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25日讯】近年来，随着大陆房价不停上涨，导致许多居民饱受过高房价、高房租的困扰。而当局调控房价的措施并未收到长远的效果。对此，网上披露在民国时期，政府打击捂地炒房者的措施值得深思，各地不乏最狠的招术。
跟今天一样，大陆民国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经受过高房价、高房租的折磨。
例如，民国时的上海，富商大贾与下野军阀纷纷在此置业，市面最繁华，人口最稠密，故此房价也最高，连中产阶级如鲁迅和茅盾，来到这个城市也只能靠租房过日子。
再如，日军占领后的北京，把周边居民赶进京城，又因为日本侨民定居北京，在此买房置业，一时间人多房少，房租暴增，出现了过前所未有的房荒。
还有1927年之后的南京，因为国民政府迁都于此，该城市一两年间跃居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房价房租一日千里，低收入者只能在垃圾填埋场搭建简易棚户，贫民窟大量涌现……
面对不断暴涨的房价地价，买不起房的家庭越来越多。
1938年起，昆明市财政局对全市14210户常住居民做抽样调查，拥有房产的只有30%。
1932年12月，媒体以大标题“最近数年之广州，地价房租飞涨不已，番禺居亦不易，省府令市府妥筹解决办法”描述，“租价狂涨既滔滔未已，于是平民生计乃大受打击，房租一项竟至占全部生活费十分之二三有奇。”
而类似的新闻和数据，仿佛说的不是民国，而是在说现在的中国。
面对高房价，民国政府采取过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如：打击捂地行为，禁止土地闲置，是民国地方政府“平均地权”、争取“居者有其屋”的常用手段。
1923年8月，广州市政府为增加土地供应及财政收入，把全市寺庙闲地一律收归国有，向开发商和计划自建房的市民公开拍卖。市政府要求，无论开发商还是普通市民，竞买成功后，“须于七日内开工建屋”，如逾期限不建，加罚二成地价，或由政府另行售卖。
1947年8月，杭州市政府将国有土地分批出让、出租，无论购买人还是承租人，“均须于两月内开工建筑”，否则政府会把土地收回，并不退还地价。
但是仅对闲置土地进行处罚远远不够，开发商要想捂地，可以在中标的地块上围一道院墙，装作已经“开工建屋”，这样“捂”上两三年也不用担心被收回。
为了打击捂地行为，民国政府又使用了一招：征收地价税。
民国政府每年按照市场价格对私人土地征税，并把私人土地的增值部分收入国库，这样农村地主的兼并兴趣大减，城市开发商的捂地行为也随之有所收敛。
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民国政府还大力打击炒房。常用手段是征收房产税。当时各地的办法和税率都不一样，几乎是一个城市就有一套政策。
如上海，租界里秉承英法两国的老办法，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征收过房产税。租界以外的地方从民国初年才开始征收，具体办法是：政府对私人房产进行评估，得到一个理论上的租金水平，然后按理论租金的百分比定期征收。
福州市政府则另有一套办法，政府收你一个月的房租，一年收一次，这一个月的房租就是房产税。其他城市也是各有各办法，但是大部分城市都模仿了上海，先定房租水平，再按房租的某个百分比征税，高的达27%，低的只占房租的3%。
除了使用征收房产税打击炒房者之外。对于一个家庭拥有多套住房的多征，而对一个家庭只有一套住房者，不但不征税，还有所救助。
报导称，虽然民国的房产税政策刚开始还算合理，可是执行到后期，打击炒房的大方向很快被淡忘了，市政府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到怎样增加财政收入上来，于是，所有房产都得缴税，而且税率一样。
更荒唐的是，负责征税的财政局为了节省开支，把各个街区的征税工作承包给地痞流氓，承包者分片包干，竟然把征税任务平均分摊给每个家庭，不但起不到打击炒房的效果，还加重了无房居民的生活负担。
报导称，评价起来，民国的地产税政策很合理，房产税政策却很失败。
分析认为，民国房产税政策后期的失败，和现今的中国房控的失败相差无几。现在的中国，当局面对炒房，虽然也出台了各种打击措施，但各地的房价不断攀升。有大陆炒房团成员披露，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参与炒作。
有评论人士认为，大陆房价上升背后都有中共地方政府的影子，他们才是房价上升的真正推手，因为现在大陆经济不振，卖地收入成为了一些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各地政府还缩减土地供应，这更增加了民众对未来房价上升的恐惧，所以大陆房价越调控越高。另外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大陆实体经济真的很艰难，做实业不如炒楼，而且炒楼的人把资金带入楼市，吹大了楼市泡沫，最后接盘的、倒楣的还是普通百姓。
（记者李文馨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