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韵：文革中他为什么把母亲送上了断头台？

北京时间：2017-03-19 08:08

引子——哭泣的“狼孩”

从1979年11月开始，张红兵常常梦见母亲。醒来后，他总是嚎啕大哭，因为母亲再也不会回来。当年，他这个畜牲不如的儿子，把她送上了断头台。

文革开始后，安徽省固镇县的少年张铁夫，为了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张红兵”。张红兵有“一颗红心”，他曾经给“走资派”的父亲贴过大字报。他一度以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1970年2月13日，张红兵的母亲──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在家人面前说了些支持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的话。她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听闻此言，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你把你刚放的毒，全部写出来！”

方忠谋写完后，张月升拿着她写的那张纸，走出了家门。张红兵意识到：父亲可能是去县有关部门报案。可是，如果父亲没有报案呢？张红兵是毛泽东的“忠实的红卫兵”，他为了证明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马上写了封检举信，把信和他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同住一个大院的“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家的门缝里。

当晚，方忠谋将卧室里的毛主席画像等烧毁，张月升发现后喊“打反革命分子”。军代表赶到张红兵家中，把方忠谋踹倒在地，然后用绳子把她五花大绑，像捆粽子一样。张红兵一直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声音。

方忠谋被抓走后，张月升和张红兵等人被要求写揭发材料，这些材料后都被作为审判方忠谋的证据。张红兵写的是《检举揭发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行》，他在文末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1970年4月8日，方忠谋被判处死刑，三天后被枪杀。张红兵参加了固镇县万人公审大会，甚至到了行刑现场。后来，张红兵“大义灭亲”的事迹被陈列在县革命教育展览馆。

不过，“卖母求荣”并未给张红兵带来什么“好处”。方忠谋死后不久，张红兵和弟弟就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他仍然是“黑五类”子女。

1979年，张红兵和父亲看到官媒报导张志新的冤案时，意识到他们父子当年做错了。现在，张红兵为过去深感忏悔。他向法院提出，希望把方忠谋在固镇的墓地改成文革遗物，希望以此赎罪。

1970年2月，方忠谋被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后被枪毙。当时张红兵还被宣传是“大义灭亲”。（网路图片）

“亲亲相隐”

“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理论原则之一。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这五种伦常关系乃天下共有。违背伦常之事，不可为。《朱子治家格言》有训曰：“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清朝纪昀于《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五》写：“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一理念后来逐渐发展成“亲亲相隐”，作为中国古代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皆不论罪，反之要论罪。“亲亲相隐”在客观上维护了宗族伦常。孔子又曰：“孝悌者，其仁之本与。”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注重维护伦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信义、孝悌，以此维系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中共颠覆伦常泯灭人性

《九评共产党》指出：“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

中共以无神论治国，以“党性”压制“人性”，强调党的利益至上，要求党员和民众放弃亲情、背叛良知。坚持道义者，往往受到严酷的打压和迫害。因此，在中共的恐怖高压下，亿万人的人性被严重扭曲，良知被吞噬。在无情的政治风浪里，人们为求自保，干出了违背伦常、伤天害理之事，成为中共的精神奴隶和专制机器的“螺丝钉”。

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充斥着父母、子女、夫妻、同事、朋友之间互相揭发的人性悲剧。在文革期间，骨肉相残，亲友反目，师生互斗的事情就更加普遍。中共以“党性”取代“人性”，消散了人们心中的仁爱和信义，导致中国社会道德沉沦，民众精神迷惘。

1.胡适之子命丧“反右”

著名国学大师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未与父母一同赴台，而是选择留在了大陆。1951年，在中共开展的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胡思杜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以示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胡思杜的“叛逆”之举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消极影响。在“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将母亲给他留下的细软上交，以向党组织“表忠心”。

1957年，毛泽东采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知识份子给中共提意见。当时打算入党的胡思杜也上了中共的当。他主动给他所在的院、部的领导提建议。结果，中共“反右”运动一开始，胡思杜就被打成“右派”，被指向党进攻，胡适也连同一并被批判。

1957年9月21日，胡思杜不堪受辱，上吊自杀。胡适至死都不知道次子离世的消息。

胡适一家，后排右为胡思杜。（网路图片）

2.文革之父子相残

文革期间，薄一波是“61人叛徒集团案”之首，其子薄熙来曾对父亲一阵拳打脚踢，并踹断了薄一波三根肋骨。

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据说是因为其女当时在北钢上学。当天，胡女也上台发言批斗父亲，最后喊出了“砸烂胡乔木的狗头！”

胡女虽然没有去砸老父的“狗头”，但真实的惨剧却在北京的另一地发生了。有一个中学生，家住东四，父母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再去打他们。这个中学生便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后来自己也疯了。

刘涛是刘少奇和前妻王前所生之女。文革爆发时，刘涛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的学生，并担任该校红卫兵和文革筹委会等领导职务。1966年8月21日，江青找刘涛谈话之后，刘涛在清华大学贴出了大字报《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1967年1月3日，刘涛在清华大学和中南海职工食堂等地同时贴出一式三份的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揭发批判亲生父亲刘少奇。

1967年7月22日，刘涛与王前、弟弟刘允真联名写出大字报《坚决支持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揪斗刘少奇的革命行动》，由刘涛和刘允真送到中南海外“揪刘火线”，为批斗刘少奇助阵。刘涛在大字报中表示，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认识到从前站在自己父母的立场上是错误的，“对家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仇恨”。

昔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为文革的祭品，被女儿揭发，其长子刘允斌的命运也令人唏嘘。当刘少奇被打倒后，刘允斌成了替罪羊。各派都以揪斗刘允斌为荣。过去一些曾受过刘允斌帮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扭到一边。还有一些平时相处得很好的人，却当起打手，毫不留情。造反派要刘允斌喊“打倒刘少奇”，他不喊；要他断绝与刘少奇的父子关系，他也不从；要他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他说不出什么来。1967年11月21日夜，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卧轨自杀，半个头颅被碾碎。

1967年11月21日，刘少奇长子刘允斌深夜离家卧轨自杀，半个头颅被碾碎，年仅43岁。图为刘少奇同刘允斌、刘爱琴在一起。（网路图片）

美国学者李少民回忆文革说：“文革让你们家里面的人互相斗、父母互相斗、父子互相斗、子女互相斗，家里亲人的关系都是被中共破坏殆尽的。”

李少民的父亲李洪林，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少民的母亲在他一岁的时候，就被划成右派，流放到甘肃劳改。组织要求他们家与右派划清界线。于是，好好的一个家庭，就此骨肉分离。他到14岁时还未见过生母。

据李少民叙述，那时他的哥哥是红卫兵，非常“革命”。上面号召要揭发自己的父亲。“哥哥从此一头栽进党的号召里，批斗起没有被流放的父亲。”“他（哥哥）就给当时的马列研究院的一个副院长写了封信，说我父亲是黑帮怎么办？回信说，‘你说得对，你父亲是黑帮，你要跟他划清界线’。那么我哥哥最大，就把我四兄弟姐妹叫到一起说，‘你看，这个组织上已经来信了，说我们爸爸是反革命，我们要划清界线，你们懂了没有’。”

后来我哥哥把他这封信放在兜里，结果继母给我们洗衣服的时候，掏出一看！伤心的不得了！”“我父亲也非常伤心，我父亲是很坚强的人，天天在外面挨斗，他都没有伤心，他看到自己的儿子都要跟他划清界线，非常伤心。”

3.学生殴打教师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便开始以抄家的方式进行“横扫”，抄家之风起于北京，迅速波及全国。全国被抄家的总数接近一千万户。之后，拷打和杀戮跟进，对付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在一个月内就打死了1772人。十几岁的中学生抡起皮带和木棍，把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

研究文革受难者的学者王友琴说：“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以下文字，摘录自王友琴所写的《恐怖的“红八月”》。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浇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图为卞仲耘的遗体和贴在她家的大字报。（网路图片）

在北京学校里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陈葆昆最后死在校中喷水池中。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4.告密风行

告密是中共的一个统治工具，在大陆社会普遍存在。最初，中共把告密作为生存及消除异己的手段。自延安整风起，搞人人过关，互相揭发。之后，中共将“告密”运用得得心应手，一方面制造恐怖，一方面鼓励告密，导致许多人为了“站队正确”，出卖亲友同事，背信弃义。

王友琴在《芝加哥大学的文革受难者》里记载：“1968年8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军工宣队来到北大以后，立即对已经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员职工，不论年龄性别以及是否家中有很小的孩子，都必须集中住宿在教室楼里，二三十人一间，每天早中晚三班，‘揭发’，‘斗争’，‘交代’。……在物理大楼中，天天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揭发’别人，也一个一个地被别人‘揭发’。在那一阶段，北京大学有24人‘自杀’。”

浙江民运人士黄河清在《告密与特务统治》一文里讲述了邻居向领导告发他的事件，他痛斥告密行径的可鄙。“邻居卖了我，领导人又卖了邻居。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因告密制度变得格外丑恶下作。这种告密制度已经演变成一种党文化，弥漫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墙旮旯，充斥着6亿、7亿、8亿、10亿、12亿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家庭生活、夫妻生活的种种切切、点点滴滴。一斑可窥全豹，中国大陆的人心被中共糟践到何种程度！”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政府鼓励民众举报炼法轮功的邻居、同事，或是在街道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甚至可得到奖金。因此，许多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在街头或小区内传递真相资料而遭举报后被抓捕、判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在中共的专制高压和利益诱惑下，人性中善的一面被无情践踏，恶的一面则得到无所顾忌地纵容。2016年3月25日，武汉一名大学生因为在同学QQ群组里宣传民主理念，被同学质疑他反共，向校方举报。在未经医生的检定下，学校以人格缺陷和思想偏激为由，强行将其送到精神病院。

抛弃中共，复苏人性

六十八年来，中共发动斗争，煽动仇恨，放纵魔性，彻底摧毁了中华传统古训的三纲五常、师道尊严等伦理道德。中共砸烂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使社会道德陷入低谷，逆天叛道、违背人伦的乱象层出不穷。

在疯狂的年代里，多少良知被冰封，多少挣扎在深渊的受难者渴望援手。和凤鸣女士曾任《甘肃日报》编辑，她的丈夫王景超在“反右”中被下放到夹边沟农场，在那里活活饿死。和凤鸣在回忆录里写：“那时候，正义、善良、热诚，对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都被‘政治’湮没了。特别是在作为党的喉舌及驯服工具的甘肃日报社，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都甘当驯服工具，服服帖帖，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许多悲苦，许多凄凉。”

对于“文革”，诗人邵燕祥在《人生败笔》的序言里忏悔道：“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孙文广剖析了在中共治下的“大义灭亲”的现象，“上个世纪在土改、肃反、反右、文革运动中都出现过大量的反人性的‘大义灭亲’。子女揭发父母，夫妻反目成仇。把亲人送进监狱、送上刑场，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多少家庭破裂，多少亲人死于非命，或在监狱中受尽煎熬。对他们最大的精神折磨就是亲生骨肉、结发夫妻的绝情。在那种年代，心中有了叛逆思想，不敢和最亲近的家人讲，不敢告诉最知己的朋友，人心叵测，已经到了极限。”孙文广教授认为：“张红兵的行为说明当时的洗脑教育，是怎样泯灭了亲情和人性，成功地把人变成魔鬼。”

政治运动的尘嚣，似已远去。然而，“党性”的淫威，依然肆虐，在侵蚀着心灵的自由。中国，亟待恢复传统的道德观念、伦理纲常；中国人，需要回归真诚与善良。只有抛弃中共，复苏人性，人们才能获得温馨的亲情，享受家庭的和睦，构建美好的社会。反思中共之恶，挽救个体与民族的灵魂，乃今日之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