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語境下，「民主黨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個參政的政黨的統稱，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和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說好聽點的這八個參政黨，在中共一黨專制下，無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們又被稱為「衛星黨」。
這些「衛星黨」在中共建政前後為中共實施統戰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們雖然被中共稱為「肝膽相照」，雖然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們卻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風暴中，不能倖免。特別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黨派高官、工商業者上層代表人物以及少數民族、宗教、華僑的頭麵人物，非黨高級知識份子等都被抄家、被揪鬥。
本系列將盤點一心追隨中共但被中共迫害的民主黨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說的是九三學社和臺盟中央的高官和知名人士。
九三學社是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於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的，其之所以稱為「九三學社」，是為了紀念中國戰區日本投降日。其成員以科技界高、中級知識份子為主，常見職業為教師、醫師、工程師等。從其成立之日起，就積極協助中共統戰，並在中共即將建政前，發表了擁護中共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宣言。
臺盟，全稱是「臺灣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成立，成員主要是「居住在中國大陸的臺灣省人士」。
公開資料顯示，九三學社中的知名科技人員有中共「兩彈一星」的專家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陳芳允、程開甲等。在《鮮為人知的「兩彈一星」專家受迫害經歷》中，筆者已列舉了他們在文革中的受迫害經歷，其中核子物理專家鄧稼先夫婦被批鬥，鄧稼先甚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無休止的折磨，選擇了自殺。
物理學家王淦昌也成為批鬥的對像，「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活命哲學」、「擾亂軍心」，罪名數不清，甚至同情和支持王淦昌的人，也被抓了起來，還用假槍斃逼嚇，要其交代與王淦昌的關係。
地球物理和空間物理學家趙九章不僅被遊街，還被強制勞動改造。1968年，他服藥自殺。無線電電子學、空間系統工程專家陳芳允，文革開始後即被撤職，下放到陝南一家工廠當工人進行「鍛練」、「改造」。
除此而外，九三學社被迫害的人也不少，除了上述科技專家外，尤以「五大右派」金寶善、顧執中、陸侃如、袁翰青、儲安平最為有名。
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儲安平離奇失蹤
出身於宜興望族的儲安平，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後考入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學習。其後曾去英國留學，回國後先後任《中央日報》撰述、編輯、復旦大學教授、中央政治大學研究員，並在創辦的《觀察》雜誌任社長和主編等。1949年後，出任新華書店經理、光明日報社總編、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等職。
雖然早在四十年代，激烈批評國民黨的儲安平就早已經看穿了共產黨，認為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而共產黨執政，「自由」就變成了「有」和「無」的問題，「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但他最終還是選擇留在了大陸，從此厄運連連。
1957年初，毛澤東為了徹底整肅知識份子，採取「引蛇出洞」的方法，讓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識份子給共產黨提意見，一些天真的知識份子紛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就包括儲安平。他在一次座談會的發言中說黨群關係不好的關鍵是「黨天下」的問題。他認為，「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些？」
儲安平由此得出結論：「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更讓與會者震驚的是，他還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且甚為不恭的稱之為「老和尚」。他想向毛、周請教的問題是：「為什麼現在的國家高級領導人中沒有一個黨外人士？」
儲安平一語「黨天下」和對毛、周的批評，不僅讓中共朝野上下為之震驚，而且讓毛澤東一連幾天都沒有睡好覺。而恰恰因為這驚人之語，他被打成了右派，並成為迄今仍不能「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也是因為這驚世駭俗之舉，他的妻子與之離婚，子女與其劃清界限，同事紛紛「檢舉揭發」。雖然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中共並沒有放過他。
惶恐不安中的他在文革中則繼續遭到迫害。不僅被勒令每天打掃街道，而且飽受了紅衛兵對他的打罵、侮辱。1966年8月底，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9月後，人們再也沒有看見他的身影。從此他杳無音訊，是自殺、被打死、出家……至今仍無定論。
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宣傳部部長顧執中因言獲罪
曾任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的顧執中，民國時期長期任記者，並創辦了一家新聞學院，培養了大批新聞專業人才。1944年前往印度，任僑報《印度日報》社長兼總編輯，1946年回國。中共建政後，傾向中共的顧執中選擇留在了大陸，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任編審，並任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宣傳部長。
1957年反右前，顧執中發表了如下言論，《人民日報》當年6月26日曾予以刊登：「憲法自1954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
「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
「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在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
「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
「黨報與非黨報、黨報記者與非黨報記者的待遇都不同，非黨報記者採訪時受到輕視，許多的機關還不讓他們去採訪。」
「解放前有許多通訊社，現在名義上有兩家——中國新聞社和新華社，實際國內新聞只有新華社一家，包辦了全國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飽撐不下。」
因為上述言論，顧執中被打成「右派」，降職為一名校對員。1961年「摘帽」，但直到文革後才被「平反」。
原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金寶善被批鬥
1893年出生的金寶善，曾到日本千葉醫學專科學校和東京帝國大學攻讀內科並研究傳染病與生物製品，其後還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進修，並獲得碩士學位。回國後，他曾多次代表中國出席世界衛生會議，並於1947年代表中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發起人之一。
1927年夏，金寶善應邀組建杭州市衛生局並任局長。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央衛生實驗處，他任副處長，實際負責該處的工作。該處的建立奠定了我國現代醫療衛生科學研究事業的基礎，培養出了一批專門人才。他還主持籌建西部衛生醫療組織與機構，經常親自到現場佈置工作。上個世紀40年代，他擔任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達7年之久，為支持抗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技術精湛，管理有方，曾參與制定了中國醫療衛生方面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籌建衛生防疫與科研機構等。
1948年，金寶善赴美國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兒童急救基金會醫藥總顧問，1951年回國，先後任衛生部技術室主任、參事室主任，北京醫學院衛生系主任兼教授等職，並於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
1957年反右時，金寶善因其言論而被打成「右派」。他的言論主要有：「多請專家參加行政領導」，「目前衛生主管機構甚至業務機構掌握領導權的都是黨員，叫專家『鑽到行政機構去』」；「現在衛生部司局長很弱，比國民黨時的衛生部差的遠」；等等。
當年7月24日，北京醫學院教授、講師及行政部門科長以上幹部約一百餘人，召開會議，批判金寶善，稱其「包藏禍心，別有意圖」。有衛生系講師王黎華稱，「金寶善去年以政協委員身份到山西等地視察，在某地遇到很多老同事向他談肅反問題，金寶善回來後在系裡對王說：肅反擴大了，搞錯了。」
此外，金寶善談的「衛生部的政治領導是加強了，但沒有在業務上貫徹」，反對學習蘇聯經驗和教學等言論，同樣遭到了與會者顛倒黑白的批判。還有參與者稱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這樣的金寶善自然逃不脫厄運。在被打成「右派」後，文革期間又被關進「牛棚」，白天被批鬥、進行勞動改造、學習，身心備受摧殘。
二十年光陰走過，浪費了大好時光的金寶善於1984年離世。或許，在他比較國民政府和中共治下的衛生部之不同而被打成「右派」那一刻起，他就明白自己當初的選擇是大錯特錯。只是後悔晚矣。（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