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當局將一直以來業已公認的八年抗戰史改成了十四年抗戰，並稱已然將中小學課本中的相關歷史改完。有分析指出，中共將八年抗戰改成十四年抗戰，其目的與以往相同，都是為了掩蓋自己不抗日、甚至暗中與日軍勾結的見不得光的歷史。
事實上，在中共對歷史的刻意篡改以及經年累月的藉由書本、影視、音樂、報章等的灌輸下，中國大陸的許多民眾對於諸如中共成立、國共合作、延安整風、長征、西安事變、抗戰、國共內戰等史實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認知錯誤，特別是長征和抗戰這兩個歷史大事件，中共更是不遺餘力地欺騙民眾。
長征本來是中共失敗逃亡，卻被中共說成是「一次戰略大轉移，是為了北上抗日」；抗日戰爭本來是國民政府軍主導，中共只是偏於一隅壯大發展，並給國民政府製造麻煩，甚至於日軍相勾結，通敵賣國，但在以往中共的宣傳口徑中卻變成了「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這與當今朝鮮在談及朝鮮戰爭勝利是在金日成的「偉大領導」下、中共志願軍全無蹤影的謊言一樣可笑。
歷史的真實只有一個。
抗日的中流砥柱：正面戰場
誰是中國抗日的中流砥柱，學界早已有了定論，即國民黨軍隊進行的一系列大規模會戰，才叫氣壯山河，而共產黨八路軍的戰鬥，規模小，次數不多，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拔高的。有國民黨將軍就認為中共是「一分抗戰，兩分對抗國民黨，七分是自己發展。抗戰勝利95%以上的力量都是國民黨的領導，不是共產黨領導的」。
且不說有多少國軍士兵捐軀沙場，據臺灣公開資料顯示，單壯烈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就達200多位。他們身先士卒，率領國軍，與實力裝備遠遠強於自己的日軍面對面打起了一個個大仗、硬仗，導致日軍傷亡近一百萬，日軍在中國被打死的129名將軍中126人是被國民黨軍隊打死的。
在殉職的200名高級將領中，有八人被追封為上將，他們是佟麟閣、趙登禹、郝夢齡、饒國華、王銘章、張自忠、唐淮源和李家鈺。他們和其他國民黨將領為民族大義慷慨赴死的精神至今仍輝耀在中華大地上。
與之相反，不斷聲稱主導抗戰的中共，甚少有高級將領獻身沙場，僅有高敬亭和左權兩個將軍死於抗日戰場，前者曾任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後者是國民政府授予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軍銜的八路軍副參謀長。不過，由於前者因「路線錯誤」被中共所殺，因此一直被封殺，而後者雖然一再被提及，但中共卻掩蓋了左權之死背後的真相。
根據左權的內弟劉志麟給他的姐姐、左權的妻子劉志蘭的信以及相關回憶文章，左權是在轉移途中「主動」求死的，因為彼時他被打成了「托派分子」。心灰意冷的他選擇了自戕。高敬亭和左權這兩個被中共吹噓的抗戰陣亡中的將軍，卻不見容於中共，顯然是莫大的諷刺。
此外，從左權的故意求死看，嚴格意義上他算不上是為抗日而死，更不是為國犧牲，與200多位戰死在抗日沙場上的國民黨將軍，亦不可同日而語。
中共與國民黨陣亡將軍數字的鮮明對比，從一個側面說明，抵禦外侮的不是自我標榜的中共，而正是幾十年來被中共詆譭的國民黨。
除了在陣亡將軍人數外，中共遠遜於國民黨外，在參加對日作戰的數量和級別上，中共更是不值一提。
從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的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陸軍死亡、負傷、失蹤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駕。海軍艦艇全部損失。至於中共，與日軍正面大的作戰只有百團大戰和協助國民黨的平型關戰役。
對於中共唯一主動出擊的由彭德懷主導的「百團大戰」，史學界普遍認為，這並不是一場真正意義的大型會戰，中共為了宣傳進行誇大。而毛澤東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上則批評說：「主動出擊日軍是幫了蔣介石。當時是共產黨、國民黨和日本人三國鼎立，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鬥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百團過早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軍對我們力量的注意；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
誰在抗日，誰在置中華民族於不顧，毛的話不是已經說得明明白白的了嗎？換言之，當年的中共發展壯大自己是真，抗日是假。毛還曾批評中共唯一主動出擊的百團大戰是「幫了蔣介石」，認為「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抗日的中流砥柱：敵後戰場
對於中共在抗日正面戰場的近乎無所作為，心知肚明的中共則通過避重就輕，刻意誇大中共在敵後的游擊戰爭，什麼地道戰、地雷戰來糊弄老百姓。事實上，國民黨軍隊亦是在敵後採取游擊戰術打擊日軍的中流砥柱。
據統計，1938年，國軍參加游擊戰的數量在60萬左右。到了1941年，國軍游擊隊的人數是中共軍隊（連同游擊隊）總數的2.63倍，槍支是中共軍隊的4倍。
國民黨正式確定敵後游擊戰是在1937年太原保衛戰前後。1937年9月國民黨河北守軍在涿縣戰敗，退守山西，部分軍隊奉命留在敵後開展游擊戰。在當年國民黨在武漢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更進一步建議，在戰術上「應採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游擊，擴大面的佔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跼促於點線之佔領。同時，打擊偽組織，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再逐漸變為全面戰、總體戰，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之效。」白的建議為蔣介石採納，並在此後的作戰計畫中明確提出。
而參與國軍游擊戰的除了奉命留在敵後的正規軍，還有由國軍軍官、地方軍人、國民黨黨務人員所領導的民間武裝部隊。這些武裝部隊一直活躍在敵後，打擊並牽制日軍。
1940年前後，國民黨敵後游擊戰到達鼎盛時期，建立了一批抗日根據地，華北有太行山、中條山、呂梁山、恆山根據地，華東華中有沂照山區根據地、浙西根據地、皖東皖北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鄂東根據地、大雲山九宮山廬山根據地，華南有海南根據地。全部兵力約100萬左右。此後國軍游擊隊雖曾遭遇挫折，但資料顯示，抗戰游擊區除冀察、魯蘇戰區到抗戰後期不復存在外，山西遊擊區、豫鄂皖游擊區、浙西遊擊區、海南遊擊區等，則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在八年抗戰中，國軍游擊隊除配合正面戰場大型會戰和戰役外，還有一些比較典型的游擊作戰的戰例，如鄭氏祠伏擊戰、突襲南澳島、呂梁山圍殲戰、攻佔黃梅、鄂東反掃蕩、馬當夜襲戰等。
1938年5月，湖北省第二行政區專員兼保安司令程汝佳令游擊第5大隊、保安第8團的兩個營，配合第172師的兩個營，在鄭氏祠左右的高山佔領陣地，伏擊日軍。經過一天激戰，國軍游擊部隊最終殲敵400餘人，活捉6人，繳獲槍支彈藥若干。
同年7月15日，國軍第157師一部突襲粵東的南澳島，一度得手，然而戰至8月末，600餘突擊隊員僅剩20餘人生還，南澳縣長洪之政殉職。此役殲滅日軍200餘名。
1939年2月，日軍出動2萬餘兵力進攻呂梁山北部根據地，閻錫山令第61軍於黑龍關圍殲頑敵，第19軍向中陽、離石公路之敵發起襲擊。此役消滅日軍2,000餘人。
5月初，日軍以飛機10多架、軍艦16艘、汽艇數十艘，配合陸軍向湖北大通一帶掃蕩。5月19日，第21軍軍長陳萬仞指揮部隊與敵激戰10餘天，將掃蕩之敵逼下長江。此役，擊沉汽艇20餘艘，斃敵900多人。
7月11日，鄂東遊擊隊集中主力圍攻黃梅縣城，擊斃日軍140多名，並奪取了縣城。
1940年秋，國軍第21軍147師組織了6個突擊隊，夜襲馬當要塞，斃敵150多人，焚燬了彈藥庫，並將要塞內的日軍大炮掉過頭來，對準江中的日軍艦船開火，擊沉、擊傷敵艦船多艘。此次夜襲戰，147師部隊沒有一人傷亡，此為抗戰史上一大奇蹟。
而在敵後戰場殉國的國軍將官，亦達數百人，軍階較高的有：東北挺進軍騎兵第6師中將師長劉桂五、東北游擊隊總司令中將唐聚五、第5戰區第2路游擊司令中將劉震東、蘇魯戰區政治部主任中將周復、第34軍暫編45師少將師長王風山、第98軍中將軍長武士敏、第51軍114師中將師長方叔洪等。
可以說，國軍游擊隊的存在，有效地起到了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支持長期抗戰、牽制日軍並困擾其後方、協助國民政府恢復淪陷區政權、使淪陷區民心得到維繫的作用。這再一次戳穿了中共宣傳的惟有中共抗戰（游擊戰）的謊言。
中共《決定》再透其假抗日面目
1942年，日軍對中共盤踞的冀中根據地等發動了「大掃蕩」，使中共損失慘重。中共基層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華北根據地隻剩下6個縣城，可以說是「無村不戴孝，到處是狼煙」。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是如何做的呢？
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抽調敵後大批幹部來延安保留培養的決定》，決定中稱：
一、華北及華中各戰略區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條件下，應抽調大批幹部送來延安保留培養。
二、保留培養幹部的目的，不僅為了適應目前敵後的環境，同時也是為了將來發展的需要。
因此，決定要求各戰略區選送品質好的幹部，軍隊中應該是營級及其以上的幹部，地方應該是縣級及其以上的幹部。專家及優秀技術幹部，應酌情盡多送來延安保留和培養。
當時毛澤東對陳毅就選送幹部到延安如此解釋道：「整個抗戰尚需兩年，要保存我軍基本骨幹，不怕數量減少，只要骨幹存在就是勝利。」「根據中日戰爭形勢，華中敵後形勢可能日趨嚴重。根據地中一切工作應避免張揚，應採取各種可能的方法來儘量保存我之力量，以度過今後最危險的兩年。」
毛之語露骨地證明了此舉是為中共在抗戰後與蔣介石奪取天下做準備，而不是保衛山河。
通過國民黨和中共在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用，所有中國人可以清楚看到，中國抗日的中流砥柱非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莫屬。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