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语境下，“民主党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个参政的政党的统称，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说好听点的这八个参政党，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无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卫星党”。
这些“卫星党”在中共建政前后为中共实施统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们虽然被中共称为“肝胆相照”，虽然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们却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风暴中，不能幸免。特别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党派高官、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份子等都被抄家、被揪斗。
本系列将盘点一心追随中共但被中共迫害的民主党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说的是九三学社和台盟中央的高官和知名人士。
九三学社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于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的，其之所以称为“九三学社”，是为了纪念中国战区日本投降日。其成员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份子为主，常见职业为教师、医师、工程师等。从其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协助中共统战，并在中共即将建政前，发表了拥护中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宣言。
台盟，全称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成立，成员主要是“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
公开资料显示，九三学社中的知名科技人员有中共“两弹一星”的专家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等。在《鲜为人知的“两弹一星”专家受迫害经历》中，笔者已列举了他们在文革中的受迫害经历，其中核子物理专家邓稼先夫妇被批斗，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物理学家王淦昌也成为批斗的对像，“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活命哲学”、“扰乱军心”，罪名数不清，甚至同情和支持王淦昌的人，也被抓了起来，还用假枪毙逼吓，要其交代与王淦昌的关系。
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不仅被游街，还被强制劳动改造。1968年，他服药自杀。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陈芳允，文革开始后即被撤职，下放到陕南一家工厂当工人进行“锻练”、“改造”。
除此而外，九三学社被迫害的人也不少，除了上述科技专家外，尤以“五大右派”金宝善、顾执中、陆侃如、袁翰青、储安平最为有名。
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离奇失踪
出身于宜兴望族的储安平，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学习。其后曾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并在创办的《观察》杂志任社长和主编等。1949年后，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虽然早在四十年代，激烈批评国民党的储安平就早已经看穿了共产党，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共产党执政，“自由”就变成了“有”和“无”的问题，“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大陆，从此厄运连连。
1957年初，毛泽东为了彻底整肃知识份子，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识份子给共产党提意见，一些天真的知识份子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就包括储安平。他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党群关系不好的关键是“党天下”的问题。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储安平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更让与会者震惊的是，他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甚为不恭的称之为“老和尚”。他想向毛、周请教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国家高级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
储安平一语“党天下”和对毛、周的批评，不仅让中共朝野上下为之震惊，而且让毛泽东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觉。而恰恰因为这惊人之语，他被打成了右派，并成为迄今仍不能“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也是因为这惊世骇俗之举，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子女与其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虽然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中共并没有放过他。
惶恐不安中的他在文革中则继续遭到迫害。不仅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而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1966年8月底，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9月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从此他杳无音讯，是自杀、被打死、出家……至今仍无定论。
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宣传部部长顾执中因言获罪
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的顾执中，民国时期长期任记者，并创办了一家新闻学院，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1944年前往印度，任侨报《印度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46年回国。中共建政后，倾向中共的顾执中选择留在了大陆，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任编审，并任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宣传部长。
1957年反右前，顾执中发表了如下言论，《人民日报》当年6月26日曾予以刊登：“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
“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
“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在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
“大家都把宪法当做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
“党报与非党报、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的待遇都不同，非党报记者采访时受到轻视，许多的机关还不让他们去采访。”
“解放前有许多通讯社，现在名义上有两家——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实际国内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包办了全国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饱撑不下。”
因为上述言论，顾执中被打成“右派”，降职为一名校对员。1961年“摘帽”，但直到文革后才被“平反”。
原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金宝善被批斗
1893年出生的金宝善，曾到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内科并研究传染病与生物制品，其后还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并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他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卫生会议，并于1947年代表中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1927年夏，金宝善应邀组建杭州市卫生局并任局长。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卫生实验处，他任副处长，实际负责该处的工作。该处的建立奠定了我国现代医疗卫生科学研究事业的基础，培养出了一批专门人才。他还主持筹建西部卫生医疗组织与机构，经常亲自到现场布置工作。上个世纪40年代，他担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达7年之久，为支持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技术精湛，管理有方，曾参与制定了中国医疗卫生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筹建卫生防疫与科研机构等。
1948年，金宝善赴美国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儿童急救基金会医药总顾问，1951年回国，先后任卫生部技术室主任、参事室主任，北京医学院卫生系主任兼教授等职，并于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
1957年反右时，金宝善因其言论而被打成“右派”。他的言论主要有：“多请专家参加行政领导”，“目前卫生主管机构甚至业务机构掌握领导权的都是党员，叫专家‘钻到行政机构去’”；“现在卫生部司局长很弱，比国民党时的卫生部差的远”；等等。
当年7月24日，北京医学院教授、讲师及行政部门科长以上干部约一百余人，召开会议，批判金宝善，称其“包藏祸心，别有意图”。有卫生系讲师王黎华称，“金宝善去年以政协委员身份到山西等地视察，在某地遇到很多老同事向他谈肃反问题，金宝善回来后在系里对王说：肃反扩大了，搞错了。”
此外，金宝善谈的“卫生部的政治领导是加强了，但没有在业务上贯彻”，反对学习苏联经验和教学等言论，同样遭到了与会者颠倒黑白的批判。还有参与者称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样的金宝善自然逃不脱厄运。在被打成“右派”后，文革期间又被关进“牛棚”，白天被批斗、进行劳动改造、学习，身心备受摧残。
二十年光阴走过，浪费了大好时光的金宝善于1984年离世。或许，在他比较国民政府和中共治下的卫生部之不同而被打成“右派”那一刻起，他就明白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大错特错。只是后悔晚矣。（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