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寧：1968年的法國「文革」與西方性解放

北京時間：2017-05-02 08:08

1966年至1968年，毛髮動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進行著，中華大地經常會看到這樣駭人的場面：一群群頭戴綠軍帽、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標的「紅衛兵」們高唱著法國舶來的《國際歌》，高呼著口號，遊走在街頭，他們的胸中充滿了砸爛一切舊有東西的衝動，而在毛支持下的他們也確實給整個社會帶來了恐怖：砸爛了陳舊的黨政班子，砸爛和焚燬了諸多的中華文物，將拳頭、皮鞭揮向了「舊時人物」……

北京「紅衛兵」們革命的資訊也傳到了法國巴黎，儘管所傳的資訊是片段化的，但「紅衛兵」們「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舊的、不合理的統治秩序，建立起屬於他們這個時代的新秩序、新結構」的精神，卻鼓動了巴黎的年輕人，穿戴著同樣的綠軍帽、綠軍裝，臂戴紅袖標，高舉毛的巨幅畫像，高呼著「沿著毛澤東指引的道路前進」的口號，於1968年5月走上了巴黎街頭，這就是被許多人稱之為「西方的文化革命」的「五月風暴」。而這場革命對於西方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性解放方面。

「五月風暴」前的世界與蘇聯

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認為婚姻是神聖的，是不可解除的，孩子是婚姻的重要目地，而婚姻還可以防止罪惡。基督教會反對任何非婚的性行為和性關係，認為它們應與搶劫、謀殺同罪，是「染的最黑」的道德罪惡。而各種形式的同性戀，也是教會最深惡痛絕的，通姦也會遭到嚴厲的處罰。

英國工業革命後，歐美國家於19世紀後半期開始進入工業高速發展階段。不少女性也走出家庭，獲得了帶薪工作。女性權益開始有了很大的改變。比如在英國，家庭暴力可以作為女性提出離婚的理由，女性可以保留自己的收入，女性離婚後可以取得兒女的撫養權等。不過，傳統的禁慾主義，對清心寡慾的宣導，因為文藝復興以來追求個性的自由而出現的道德渙散開始加強，道德整肅在表面上穩定了英國社會。然而，社會呈現的面貌卻令人吃驚。以英國維多利亞（1837－1901）時代為例，這個時期私生子的數量達到了17世紀以來的巔峰，娼妓的人數也創造了13世紀以來的新高。

顯然，原因就在於在傳統農業社會，農業生產以家庭為單位，家庭成員的集體力量成為獲得財富的主要條件，家庭成為個人性行為的「防火牆」。然而，工業社會導致家庭的作用減弱，每個人都以個人的身份參與生產，個人的獨立性日趨重要，在家庭、性等方面更加重視自我。換言之，現代工業社會打破了家庭的防衛，導致傳統的性道德趨於瓦解。

彼時，性道德思潮亦開始出現，奧地利心理學家佛洛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強調性本能的作用，對性解放起了很大推波助瀾的作用。另一個代表人物是英國心理學家靄理士，其觀點主要是：婚姻自由，女子經濟獨立，不生育的性結合與社會無關，女子性責任自負，性道德最後的物件是子女，他還公開為同性戀辯護。有意思的是，他的書籍在共產主義者、素食主義者、新馬爾薩斯主義者以及大量的無政府主義者等各種社會不穩定群體中受到歡迎。

為什麼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等會接受靄理士的觀點呢？我們知道，共產主義奠基人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消滅家庭，消滅國家，恩格斯還說「一夫一妻制婚姻關係實質上就是賣淫關係」。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想法是取消婚姻，取消家庭，這樣子女由社會統一教育，不由個人管理，大家就不必為彼此負責，而人與人之間的性關係就可以充分自由，願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一方不願意，就不再有關係。

除此而外，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動物學家阿爾弗雷德‧金賽撰寫的研究報告也成為美國「性潮流」的理論基礎。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20世紀20年代，西方出現了第一次性解放，主要代表是蘇聯的「杯水主義」運動、德國和美國的自由同居運動，尤其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蘇聯成為性解放最為熾烈的地方。

資料顯示，「杯水主義」其實就是性放縱的代名詞，其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滿足性慾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樣簡單和平常。蘇俄「十月政變」奪取政權後不久，就開始鼓吹消滅家庭和實行「婦女國有化」，隨即「杯水主義」的理論在工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中間得到傳播，其口號是「自由同居」和「友愛婚姻」。

當時的蘇聯非婚性愛大量出現，青年的性放縱已然公開，沒有性經驗的大學生只佔總人數的12％。莫斯科勞動大學格里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當時性的接觸帶有長期的性質者，在男學生中佔15.7%，在女學生中，佔百分之44.8%。反之，帶有短期間的關係及混交關係者，在男子中要佔84.3%，在女子中，要佔55.2%。

不僅如此，社會還出現了大規模的離婚運動。資料顯示，1924到1927年間的離婚率從5％激增到20％，其中，結婚不到一年就離婚的佔到33％。莫斯科還出現了裸體遊行，數名男女同居的家庭，社會強姦案件時有發生。對此，請參考大紀元發表的《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性解放》一文。

值得注意的是，彼時的布爾什維克政府並未把這種現象視作洪水猛獸，而是認為這是婚姻的一大進步，當時的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明確表態：「對於那些熱心維護婚姻神聖論的同志，我們要說『黨不是天主教會』。」

也因為發生在蘇聯的這些駭人現象，西方國家一些人認為蘇聯乃是性解放的罪魁禍首，而這顯然與共產主義有著天然的淫亂基因有關。

與蘇聯的「杯水主義」運動相比，德國的性解放主要表現形式是城市青年不婚而居，有的如事實婚姻一樣長期共同生活，有的是短暫同居後和平分手；美國主要表現為婚前性行為，但皆沒有如蘇聯那樣對全社會產生那麼大的影響，直到法國爆發「五月風暴」。

「五月風暴」前保守的法國

二戰結束後，西方國家社會依然以保守為主導，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大學生都要西裝革履打領帶，男女分班、分宿舍，循規蹈矩地學習和生活。隨著戰後出生率的激增，大學生人數驟長。比如1958年戴高樂上臺執政建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時，法國有大學生19萬6千人，然而到了1968年，大學生已有60萬人之多，佔法國總人口1.2%。

這些受美國影響、對個性解放日益強烈追求的年輕人開始對現實不滿，對父輩不滿，對大學教育不滿，對出路感到渺茫，因此轉而尋求變革。而當時的戴高樂總統更關注於外交事務，對於高等教育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對於學生的指責也置之不理。彼時左派思想在大學十分活躍，他們中的那些受到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想影響的大學生，成為了「五月風暴」的推動者和早期的主導者。

「五月風暴」源起和經過

1968年1月，法國青年和體育部長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巴黎大學楠泰爾學院為游泳池落成剪綵。由於不滿大學對於男生訪問女生宿舍的嚴格限制，一些學生圍住部長，德裔無政府主義者丹尼．科恩．邦迪質問部長「為何從不談論學生性方面問題」，部長的回答是「你可以跳到水中來敗敗火」。這引起了學生們的不滿和抗議。

3月21日，一支左翼突擊隊佔領了巴黎美國捷運公司大樓，以抗議越戰的持續，警方拘捕了6人，其中一人為巴黎楠泰爾學院學生。次日，邦迪率領學生佔領了楠泰爾學院行政樓以示抗議，這是法國歷史上第一次學生佔領教育行政機關。一時間形形色色的學生組織紛紛雲集楠泰爾學院，並成立了以邦迪為首的「322運動」組織。

5月2日，校方關閉了楠泰爾學院，並責令邦迪等8名學生到巴黎大學總部紀律委員會接受訓斥。3日，巴黎大學學生到索邦校區部門前集會抗議，因擔心連鎖反應，教育部長下令出動警察進入索邦校區。根據法國傳統，警察不得進入校園，這些行動不但更加激怒了學生，也使得大多數教授、學者站在了同情學生的立場上。

當天下午，1600名警察包圍了校園，逮捕了300多名學生。學生們高呼口號進行抵抗，結果遭到催淚瓦斯和警棍的鎮壓，學生和圍觀青年隨即在盧森堡廣場壘起了象徵革命的第一道街壘，與警方對峙。

5月6日，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UNEF）和全國中等和高等學校教師工會（SUESUP）號召總罷課和罷教；8日，哲學家薩特等名人發表聲明，號召支持學生。不少人開始高唱《國際歌》上街遊行。學生和警方在聖日爾曼大街再次爆發激烈衝突，導致422人被捕，超過900人受傷。9日，抗議升級，巴黎電影界人士也站在了學生一邊，雙方再發生衝突，且一直持續到次日黎明。

「五月風暴」的消息迅速傳遍法國，里昂、南特等地學生紛起回應。11日晚，總理蓬皮杜宣布警方撤出索邦校區。13日，法國總工會、法國民主勞工同盟和巴黎學生組織80萬人舉行了橫穿巴黎的遊行，法國社會黨、共產黨的一些頭目人物也在遊行隊伍中，無數有著不同傾向、不同主張的青年人亦自發參加。示威者隨即進駐索邦，並在此後一週內相繼佔領了拉丁區大多數公共建筑。

參加者的口號從反主流社會、反種族歧視到反對美國擴大越南戰爭、反對美國對華政策，從爭取男女同班到以「最廣泛的民主」取代代議制，從女權主義到環保主義，從思想自由到性開放……不一而足。「要做愛不要作戰」的口號被法國青年們一次次喊出。

很快，罷工浪潮席捲法國，巴黎徹底癱瘓。24日，戴高樂發表講話，同意進行大學、經濟與社會改革，建議公民投票，示威者則以「再見，戴高樂」的呼聲回應，總統的支持者向示威者發起攻擊，並導致兩人死亡。

29日，五月風暴達到最高峰，這一天僅有5,000萬人口的法國全國有1,000萬工人罷工，300多個工廠被工人佔領，30多所大學被學生佔領。取得軍方效忠的戴高樂於30日發表公開講話，宣布解散議會，舉行大選。其後，50萬人走上街頭支持戴高樂。

一些示威者試圖抵制大選，但在政府的禁令下，示威和罷工相繼終止。戴高樂也在隨後的大選中贏得了民眾46%的支持，並且在國會獲得了72%的席位，危機暫時解除。不過，一年後，法國人公投否決了戴高樂的政治改革計畫，戴高樂因此決定辭職以示負責，18個月之後，戴高樂病逝。

共產主義者在「五月風暴」中的角色

據披露，共產主義者在五月風暴的早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大學生中的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UJCML）自稱是具「正統毛派」色彩的組織，他們和在中國的「洋紅衛兵」有一定聯繫，並定期向中共使館索取最新的宣傳材料，以獲得「來自中國的革命經驗」。早在運動之初，他們就提出，學生要走上街頭，打出旗幟，而一旦工會宣布支持學生，工人開始罷工，學生們就應依照「中國戰友」們的榜樣，進行大串連，深入工廠，擴大運動的規模和聲勢。這與中共在中國掀起的一次次暴動的模式一模一樣。

和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站在同一立場的，還有「馬列主義聯盟」、「馬列主義小組」等幾個組織。儘管他們人數有限，但影響力不容忽視，因為最初正是在他們的號召和鼓動下，學生們才明白了該如何革命。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影響，在巴黎街頭，不但可以看到法國傳統的街壘、紅旗和鵝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國文革特色」的大字報、大串聯、飛行集會，乃至穿著打扮和紅衛兵別無二致的法國青年。毛主義和紅寶書成了許多激進青年的精神武裝。

除了這些毛派組織，五月風暴中起到作用的還有從蘇共分裂出的托派組織和無政府主義者。法國大學生正是在他們的引導下，走上了街頭。

「五月風暴」拉開了法國性解放序幕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從表面的形式上看，巴黎的「五月風暴」與中國的文革有相似之處，但實際上，許多巴黎大學生並不真正瞭解毛、文革和紅衛兵。在絕大多數人的眼中，「文革」是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是人民自發起來反抗寡頭政治的鬥爭，跟法國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獄差不多。而中國「支持巴黎學生革命行動」的紅衛兵們也無論如何想不到，這場「法國的文化革命」起因竟然和反對女生宿舍嚴禁男生進入的禁令有關。

目前公認的是，「五月風暴」給法國造成的物質損壞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甚至已很難尋覓到痕跡，但其卻給法國乃至西方文化、社會造成了巨大衝擊和深遠影響。在文化領域，以瑪律庫塞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開始進一步廣泛傳播，尤其在青年學生中，法國左翼勢力長久不衰亦不能說與此無關。此外，另一個最重要的影響就是社會道德風氣的徹底改變，尤其對傳統性觀念和性道德發起了挑戰。

從此之後，法國人的性生活觀和夫妻關係出現了翻天覆地的差別，婚前有性行為被視為正常；有感情就在一起，沒有感情就分開，使許多人選擇了同居協議，而不是結婚；對婚外情採取包容態度；同性戀關係得到社會認同。密特朗總統前高級顧問雅克．阿達裡甚至還提出了未來婚姻觀的關鍵是「多元情愛、多頭結合和多邊忠貞」，聲稱人類社會尚需打破這最後一個禁忌，便可邁入男女間廣施「博愛」。

有著如此婚姻觀的法國人自然離婚率也非常高。2014年法國《費加羅報》網站報導稱，根據調查機構Insee發布的最新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越來越少的法國夫妻選擇在結婚以後，將他們的財產放在一起，進行共同管理。其中一個原因是結婚的數量在逐年減少。在1992年，高達90%的受訪同居者都表示他們是合法的夫妻，受政府保護，已經去市政府登記結婚了，而到了2010年，這一比例下降到了75%以下，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法國人都選擇同居但不結婚。還有一個原因是法國離婚數量在逐年增加。在法國，有近二分之一的夫婦離婚了，離婚率高達50%。

性解放席捲歐美

法國「文革」後的性解放運動很快遍及西方發達國家。早在美國20年代第一次性解放運動後，美國社會年輕人逐漸走向開放。根據天行健的文章《美國五六十年代性開放到哪種程度》，從五十年代開始，在美國的青少年圈子裡，性放縱被視為正常，當時如果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學生說自己還是處女，將會受到大家的恥笑。還有資料顯示：當時的50％已婚男人和25％的已婚婦女有過婚外性行為。

而這種狀況隨著法國「文革」的推動在60年代達到高峰，然後延伸到80年代。當時的美國，80％的未婚婦女和90％的未婚男子都有過性經驗。這也就可以解釋以性暴露為宗旨的雜誌如《花花公子》、《風塵女郎》等發行量居高不下的原因了。

再來看德國。五、六十年，德國人兩性間的關係以及男女的性別角色還很清晰，也就是：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要順從。「性」是個在家庭中也不觸及的話題。六十年代末，德國人也走向了性開放，甚至還出現了性啟蒙電影，這無疑有著法國「文革」的影響。自然，德國人的離婚率也逐漸升高。統計顯示，2011年德國的離婚夫妻有18.7萬對，而在50年前，只有5萬對。

在60年代末性解放席捲歐美後，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第三次性解放高潮，日本、東歐社會主義聯盟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受到波及。

性解放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性解放浪潮很快讓西方人品嚐到了苦果。天行健在《美國五六十年代性開放到哪種程度》一文提到四個代價，一是家庭解體的惡果。隨著美國離異家庭的增加，離異家庭的孩子被學校開除或參與犯罪活動也高於正常家庭。

二是未婚先育苦果。性自由導致了青少年性混亂、性放縱，單身媽媽增加。2001年在巴爾的摩，每４個生產的，就有３個是未婚媽媽，在美國40個最大城市中排名第一位。

三是推動了賣淫業的發展。美國許多州以及西方一些國家將賣淫視為合法。四是給愛滋病傳播「插上翅膀」。性傳播，在西方社會已成愛滋病傳播主管道。自20世紀80年代初愛滋病被發現以來，這一「世紀殺手」已奪走了1,170萬人生命。

也正是意識到了人類付出了怎樣的代價，性解放浪潮在西方社會影響了一二十年後，逐漸平息下來。人們開始進行反思。

事實上，性開放是建立在拋棄傳統道德觀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沒有道德的約束，導致人的自私自利的劣根性膨脹，享樂主義盛行，社會責任、家庭倫理、婚姻環境等都遭到強力破壞，整個社會陷入罪惡、混亂和痛苦中，特別是家庭的破裂和愛滋病的流行，讓人們痛苦不堪。

另據美國《揭發者》（Whistleblower）雜誌卻披露：被世界冠以「性革命之父」的科學家金賽事實上是個性精神病患者，他依靠戀童癖者對數百名嬰兒和兒童的性折磨，為他的革命性「研究」提供資料。金賽可謂二十世紀最壞的人物之一，他對全世界造成的傷害遠遠超過薩達姆和本拉登。

西方社會走向「回歸」

大量的事實使西方社會的人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性問題上開始向傳統作某種程度的回歸，人們意識到感官享受的樂趣是有限的，人們為了得到快樂與滿足，不僅需要物質糧食，而且需要「精神糧食」，即對社會、對整體的熱愛和做貢獻的實際行動。也因此，人們越來越多地追求小家庭的溫馨，建立正常的婚姻關係又成為時尚，青年們開始以較為嚴肅的態度對待兩性關係，把性愛和責任結合起來，人們稱之為「性回歸」。

據美國《新聞週刊》在九十年代中期發表的一項民意調查指出，認為發生婚外性行為是羞恥的佔62％；而根據芝加哥大學於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性調查，75％的丈夫和85％的妻子都說他們從未有過婚外性行為。1992年一年中，83％的人只有一個固定的性伴侶或沒有性伴侶。

此外，色情雜誌《花花公子》從它的全盛時期的1972年銷售量7百萬份，下跌到1986年的340萬份。其一直是鼓吹「性革命」的先鋒的創辦人海夫勒，曾稱和上千名女子發生過性關係，在八十年代中期後也宣稱要嚴格奉行一夫一妻制了。還有七十年代紐約的「時報廣場」附近有一條出名的「色情街」，裡面有20家色情影院，九十年代初期只剩下4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