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1968年的法国“文革”与西方性解放

北京时间：2017-05-02 08:08

1966年至1968年，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中华大地经常会看到这样骇人的场面：一群群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标的“红卫兵”们高唱着法国舶来的《国际歌》，高呼着口号，游走在街头，他们的胸中充满了砸烂一切旧有东西的冲动，而在毛支持下的他们也确实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恐怖：砸烂了陈旧的党政班子，砸烂和焚毁了诸多的中华文物，将拳头、皮鞭挥向了“旧时人物”……

北京“红卫兵”们革命的资讯也传到了法国巴黎，尽管所传的资讯是片段化的，但“红卫兵”们“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旧的、不合理的统治秩序，建立起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新秩序、新结构”的精神，却鼓动了巴黎的年轻人，穿戴着同样的绿军帽、绿军装，臂戴红袖标，高举毛的巨幅画像，高呼着“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口号，于1968年5月走上了巴黎街头，这就是被许多人称之为“西方的文化革命”的“五月风暴”。而这场革命对于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性解放方面。

“五月风暴”前的世界与苏联

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认为婚姻是神圣的，是不可解除的，孩子是婚姻的重要目地，而婚姻还可以防止罪恶。基督教会反对任何非婚的性行为和性关系，认为它们应与抢劫、谋杀同罪，是“染的最黑”的道德罪恶。而各种形式的同性恋，也是教会最深恶痛绝的，通奸也会遭到严厉的处罚。

英国工业革命后，欧美国家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进入工业高速发展阶段。不少女性也走出家庭，获得了带薪工作。女性权益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在英国，家庭暴力可以作为女性提出离婚的理由，女性可以保留自己的收入，女性离婚后可以取得儿女的抚养权等。不过，传统的禁欲主义，对清心寡欲的宣导，因为文艺复兴以来追求个性的自由而出现的道德涣散开始加强，道德整肃在表面上稳定了英国社会。然而，社会呈现的面貌却令人吃惊。以英国维多利亚（1837－1901）时代为例，这个时期私生子的数量达到了17世纪以来的巅峰，娼妓的人数也创造了13世纪以来的新高。

显然，原因就在于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的集体力量成为获得财富的主要条件，家庭成为个人性行为的“防火墙”。然而，工业社会导致家庭的作用减弱，每个人都以个人的身份参与生产，个人的独立性日趋重要，在家庭、性等方面更加重视自我。换言之，现代工业社会打破了家庭的防卫，导致传统的性道德趋于瓦解。

彼时，性道德思潮亦开始出现，奥地利心理学家佛洛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强调性本能的作用，对性解放起了很大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个代表人物是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其观点主要是：婚姻自由，女子经济独立，不生育的性结合与社会无关，女子性责任自负，性道德最后的物件是子女，他还公开为同性恋辩护。有意思的是，他的书籍在共产主义者、素食主义者、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以及大量的无政府主义者等各种社会不稳定群体中受到欢迎。

为什么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会接受霭理士的观点呢？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消灭家庭，消灭国家，恩格斯还说“一夫一妻制婚姻关系实质上就是卖淫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是取消婚姻，取消家庭，这样子女由社会统一教育，不由个人管理，大家就不必为彼此负责，而人与人之间的性关系就可以充分自由，愿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一方不愿意，就不再有关系。

除此而外，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动物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撰写的研究报告也成为美国“性潮流”的理论基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西方出现了第一次性解放，主要代表是苏联的“杯水主义”运动、德国和美国的自由同居运动，尤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苏联成为性解放最为炽烈的地方。

资料显示，“杯水主义”其实就是性放纵的代名词，其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苏俄“十月政变”夺取政权后不久，就开始鼓吹消灭家庭和实行“妇女国有化”，随即“杯水主义”的理论在工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得到传播，其口号是“自由同居”和“友爱婚姻”。

当时的苏联非婚性爱大量出现，青年的性放纵已然公开，没有性经验的大学生只占总人数的12％。莫斯科劳动大学格里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当时性的接触带有长期的性质者，在男学生中占15.7%，在女学生中，占百分之44.8%。反之，带有短期间的关系及混交关系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占55.2%。

不仅如此，社会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离婚运动。资料显示，1924到1927年间的离婚率从5％激增到20％，其中，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的占到33％。莫斯科还出现了裸体游行，数名男女同居的家庭，社会强奸案件时有发生。对此，请参考大纪元发表的《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性解放》一文。

值得注意的是，彼时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并未把这种现象视作洪水猛兽，而是认为这是婚姻的一大进步，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明确表态：“对于那些热心维护婚姻神圣论的同志，我们要说‘党不是天主教会’。”

也因为发生在苏联的这些骇人现象，西方国家一些人认为苏联乃是性解放的罪魁祸首，而这显然与共产主义有着天然的淫乱基因有关。

与苏联的“杯水主义”运动相比，德国的性解放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青年不婚而居，有的如事实婚姻一样长期共同生活，有的是短暂同居后和平分手；美国主要表现为婚前性行为，但皆没有如苏联那样对全社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直到法国爆发“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前保守的法国

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社会依然以保守为主导，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大学生都要西装革履打领带，男女分班、分宿舍，循规蹈矩地学习和生活。随着战后出生率的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比如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法国有大学生19万6千人，然而到了1968年，大学生已有60万人之多，占法国总人口1.2%。

这些受美国影响、对个性解放日益强烈追求的年轻人开始对现实不满，对父辈不满，对大学教育不满，对出路感到渺茫，因此转而寻求变革。而当时的戴高乐总统更关注于外交事务，对于高等教育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学生的指责也置之不理。彼时左派思想在大学十分活跃，他们中的那些受到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的大学生，成为了“五月风暴”的推动者和早期的主导者。

“五月风暴”源起和经过

1968年1月，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为游泳池落成剪彩。由于不满大学对于男生访问女生宿舍的严格限制，一些学生围住部长，德裔无政府主义者丹尼．科恩．邦迪质问部长“为何从不谈论学生性方面问题”，部长的回答是“你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这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和抗议。

3月21日，一支左翼突击队占领了巴黎美国捷运公司大楼，以抗议越战的持续，警方拘捕了6人，其中一人为巴黎楠泰尔学院学生。次日，邦迪率领学生占领了楠泰尔学院行政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占领教育行政机关。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学生组织纷纷云集楠泰尔学院，并成立了以邦迪为首的“322运动”组织。

5月2日，校方关闭了楠泰尔学院，并责令邦迪等8名学生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3日，巴黎大学学生到索邦校区部门前集会抗议，因担心连锁反应，教育部长下令出动警察进入索邦校区。根据法国传统，警察不得进入校园，这些行动不但更加激怒了学生，也使得大多数教授、学者站在了同情学生的立场上。

当天下午，1600名警察包围了校园，逮捕了300多名学生。学生们高呼口号进行抵抗，结果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镇压，学生和围观青年随即在卢森堡广场垒起了象征革命的第一道街垒，与警方对峙。

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8日，哲学家萨特等名人发表声明，号召支持学生。不少人开始高唱《国际歌》上街游行。学生和警方在圣日尔曼大街再次爆发激烈冲突，导致422人被捕，超过900人受伤。9日，抗议升级，巴黎电影界人士也站在了学生一边，双方再发生冲突，且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

“五月风暴”的消息迅速传遍法国，里昂、南特等地学生纷起回应。11日晚，总理蓬皮杜宣布警方撤出索邦校区。13日，法国总工会、法国民主劳工同盟和巴黎学生组织80万人举行了横穿巴黎的游行，法国社会党、共产党的一些头目人物也在游行队伍中，无数有着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青年人亦自发参加。示威者随即进驻索邦，并在此后一周内相继占领了拉丁区大多数公共建筑。

参加者的口号从反主流社会、反种族歧视到反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对华政策，从争取男女同班到以“最广泛的民主”取代代议制，从女权主义到环保主义，从思想自由到性开放……不一而足。“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被法国青年们一次次喊出。

很快，罢工浪潮席卷法国，巴黎彻底瘫痪。24日，戴高乐发表讲话，同意进行大学、经济与社会改革，建议公民投票，示威者则以“再见，戴高乐”的呼声回应，总统的支持者向示威者发起攻击，并导致两人死亡。

29日，五月风暴达到最高峰，这一天仅有5,000万人口的法国全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取得军方效忠的戴高乐于30日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其后，50万人走上街头支持戴高乐。

一些示威者试图抵制大选，但在政府的禁令下，示威和罢工相继终止。戴高乐也在随后的大选中赢得了民众46%的支持，并且在国会获得了72%的席位，危机暂时解除。不过，一年后，法国人公投否决了戴高乐的政治改革计划，戴高乐因此决定辞职以示负责，18个月之后，戴高乐病逝。

共产主义者在“五月风暴”中的角色

据披露，共产主义者在五月风暴的早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大学生中的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自称是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他们和在中国的“洋红卫兵”有一定联系，并定期向中共使馆索取最新的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早在运动之初，他们就提出，学生要走上街头，打出旗帜，而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们就应依照“中国战友”们的榜样，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扩大运动的规模和声势。这与中共在中国掀起的一次次暴动的模式一模一样。

和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站在同一立场的，还有“马列主义联盟”、“马列主义小组”等几个组织。尽管他们人数有限，但影响力不容忽视，因为最初正是在他们的号召和鼓动下，学生们才明白了该如何革命。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在巴黎街头，不但可以看到法国传统的街垒、红旗和鹅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国文革特色”的大字报、大串联、飞行集会，乃至穿着打扮和红卫兵别无二致的法国青年。毛主义和红宝书成了许多激进青年的精神武装。

除了这些毛派组织，五月风暴中起到作用的还有从苏共分裂出的托派组织和无政府主义者。法国大学生正是在他们的引导下，走上了街头。

“五月风暴”拉开了法国性解放序幕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从表面的形式上看，巴黎的“五月风暴”与中国的文革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许多巴黎大学生并不真正了解毛、文革和红卫兵。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文革”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是人民自发起来反抗寡头政治的斗争，跟法国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狱差不多。而中国“支持巴黎学生革命行动”的红卫兵们也无论如何想不到，这场“法国的文化革命”起因竟然和反对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有关。

目前公认的是，“五月风暴”给法国造成的物质损坏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甚至已很难寻觅到痕迹，但其却给法国乃至西方文化、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在文化领域，以玛律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进一步广泛传播，尤其在青年学生中，法国左翼势力长久不衰亦不能说与此无关。此外，另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社会道德风气的彻底改变，尤其对传统性观念和性道德发起了挑战。

从此之后，法国人的性生活观和夫妻关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差别，婚前有性行为被视为正常；有感情就在一起，没有感情就分开，使许多人选择了同居协议，而不是结婚；对婚外情采取包容态度；同性恋关系得到社会认同。密特朗总统前高级顾问雅克．阿达里甚至还提出了未来婚姻观的关键是“多元情爱、多头结合和多边忠贞”，声称人类社会尚需打破这最后一个禁忌，便可迈入男女间广施“博爱”。

有着如此婚姻观的法国人自然离婚率也非常高。2014年法国《费加罗报》网站报导称，根据调查机构Insee发布的最新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少的法国夫妻选择在结婚以后，将他们的财产放在一起，进行共同管理。其中一个原因是结婚的数量在逐年减少。在1992年，高达90%的受访同居者都表示他们是合法的夫妻，受政府保护，已经去市政府登记结婚了，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75%以下，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法国人都选择同居但不结婚。还有一个原因是法国离婚数量在逐年增加。在法国，有近二分之一的夫妇离婚了，离婚率高达50%。

性解放席卷欧美

法国“文革”后的性解放运动很快遍及西方发达国家。早在美国20年代第一次性解放运动后，美国社会年轻人逐渐走向开放。根据天行健的文章《美国五六十年代性开放到哪种程度》，从五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青少年圈子里，性放纵被视为正常，当时如果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学生说自己还是处女，将会受到大家的耻笑。还有资料显示：当时的50％已婚男人和25％的已婚妇女有过婚外性行为。

而这种状况随着法国“文革”的推动在60年代达到高峰，然后延伸到80年代。当时的美国，80％的未婚妇女和90％的未婚男子都有过性经验。这也就可以解释以性暴露为宗旨的杂志如《花花公子》、《风尘女郎》等发行量居高不下的原因了。

再来看德国。五、六十年，德国人两性间的关系以及男女的性别角色还很清晰，也就是：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要顺从。“性”是个在家庭中也不触及的话题。六十年代末，德国人也走向了性开放，甚至还出现了性启蒙电影，这无疑有着法国“文革”的影响。自然，德国人的离婚率也逐渐升高。统计显示，2011年德国的离婚夫妻有18.7万对，而在50年前，只有5万对。

在60年代末性解放席卷欧美后，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第三次性解放高潮，日本、东欧社会主义联盟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受到波及。

性解放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性解放浪潮很快让西方人品尝到了苦果。天行健在《美国五六十年代性开放到哪种程度》一文提到四个代价，一是家庭解体的恶果。随着美国离异家庭的增加，离异家庭的孩子被学校开除或参与犯罪活动也高于正常家庭。

二是未婚先育苦果。性自由导致了青少年性混乱、性放纵，单身妈妈增加。2001年在巴尔的摩，每４个生产的，就有３个是未婚妈妈，在美国40个最大城市中排名第一位。

三是推动了卖淫业的发展。美国许多州以及西方一些国家将卖淫视为合法。四是给爱滋病传播“插上翅膀”。性传播，在西方社会已成爱滋病传播主管道。自20世纪80年代初爱滋病被发现以来，这一“世纪杀手”已夺走了1,170万人生命。

也正是意识到了人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性解放浪潮在西方社会影响了一二十年后，逐渐平息下来。人们开始进行反思。

事实上，性开放是建立在抛弃传统道德观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没有道德的约束，导致人的自私自利的劣根性膨胀，享乐主义盛行，社会责任、家庭伦理、婚姻环境等都遭到强力破坏，整个社会陷入罪恶、混乱和痛苦中，特别是家庭的破裂和爱滋病的流行，让人们痛苦不堪。

另据美国《揭发者》（Whistleblower）杂志却披露：被世界冠以“性革命之父”的科学家金赛事实上是个性精神病患者，他依靠恋童癖者对数百名婴儿和儿童的性折磨，为他的革命性“研究”提供资料。金赛可谓二十世纪最坏的人物之一，他对全世界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萨达姆和本拉登。

西方社会走向“回归”

大量的事实使西方社会的人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性问题上开始向传统作某种程度的回归，人们意识到感官享受的乐趣是有限的，人们为了得到快乐与满足，不仅需要物质粮食，而且需要“精神粮食”，即对社会、对整体的热爱和做贡献的实际行动。也因此，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小家庭的温馨，建立正常的婚姻关系又成为时尚，青年们开始以较为严肃的态度对待两性关系，把性爱和责任结合起来，人们称之为“性回归”。

据美国《新闻周刊》在九十年代中期发表的一项民意调查指出，认为发生婚外性行为是羞耻的占62％；而根据芝加哥大学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性调查，75％的丈夫和85％的妻子都说他们从未有过婚外性行为。1992年一年中，83％的人只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或没有性伴侣。

此外，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从它的全盛时期的1972年销售量7百万份，下跌到1986年的340万份。其一直是鼓吹“性革命”的先锋的创办人海夫勒，曾称和上千名女子发生过性关系，在八十年代中期后也宣称要严格奉行一夫一妻制了。还有七十年代纽约的“时报广场”附近有一条出名的“色情街”，里面有20家色情影院，九十年代初期只剩下4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