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25日訊】近年來，隨著大陸房價不停上漲，導致許多居民飽受過高房價、高房租的困擾。而當局調控房價的措施並未收到長遠的效果。對此，網上披露在民國時期，政府打擊捂地炒房者的措施值得深思，各地不乏最狠的招術。
跟今天一樣，大陸民國時也有相當一部分城市居民，經受過高房價、高房租的折磨。
例如，民國時的上海，富商大賈與下野軍閥紛紛在此置業，市面最繁華，人口最稠密，故此房價也最高，連中產階級如魯迅和茅盾，來到這個城市也只能靠租房過日子。
再如，日軍佔領後的北京，把周邊居民趕進京城，又因為日本僑民定居北京，在此買房置業，一時間人多房少，房租暴增，出現了過前所未有的房荒。
還有1927年之後的南京，因為國民政府遷都於此，該城市一兩年間躍居為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房價房租一日千里，低收入者只能在垃圾填埋場搭建簡易棚戶，貧民窟大量湧現……
面對不斷暴漲的房價地價，買不起房的家庭越來越多。
1938年起，昆明市財政局對全市14210戶常住居民做抽樣調查，擁有房產的只有30%。
1932年12月，媒體以大標題「最近數年之廣州，地價房租飛漲不已，番禺居亦不易，省府令市府妥籌解決辦法」描述，「租價狂漲既滔滔未已，于是平民生計乃大受打擊，房租一項竟至佔全部生活費十分之二三有奇。」
而類似的新聞和數據，彷彿說的不是民國，而是在說現在的中國。
面對高房價，民國政府採取過什麼樣的應對措施呢？如：打擊捂地行為，禁止土地閑置，是民國地方政府「平均地權」、爭取「居者有其屋」的常用手段。
1923年8月，廣州市政府為增加土地供應及財政收入，把全市寺廟閑地一律收歸國有，向開發商和計劃自建房的市民公開拍賣。市政府要求，無論開發商還是普通市民，競買成功後，「須於七日內開工建屋」，如逾期限不建，加罰二成地價，或由政府另行售賣。
1947年8月，杭州市政府將國有土地分批出讓、出租，無論購買人還是承租人，「均須於兩月內開工建筑」，否則政府會把土地收回，並不退還地價。
但是僅對閑置土地進行處罰遠遠不夠，開發商要想捂地，可以在中標的地塊上圍一道院牆，裝作已經「開工建屋」，這樣「捂」上兩三年也不用擔心被收回。
為了打擊捂地行為，民國政府又使用了一招：征收地價稅。
民國政府每年按照市場價格對私人土地徵稅，並把私人土地的增值部分收入國庫，這樣農村地主的兼併興趣大減，城市開發商的捂地行為也隨之有所收斂。
為了實現「居者有其屋」，民國政府還大力打擊炒房。常用手段是征收房產稅。當時各地的辦法和稅率都不一樣，幾乎是一個城市就有一套政策。
如上海，租界裡秉承英法兩國的老辦法，在清朝道光年間就征收過房產稅。租界以外的地方從民國初年才開始征收，具體辦法是：政府對私人房產進行評估，得到一個理論上的租金水平，然後按理論租金的百分比定期征收。
福州市政府則另有一套辦法，政府收你一個月的房租，一年收一次，這一個月的房租就是房產稅。其他城市也是各有各辦法，但是大部分城市都模仿了上海，先定房租水平，再按房租的某個百分比徵稅，高的達27%，低的只佔房租的3%。
除了使用征收房產稅打擊炒房者之外。對於一個家庭擁有多套住房的多征，而對一個家庭只有一套住房者，不但不徵稅，還有所救助。
報導稱，雖然民國的房產稅政策剛開始還算合理，可是執行到後期，打擊炒房的大方向很快被淡忘了，市政府的興趣越來越集中到怎樣增加財政收入上來，于是，所有房產都得繳稅，而且稅率一樣。
更荒唐的是，負責徵稅的財政局為了節省開支，把各個街區的徵稅工作承包給地痞流氓，承包者分片包干，竟然把徵稅任務平均分攤給每個家庭，不但起不到打擊炒房的效果，還加重了無房居民的生活負擔。
報導稱，評價起來，民國的地產稅政策很合理，房產稅政策卻很失敗。
分析認為，民國房產稅政策後期的失敗，和現今的中國房控的失敗相差無幾。現在的中國，當局面對炒房，雖然也出臺了各種打擊措施，但各地的房價不斷攀升。有大陸炒房團成員披露，地方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也參與炒作。
有評論人士認為，大陸房價上升背後都有中共地方政府的影子，他們才是房價上升的真正推手，因為現在大陸經濟不振，賣地收入成為了一些地區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而且各地政府還縮減土地供應，這更增加了民眾對未來房價上升的恐懼，所以大陸房價越調控越高。另外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大陸實體經濟真的很艱難，做實業不如炒樓，而且炒樓的人把資金帶入樓市，吹大了樓市泡沫，最後接盤的、倒楣的還是普通百姓。
（記者李文馨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