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以後，中國出現了一場前後延續四五年之久的大飢荒，令神州大地生靈塗炭，超過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將大飢荒歸咎於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歷史記錄顯示，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造成嚴重災情的洪水、乾旱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大飢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徹底的「人禍」。
曾在1959年擔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荷蘭歷史專家馮克（FrankDikotter）表示，強迫、恐怖和系統的暴力是「大躍進」的根本，「大躍進」是人類歷史上有動機的最致命的大規模屠殺之一；「大躍進」飢荒可與古拉格群島和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三大人類災難。
由學者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飢荒資料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飢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糧食戰爭」。
上接：大飢荒周恩來下令毀證繼續徵糧出口換黃金
十三、中共封鎖大飢荒消息
大飢荒發生後，中共不但拒絕國際援助，而且一直封鎖消息。1960－1961年，包括中共黨魁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人有足夠吃的。中共當局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大飢荒實情。
此後在長達20餘年的時間裏，中共當局將有關飢荒死亡人口的統計資料列為絕密，同時不斷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人餓死。
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披露：因為當時對外國記者是封鎖的，讓他們看指定看的地方，不能隨便看的。新華社有外國專家，新華社對外英文要定稿，有外國專家，外國專家要休假。陪專家去休假的是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方實。
方實後來是炎黃春秋雜誌社的副社長，跟楊繼繩一個辦公室。方實向楊繼繩談及，他領著新華社的專家到安徽去休假。安徽合肥有個公園叫逍遙津公園，都封鎖起來了，都隔絕了，湖裡面漂著小船，穿著花衣服的女孩在那兒划船，商店裡擺著豐盛的商品，其實跟外面完全隔絕了，所以外國人看見的完全是假象。看了以後還回去寫文章，說中國沒有飢荒，中國怎麼好，然後新華社再翻譯過來，通過內部參考，參考消息向國內高級幹部發，外國人都說中國很好，作為統一思想的一種工具。
當時的新聞至多以各地大面積發生「浮腫病」作為報導題材，從中也可以看出飢荒的嚴重情況。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指人相食），報告中寫道「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1,289起」，「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從作案性質和情節上看，據對1,144起案件調查，其賣給別人吃的36起，其餘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該報告送到省委後，「省委書記曾希聖隻批給幾個書記傳閱，嚴格保密，並指示公安廳，嚴格控制知情範圍，有關檔案銷毀」。
十四、農民逃荒和求生權被剝奪
中共篡政後，自1953年起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領取。1958年1月9日，中共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行，取消了農民自由遷徙權，這樣事實上的農村隔離封鎖政策使得信息傳遞以及逃荒成為不可能。而1958年正是中國農村大飢荒的起始年。
大飢荒出現以後，飢民逃荒開始增多，但中共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
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炎黃春秋》雜誌2015年第5期刊登原廣東省高官吳南生訪談文章，訪談中涉及到大飢荒時期餓死人的數字及原因。吳南生承認，他曾去調查廣東省餓死人事件，親眼看到一下子倒下4個人，風一吹，倒下就死了。
當時吳南生就給時任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中南局副書記趙紫陽寫信，打電話，但他們沒有回話。吳南生覺得有點奇怪，就派官員專門找趙紫陽匯報。匯報的官員回來後，一見面臉都發青，說不出話來。吳南生問：「怎麼一回事？」官員說：「趙紫陽說不能牽到糧食問題。」原來彭德懷被批判了。彭德懷的事一出，誰也不敢講話了。陶鑄、趙紫陽他們從廬山開完會回來，緊張得不得了，陶鑄都被點了名。
吳南生說，信陽事件餓死100多萬。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如果是過去遇到災荒、災禍，可以帶著兒子女兒去逃荒，但是共產黨的統治不准逃荒。為什麼死那麼多人？離開本地，沒有糧票，到外面誰也沒法活。
信陽事件中，當地專區地委書記路憲文禁止信陽專區農民逃荒，派出多隊巡視員攔截逃荒者，並禁止當地信件外流。
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說，「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為依據的。1959年3月，餓死人的情況已經大規模發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這份文件口氣強硬，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飢民外出『盲流』、並隨意處置『盲流人員』了。」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