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记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造成严重灾情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彻底的“人祸”。
曾在1959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Dikotter）表示，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由学者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上接：大饥荒周恩来下令毁证继续征粮出口换黄金
十三、中共封锁大饥荒消息
大饥荒发生后，中共不但拒绝国际援助，而且一直封锁消息。1960－1961年，包括中共党魁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中共当局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大饥荒实情。
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共当局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披露：因为当时对外国记者是封锁的，让他们看指定看的地方，不能随便看的。新华社有外国专家，新华社对外英文要定稿，有外国专家，外国专家要休假。陪专家去休假的是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方实。
方实后来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副社长，跟杨继绳一个办公室。方实向杨继绳谈及，他领着新华社的专家到安徽去休假。安徽合肥有个公园叫逍遥津公园，都封锁起来了，都隔绝了，湖里面漂着小船，穿着花衣服的女孩在那儿划船，商店里摆着丰盛的商品，其实跟外面完全隔绝了，所以外国人看见的完全是假象。看了以后还回去写文章，说中国没有饥荒，中国怎么好，然后新华社再翻译过来，通过内部参考，参考消息向国内高级干部发，外国人都说中国很好，作为统一思想的一种工具。
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导题材，从中也可以看出饥荒的严重情况。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
十四、农民逃荒和求生权被剥夺
中共篡政后，自1953年起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领取。1958年1月9日，中共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中共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
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炎黄春秋》杂志2015年第5期刊登原广东省高官吴南生访谈文章，访谈中涉及到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数字及原因。吴南生承认，他曾去调查广东省饿死人事件，亲眼看到一下子倒下4个人，风一吹，倒下就死了。
当时吴南生就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中南局副书记赵紫阳写信，打电话，但他们没有回话。吴南生觉得有点奇怪，就派官员专门找赵紫阳汇报。汇报的官员回来后，一见面脸都发青，说不出话来。吴南生问：“怎么一回事？”官员说：“赵紫阳说不能牵到粮食问题。”原来彭德怀被批判了。彭德怀的事一出，谁也不敢讲话了。陶铸、赵紫阳他们从庐山开完会回来，紧张得不得了，陶铸都被点了名。
吴南生说，信阳事件饿死100多万。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是过去遇到灾荒、灾祸，可以带着儿子女儿去逃荒，但是共产党的统治不准逃荒。为什么死那么多人？离开本地，没有粮票，到外面谁也没法活。
信阳事件中，当地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说，“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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