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韻：文革中他為什麼把母親送上了斷頭臺？

北京時間：2017-03-19 08:08

引子——哭泣的「狼孩」

從1979年11月開始，張紅兵常常夢見母親。醒來後，他總是嚎啕大哭，因為母親再也不會回來。當年，他這個畜牲不如的兒子，把她送上了斷頭臺。

文革開始後，安徽省固鎮縣的少年張鐵夫，為了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張紅兵」。張紅兵有「一顆紅心」，他曾經給「走資派」的父親貼過大字報。他一度以為：「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那是一個寒冷的夜晚。1970年2月13日，張紅兵的母親──固鎮縣人民醫院門診部副主任方忠謀，在家人面前說了些支持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的話。她說：「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毛澤東為什麼搞個人崇拜，到處都是他的像！」聽聞此言，張紅兵的父親張月升說：「從現在起，我們就堅決和你這個堅持反動立場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你就是敵人，我們鬥爭你！你把你剛放的毒，全部寫出來！」

方忠謀寫完後，張月升拿著她寫的那張紙，走出了家門。張紅兵意識到：父親可能是去縣有關部門報案。可是，如果父親沒有報案呢？張紅兵是毛澤東的「忠實的紅衛兵」，他為了證明自己「站穩了無產階級革命立場」，馬上寫了封檢舉信，把信和他的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了同住一個大院的「固鎮縣群眾專政指揮部」軍代表家的門縫裡。

當晚，方忠謀將臥室裡的毛主席畫像等燒燬，張月升發現後喊「打反革命分子」。軍代表趕到張紅兵家中，把方忠謀踹倒在地，然後用繩子把她五花大綁，像捆粽子一樣。張紅兵一直記得，母親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的聲音。

方忠謀被抓走後，張月升和張紅兵等人被要求寫揭發材料，這些材料後都被作為審判方忠謀的證據。張紅兵寫的是《檢舉揭發罪惡滔天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罪行》，他在文末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1970年4月8日，方忠謀被判處死刑，三天後被槍殺。張紅兵參加了固鎮縣萬人公審大會，甚至到了行刑現場。後來，張紅兵「大義滅親」的事跡被陳列在縣革命教育展覽館。

不過，「賣母求榮」並未給張紅兵帶來什麼「好處」。方忠謀死後不久，張紅兵和弟弟就被下放到當地農村勞動。他仍然是「黑五類」子女。

1979年，張紅兵和父親看到官媒報導張志新的冤案時，意識到他們父子當年做錯了。現在，張紅兵為過去深感懺悔。他向法院提出，希望把方忠謀在固鎮的墓地改成文革遺物，希望以此贖罪。

1970年2月，方忠謀被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後被槍斃。當時張紅兵還被宣傳是「大義滅親」。（網路圖片）

「親親相隱」

「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倫」，是中國傳統儒家的理論原則之一。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這五種倫常關係乃天下共有。違背倫常之事，不可為。《朱子治家格言》有訓曰：「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災殃。」清朝紀昀於《閱微草堂筆記．灤陽續錄五》寫：「干名義，瀆倫常，敗風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

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這一理念後來逐漸發展成「親親相隱」，作為中國古代刑律的一項原則——親屬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不告發和不作證皆不論罪，反之要論罪。「親親相隱」在客觀上維護了宗族倫常。孔子又曰：「孝悌者，其仁之本與。」

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的道德價值觀，注重維護倫常，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仁愛、信義、孝悌，以此維繫家庭與社會的穩定和安寧。

中共顛覆倫常泯滅人性

《九評共產黨》指出：「共產黨是不講人們公認的道義原則的。共產黨的一切原則都絕對為其集團利益服務，以絕對自私為最高原則，沒有任何道義原則抑制其集團慾望。」

中共以無神論治國，以「黨性」壓制「人性」，強調黨的利益至上，要求黨員和民眾放棄親情、背叛良知。堅持道義者，往往受到嚴酷的打壓和迫害。因此，在中共的恐怖高壓下，億萬人的人性被嚴重扭曲，良知被吞噬。在無情的政治風浪裡，人們為求自保，幹出了違背倫常、傷天害理之事，成為中共的精神奴隸和專制機器的「螺絲釘」。

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充斥著父母、子女、夫妻、同事、朋友之間互相揭發的人性悲劇。在文革期間，骨肉相殘，親友反目，師生互鬥的事情就更加普遍。中共以「黨性」取代「人性」，消散了人們心中的仁愛和信義，導致中國社會道德沉淪，民眾精神迷惘。

1.胡適之子命喪「反右」

著名國學大師胡適的次子胡思杜，未與父母一同赴臺，而是選擇留在了大陸。1951年，在中共開展的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中，胡思杜違心地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臺演出反美話劇。此外，他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以示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胡思杜的「叛逆」之舉在海內外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消極影響。在「學習改造」結束後，胡思杜還將母親給他留下的細軟上交，以向黨組織「表忠心」。

1957年，毛澤東採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讓知識份子給中共提意見。當時打算入黨的胡思杜也上了中共的當。他主動給他所在的院、部的領導提建議。結果，中共「反右」運動一開始，胡思杜就被打成「右派」，被指向黨進攻，胡適也連同一併被批判。

1957年9月21日，胡思杜不堪受辱，上吊自殺。胡適至死都不知道次子離世的消息。

胡適一家，後排右為胡思杜。（網路圖片）

2.文革之父子相殘

文革期間，薄一波是「61人叛徒集團案」之首，其子薄熙來曾對父親一陣拳打腳踢，並踹斷了薄一波三根肋骨。

1966年12月，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被拉到北京鋼鐵學院批鬥，據說是因為其女當時在北鋼上學。當天，胡女也上臺發言批鬥父親，最後喊出了「砸爛胡喬木的狗頭！」

胡女雖然沒有去砸老父的「狗頭」，但真實的慘劇卻在北京的另一地發生了。有一個中學生，家住東四，父母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再去打他們。這個中學生便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後來自己也瘋了。

劉濤是劉少奇和前妻王前所生之女。文革爆發時，劉濤是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的學生，並擔任該校紅衛兵和文革籌委會等領導職務。1966年8月21日，江青找劉濤談話之後，劉濤在清華大學貼出了大字報《跟著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1967年1月3日，劉濤在清華大學和中南海職工食堂等地同時貼出一式三份的大字報《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揭發批判親生父親劉少奇。

1967年7月22日，劉濤與王前、弟弟劉允真聯名寫出大字報《堅決支持北京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揪斗劉少奇的革命行動》，由劉濤和劉允真送到中南海外「揪劉火線」，為批鬥劉少奇助陣。劉濤在大字報中表示，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認識到從前站在自己父母的立場上是錯誤的，「對家庭、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應當仇恨」。

昔日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成為文革的祭品，被女兒揭發，其長子劉允斌的命運也令人唏噓。當劉少奇被打倒後，劉允斌成了替罪羊。各派都以揪斗劉允斌為榮。過去一些曾受過劉允斌幫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頭扭到一邊。還有一些平時相處得很好的人，卻當起打手，毫不留情。造反派要劉允斌喊「打倒劉少奇」，他不喊；要他斷絕與劉少奇的父子關係，他也不從；要他揭發劉少奇的罪行，他說不出什麼來。1967年11月21日夜，劉允斌被批鬥了一整天之後，臥軌自殺，半個頭顱被碾碎。

1967年11月21日，劉少奇長子劉允斌深夜離家臥軌自殺，半個頭顱被碾碎，年僅43歲。圖為劉少奇同劉允斌、劉愛琴在一起。（網路圖片）

美國學者李少民回憶文革說：「文革讓你們家裡面的人互相鬥、父母互相鬥、父子互相鬥、子女互相鬥，家裡親人的關係都是被中共破壞殆盡的。」

李少民的父親李洪林，原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李少民的母親在他一歲的時候，就被劃成右派，流放到甘肅勞改。組織要求他們家與右派劃清界線。于是，好好的一個家庭，就此骨肉分離。他到14歲時還未見過生母。

據李少民敘述，那時他的哥哥是紅衛兵，非常「革命」。上面號召要揭發自己的父親。「哥哥從此一頭栽進黨的號召裡，批鬥起沒有被流放的父親。」「他（哥哥）就給當時的馬列研究院的一個副院長寫了封信，說我父親是黑幫怎麼辦？回信說，『你說得對，你父親是黑幫，你要跟他劃清界線』。那麼我哥哥最大，就把我四兄弟姐妹叫到一起說，『你看，這個組織上已經來信了，說我們爸爸是反革命，我們要劃清界線，你們懂了沒有』。」

後來我哥哥把他這封信放在兜裡，結果繼母給我們洗衣服的時候，掏出一看！傷心的不得了！」「我父親也非常傷心，我父親是很堅強的人，天天在外面挨鬥，他都沒有傷心，他看到自己的兒子都要跟他劃清界線，非常傷心。」

3.學生毆打教師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紅衛兵便開始以抄家的方式進行「橫掃」，抄家之風起於北京，迅速波及全國。全國被抄家的總數接近一千萬戶。之後，拷打和殺戮跟進，對付以「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在一個月內就打死了1772人。十幾歲的中學生掄起皮帶和木棍，把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

研究文革受難者的學者王友琴說：「校園暴力發生在全國各地。在多年的調查中，迄今還沒有發現有一所學校沒有發生暴力迫害。」以下文字，摘錄自王友琴所寫的《恐怖的「紅八月」》。

「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實驗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時間是1966年8月5日午後。同時被毒打的還有該校副校長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級領導人中，只有一名農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學只管總務的副校長沒有被打。在長達三四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帶釘子的木棒打和用開水澆燙等殘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佈青紫，還有幾十處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傷。

圖為卞仲耘的遺體和貼在她家的大字報。（網路圖片）

在北京學校裡第二個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學的美術教員陳葆昆，時間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還有該校十多名教員及領導幹部。他們被強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用四肢爬行，雙手和膝蓋鮮血淋漓。一名目擊者說，爬行過程中，有一紅衛兵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踩碾一名女教師的手指。陳葆昆最後死在校中噴水池中。

北京大學附中成為北京市最早對學校的領導幹部和老師進行野蠻毆打的地方。副校長、化學老師劉美德（女）被剃了「陰陽頭」（剪去半邊頭髮），被強迫在操場上爬行。還有紅衛兵把髒東西塞進她的嘴裡。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張方桌跪下，一個紅衛兵站在她身後，把一隻腳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記者照相以後，那個紅衛兵把她從桌子上踢了下來。當時劉美德懷孕已經很明顯。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紅衛兵還用塑料包裹的鐵條打她和其他老師。她說：「那種鐵條打在身上，傷痕不明顯，但是『疼得鑽心』。」

4.告密風行

告密是中共的一個統治工具，在大陸社會普遍存在。最初，中共把告密作為生存及消除異己的手段。自延安整風起，搞人人過關，互相揭發。之後，中共將「告密」運用得得心應手，一方面製造恐怖，一方面鼓勵告密，導致許多人為了「站隊正確」，出賣親友同事，背信棄義。

王友琴在《芝加哥大學的文革受難者》裡記載：「1968年8月，毛澤東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全國所有的大中小學以及科研文化機構『佔領上層建筑』。軍工宣隊來到北大以後，立即對已經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員職工，不論年齡性別以及是否家中有很小的孩子，都必須集中住宿在教室樓裡，二三十人一間，每天早中晚三班，『揭發』，『鬥爭』，『交代』。……在物理大樓中，天天開『鬥爭會』，『遊街』，所有的老師都必須『揭發』別人，也一個一個地被別人『揭發』。在那一階段，北京大學有24人『自殺』。」

浙江民運人士黃河清在《告密與特務統治》一文裡講述了鄰居向領導告發他的事件，他痛斥告密行徑的可鄙。「鄰居賣了我，領導人又賣了鄰居。這種雞毛蒜皮的事因告密制度變得格外醜惡下作。這種告密制度已經演變成一種黨文化，瀰漫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個牆旮旯，充斥著6億、7億、8億、10億、12億人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家庭生活、夫妻生活的種種切切、點點滴滴。一斑可窺全豹，中國大陸的人心被中共糟踐到何種程度！」

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中，政府鼓勵民眾舉報煉法輪功的鄰居、同事，或是在街道講真相的法輪功學員，甚至可得到獎金。因此，許多法輪功修煉者因為在街頭或小區內傳遞真相資料而遭舉報後被抓捕、判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在中共的專制高壓和利益誘惑下，人性中善的一面被無情踐踏，惡的一面則得到無所顧忌地縱容。2016年3月25日，武漢一名大學生因為在同學QQ群組裡宣傳民主理念，被同學質疑他反共，向校方舉報。在未經醫生的檢定下，學校以人格缺陷和思想偏激為由，強行將其送到精神病院。

拋棄中共，復甦人性

六十八年來，中共發動鬥爭，煽動仇恨，放縱魔性，徹底摧毀了中華傳統古訓的三綱五常、師道尊嚴等倫理道德。中共砸爛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使社會道德陷入低谷，逆天叛道、違背人倫的亂象層出不窮。

在瘋狂的年代裡，多少良知被冰封，多少掙紮在深淵的受難者渴望援手。和鳳鳴女士曾任《甘肅日報》編輯，她的丈夫王景超在「反右」中被下放到夾邊溝農場，在那裏活活餓死。和鳳鳴在回憶錄裡寫：「那時候，正義、善良、熱誠，對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間最可寶貴的東西，都被『政治』湮沒了。特別是在作為黨的喉舌及馴服工具的甘肅日報社，為了自己的生存，人們都甘當馴服工具，服服帖帖，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許多悲苦，許多淒涼。」

對於「文革」，詩人邵燕祥在《人生敗筆》的序言裡懺悔道：「在我，無論違心的或真誠的認罪，條件反射的或處心積慮的翻案，無論揭發別人以劃清界限，還是以攻為守的振振有詞，今天看來，都是阿時附勢、靈魂扭曲的可恥記錄。在我，這是可恥的10年。」

孫文廣剖析了在中共治下的「大義滅親」的現象，「上個世紀在土改、肅反、反右、文革運動中都出現過大量的反人性的『大義滅親』。子女揭發父母，夫妻反目成仇。把親人送進監獄、送上刑場，這種事例比比皆是，多少家庭破裂，多少親人死於非命，或在監獄中受盡煎熬。對他們最大的精神折磨就是親生骨肉、結髮夫妻的絕情。在那種年代，心中有了叛逆思想，不敢和最親近的家人講，不敢告訴最知己的朋友，人心叵測，已經到了極限。」孫文廣教授認為：「張紅兵的行為說明當時的洗腦教育，是怎樣泯滅了親情和人性，成功地把人變成魔鬼。」

政治運動的塵囂，似已遠去。然而，「黨性」的淫威，依然肆虐，在侵蝕著心靈的自由。中國，亟待恢復傳統的道德觀念、倫理綱常；中國人，需要回歸真誠與善良。只有拋棄中共，復甦人性，人們才能獲得溫馨的親情，享受家庭的和睦，構建美好的社會。反思中共之惡，挽救個體與民族的靈魂，乃今日之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