的語言委婉批評，而且儘量用一些在現實中遇到的案例通過司法的實踐、中國司法的解釋來加以平息。就是這樣溫和、理性的批評也是不能夠被容許的。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舉報他，就像當年舉報我一樣，說像我這樣的人、思想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能夠在大學裡任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早在2008年、2009年的時候，就已經有人開始舉報，到2010年以後舉報就加劇，包括學生的舉報，學生的舉報其中有學生信息員制度的影響和作用。大家知道，學生信息員制度形成之後，學生們必須向上級報告教師和學生中有一些所謂政治上的錯誤言論，上報之後，他們每個月都可以領到津貼；在就業、讀研究生的時候可以直升，不用參加考試；進國家機關做公務員的時候，他們也有優先權；甚至到國外一流大學留學，因為北大和很多大學有校際的交流關係，他們都有優先權。這使得很多學生願意成為學生信息員，昧著良心做一些非常卑鄙的事情。這種學生信息員在台灣可以稱為特務學生，中國大陸現在各個高校都有相當多的特務學生。
主持人：傑森，其實這也是我想問的問題，剛才二位談到當今高校的一些現狀以及對老師的影響，這樣的高校環境，對於學生不管是在學術還是為人會有什麼影響？是不是會影響學術的質量和學術成果？
傑森：當然，這一點是肯定的。在我看來中國學生非常奇怪的現實，在中國的小學、初中、高中教育家長投入很大，學生也很努力，他們的學習成績，中國的高中生和美國的高中生不是一個級別的，中國高中生看美國高中生會非常驚訝於他們水平低，但是大學畢業以後，兩個就差不多了，等到研究院碩士、博士的時候，就會發現思想最活躍、學得最好、拔尖的還都是國外培養出來的學生。
原因非常簡單，真正中國的高科技不能在國際上領先，跑步掉在後面的就是在高校這一段，不管是本科還是高校這一段。事實上是高中這一段把學生的基礎知識奠定到了很紮實的情況下，這4年卻不能讓他真正的開花結果、產生創新的思想境界，表現最明顯的是文科、人文學科；技術學科含帶的有一些。因為畢竟是更高階技術學科，我看見最紮實的基礎功是中國學生，但是最創新的思想不來自中國學生。這跟教育體系等各方面都有關。
在中國還是那句話，黨不需要創新的人。黨只需要奴工、高級奴工，在這樣的情況下它可以教給你非常好的技術，但是它不可能帶給你非常開闊、創新、顛覆性的思維方式。
主持人：就是它其實不希望校園有一個學術自由的環境。
傑森：對，是這樣的。這種自由環境對它是威脅。當它拚命抑制所有的創新思想，其實也在間接抑制科技上的創新。因為科技上的創新最終體現在挑戰權威，做出自己開始不被人認可的東西，這在中國大氛圍裡頭，社會大氛圍和高校大氛圍都不能讓你存在。剛才夏教授談到，當「官」變成高學位，只要當了校長就能拿到高的學術職稱，那就成了學霸。越是沒有水平的人一旦做了官、有了權力，他壓制別人的願望就最強，因為他怕別人展露出來，所以他對於創新的東西壓制得最強。
這樣看來，把中國的高校完全變成中共的官員體系，而把持高校的管理人員都是中共的官員，用中共官員的這一套作派來管中國的高校，人文學科可以說被壓抑得喘不過氣，但是科技學科基本上也都是工匠型的，產生的都是工匠型的東西。
主持人：我想請問夏教授，我們知道有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民國的時候出這麼多大師後來就沒有了？其實我也想問，從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教育經過了怎樣的歷程，所謂改革歷程也好還是變化歷程也好，是怎麼樣走到今天的狀態？能不能請您簡單談一下？
夏業良：首先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對大學進行了整頓。我們知道燕京大學是美國人在中國辦的教會大學，司徒雷敦校長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人才，共產黨在1952年宣布燕京大學取消。燕京大學的校園由北大接收，從沙灘紅樓轉移到燕京校園，燕京大學就不存在了，但是燕京大學的校產被強占變成了北大的校產。
過去中國有很多的教會大學都是一流的，像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還包括過去的協和大學都被取消了，取消以後，中國自己辦的大學是仿造蘇聯的模式，以理工科為主體，很多大學的文科，人文社會科學都被壓縮甚至取消，像人類學、社會學都被取消掉了；經濟學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能教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不能教西方經濟學，或者現代經濟學的學術、基礎都不能教。
後來北大那些從哈佛留學回來的教授，他們頂著壓力開了一門課程叫作「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批判」，用這一門課程能夠傳授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常識，就是這一門課培養了相當多的優秀人才，厲以寧就是因為這一門課而受益。厲以寧後來成為1980年代中國為數不多的懂得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學家。這是很可悲的現象。
到了後來，我們知道大學也經過多次改革，尤其是1980年代。1980年代初，有很多改革新氣象，其中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是一位了不起的改革家，很有魄力，在武漢大學進行了很多的改革實驗，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送到國外去留學，包括哈佛大學等頂尖的學府都有很多是武漢大學專門培養的，像鄒恆甫從武漢大學到哈佛學習的時候年齡非常小，當時這樣的情況還很多。
後來這一門改革被壓制，尤其是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改革就偃旗息鼓了。到了1990年代，鄧小平南京講話之後，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些高校又開始活躍了起來，不久，教育部長陳至立1998年提出教育要產業化、市場化，所以高校更多的去搞商業化的運作，那麼高校掙錢是掙了很多，教師也得了很多的實惠，但是另一方面，文憑、質量各方面都不如以前的含金量高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知道，大學越辦越多，級別越來越高，原來的系都變成學院，學院都變成大學。但是結果是什麼呢？過去達不到入學標準的人都能上大學了，中國的大學入學率大大提升，但是實際質量卻不行。現在的研究生，很多人說也不過就是大學本科的水平，或者現在的博士也就是過去的研究生水平。甚至於有的人博士都畢業了，可是基本的學術基礎都沒有奠定，很可憐。
同時我們看到，官員紛紛到大學撈取學位，很多的高官都在大學裡面在職讀博士，其實都是假博士，包括習近平本人也是假博士。你想，讀博士學位，全日制的博士都很費勁，在美國要用5年、6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拿到博士學會，但是在中國，學制本身是3年，然後官員還不到學校去學習，他怎麼能拿到博士學位？而且很多院士的頭銜也是送的，比如中國工程院院士，甚至中國科學院院士都給了很多的部長，而這些部長最多也就是本科水平。這裡邊有很多弊端。
另外我們講到領導幹部，清華大學的官員要遠遠多於北大，原因是什麼？因為清華大學培養的主要是工具型人才，他不需要有自己獨特的思想和見解，他只要是有一點技術，懂一點技術，忠實地執行指令就好，包括習近平最近為「十九大」組建的班子，他的團隊和心腹也主要是來自清華大學。
主持人：謝謝夏教授。還有一點時間我想問一下傑森。傑森，您覺得中國的所謂「去行政化」高校改革有沒有可能推進？
傑森：不可能！我們就不用它那個詞去形容，其實去行政化核心是去黨化，把大學交給學生、交給老師；在中共來說是絕對不可能的。幾千年來中國的教育某種程度上講其實是民間辦的，私塾是整個中國辦教育的基礎，從來沒有像中共執政之後，把大學變成了它控制人的工具，這是中共歷史上集大成邪惡之一的體現。
很多人在網上也說了中國教育的毀滅。五千年、六千年中國歷史，其實教育相對來講還是一塊淨土。個別有歷史上的一些傳說對於思想的桎梏，但是大部分時間皇帝還是把教育放給老百姓，讓老百姓來做，只有在中共執政，它知道槍桿子是它的一個武器；筆桿子控制思想，是另外一個武器，所以大學它絕對不會放，大學不放，去行政化絕不可能。
主持人：去黨化是不可能的。
傑森：不可能！
主持人：非常感謝二位。因為今天的節目時間有限，我們很抱歉不能接聽觀眾的電話了，下次請您早一點打來。感謝觀眾朋友們的收看，下次節目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