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当局将一直以来业已公认的八年抗战史改成了十四年抗战，并称已然将中小学课本中的相关历史改完。有分析指出，中共将八年抗战改成十四年抗战，其目的与以往相同，都是为了掩盖自己不抗日、甚至暗中与日军勾结的见不得光的历史。
事实上，在中共对历史的刻意篡改以及经年累月的藉由书本、影视、音乐、报章等的灌输下，中国大陆的许多民众对于诸如中共成立、国共合作、延安整风、长征、西安事变、抗战、国共内战等史实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认知错误，特别是长征和抗战这两个历史大事件，中共更是不遗余力地欺骗民众。
长征本来是中共失败逃亡，却被中共说成是“一次战略大转移，是为了北上抗日”；抗日战争本来是国民政府军主导，中共只是偏于一隅壮大发展，并给国民政府制造麻烦，甚至于日军相勾结，通敌卖国，但在以往中共的宣传口径中却变成了“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这与当今朝鲜在谈及朝鲜战争胜利是在金日成的“伟大领导”下、中共志愿军全无踪影的谎言一样可笑。
历史的真实只有一个。
抗日的中流砥柱：正面战场
谁是中国抗日的中流砥柱，学界早已有了定论，即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会战，才叫气壮山河，而共产党八路军的战斗，规模小，次数不多，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拔高的。有国民党将军就认为中共是“一分抗战，两分对抗国民党，七分是自己发展。抗战胜利95%以上的力量都是国民党的领导，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且不说有多少国军士兵捐躯沙场，据台湾公开资料显示，单壮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就达200多位。他们身先士卒，率领国军，与实力装备远远强于自己的日军面对面打起了一个个大仗、硬仗，导致日军伤亡近一百万，日军在中国被打死的129名将军中126人是被国民党军队打死的。
在殉职的200名高级将领中，有八人被追封为上将，他们是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饶国华、王铭章、张自忠、唐淮源和李家钰。他们和其他国民党将领为民族大义慷慨赴死的精神至今仍辉耀在中华大地上。
与之相反，不断声称主导抗战的中共，甚少有高级将领献身沙场，仅有高敬亭和左权两个将军死于抗日战场，前者曾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后者是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军衔的八路军副参谋长。不过，由于前者因“路线错误”被中共所杀，因此一直被封杀，而后者虽然一再被提及，但中共却掩盖了左权之死背后的真相。
根据左权的内弟刘志麟给他的姐姐、左权的妻子刘志兰的信以及相关回忆文章，左权是在转移途中“主动”求死的，因为彼时他被打成了“托派分子”。心灰意冷的他选择了自戕。高敬亭和左权这两个被中共吹嘘的抗战阵亡中的将军，却不见容于中共，显然是莫大的讽刺。
此外，从左权的故意求死看，严格意义上他算不上是为抗日而死，更不是为国牺牲，与200多位战死在抗日沙场上的国民党将军，亦不可同日而语。
中共与国民党阵亡将军数字的鲜明对比，从一个侧面说明，抵御外侮的不是自我标榜的中共，而正是几十年来被中共诋毁的国民党。
除了在阵亡将军人数外，中共远逊于国民党外，在参加对日作战的数量和级别上，中共更是不值一提。
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的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死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驾。海军舰艇全部损失。至于中共，与日军正面大的作战只有百团大战和协助国民党的平型关战役。
对于中共唯一主动出击的由彭德怀主导的“百团大战”，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大型会战，中共为了宣传进行夸大。而毛泽东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则批评说：“主动出击日军是帮了蒋介石。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百团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军对我们力量的注意；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谁在抗日，谁在置中华民族于不顾，毛的话不是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了吗？换言之，当年的中共发展壮大自己是真，抗日是假。毛还曾批评中共唯一主动出击的百团大战是“帮了蒋介石”，认为“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抗日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
对于中共在抗日正面战场的近乎无所作为，心知肚明的中共则通过避重就轻，刻意夸大中共在敌后的游击战争，什么地道战、地雷战来糊弄老百姓。事实上，国民党军队亦是在敌后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日军的中流砥柱。
据统计，1938年，国军参加游击战的数量在60万左右。到了1941年，国军游击队的人数是中共军队（连同游击队）总数的2.63倍，枪支是中共军队的4倍。
国民党正式确定敌后游击战是在1937年太原保卫战前后。1937年9月国民党河北守军在涿县战败，退守山西，部分军队奉命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在当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更进一步建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白的建议为蒋介石采纳，并在此后的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出。
而参与国军游击战的除了奉命留在敌后的正规军，还有由国军军官、地方军人、国民党党务人员所领导的民间武装部队。这些武装部队一直活跃在敌后，打击并牵制日军。
1940年前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到达鼎盛时期，建立了一批抗日根据地，华北有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恒山根据地，华东华中有沂照山区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鄂东根据地、大云山九宫山庐山根据地，华南有海南根据地。全部兵力约100万左右。此后国军游击队虽曾遭遇挫折，但资料显示，抗战游击区除冀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则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游击队除配合正面战场大型会战和战役外，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游击作战的战例，如郑氏祠伏击战、突袭南澳岛、吕梁山围歼战、攻占黄梅、鄂东反扫荡、马当夜袭战等。
1938年5月，湖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程汝佳令游击第5大队、保安第8团的两个营，配合第172师的两个营，在郑氏祠左右的高山占领阵地，伏击日军。经过一天激战，国军游击部队最终歼敌400余人，活捉6人，缴获枪支弹药若干。
同年7月15日，国军第157师一部突袭粤东的南澳岛，一度得手，然而战至8月末，600余突击队员仅剩20余人生还，南澳县长洪之政殉职。此役歼灭日军200余名。
1939年2月，日军出动2万余兵力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阎锡山令第61军于黑龙关围歼顽敌，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此役消灭日军2,000余人。
5月初，日军以飞机10多架、军舰16艘、汽艇数十艘，配合陆军向湖北大通一带扫荡。5月19日，第21军军长陈万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10余天，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此役，击沉汽艇20余艘，毙敌900多人。
7月11日，鄂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击毙日军140多名，并夺取了县城。
1940年秋，国军第21军147师组织了6个突击队，夜袭马当要塞，毙敌150多人，焚毁了弹药库，并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的日军舰船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此次夜袭战，147师部队没有一人伤亡，此为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而在敌后战场殉国的国军将官，亦达数百人，军阶较高的有：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中将师长刘桂五、东北游击队总司令中将唐聚五、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中将刘震东、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周复、第34军暂编45师少将师长王风山、第98军中将军长武士敏、第51军114师中将师长方叔洪等。
可以说，国军游击队的存在，有效地起到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牵制日军并困扰其后方、协助国民政府恢复沦陷区政权、使沦陷区民心得到维系的作用。这再一次戳穿了中共宣传的惟有中共抗战（游击战）的谎言。
中共《决定》再透其假抗日面目
1942年，日军对中共盘踞的冀中根据地等发动了“大扫荡”，使中共损失惨重。中共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华北根据地只剩下6个县城，可以说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是如何做的呢？
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抽调敌后大批干部来延安保留培养的决定》，决定中称：
一、华北及华中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条件下，应抽调大批干部送来延安保留培养。
二、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不仅为了适应目前敌后的环境，同时也是为了将来发展的需要。
因此，决定要求各战略区选送品质好的干部，军队中应该是营级及其以上的干部，地方应该是县级及其以上的干部。专家及优秀技术干部，应酌情尽多送来延安保留和培养。
当时毛泽东对陈毅就选送干部到延安如此解释道：“整个抗战尚需两年，要保存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就是胜利。”“根据中日战争形势，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根据地中一切工作应避免张扬，应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尽量保存我之力量，以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毛之语露骨地证明了此举是为中共在抗战后与蒋介石夺取天下做准备，而不是保卫山河。
通过国民党和中共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用，所有中国人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抗日的中流砥柱非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莫属。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