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4日讯】文革初期，“血统论”的兴起，使得红卫兵对所谓的黑五类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1966年8月，红卫兵在北京就打死了上千人，并在北京近郊的大兴县发动大屠杀。但这些红卫兵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他们却变成了反动团伙，“血统论”也在政治上破产。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我们请文革受难者遇罗克的弟弟，旅美作家遇罗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1966年的“红8月”，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会议上说：不但不要约束打死人，而且“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6号，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第二天就开始对所谓的“黑五类”进行大屠杀。
旅美作家遇罗文：“它是有组织的。屠杀的指挥者是谁呢？是公社的干部，他们传达给各个大队。然后大队干部才去屠杀这些黑五类。而且公社后来又派了好多人，去到各个大队去监督（杀人）。”
屠杀直到9月1号才结束。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22户人家死绝。旅美作家遇罗文，曾走访过大兴县屠杀最为严重的大辛庄公社，他在《大兴县屠杀调查》中记载，大辛庄公社仅在8月31号一夜之间，就杀了100多口人。
旅美作家遇罗文：“我写了一个《大兴屠杀调查》。这些人活活被打死，而且有些打死的手段非常残暴，拿铡刀把脑袋铡下来，或者从腰那里铡两段。拿大棒子打脑袋一下就打死。其中有一个老太太抱着她自己的孩子被活埋，小孩不懂事就跟奶奶说‘奶奶，迷眼睛’，这老太太就说‘一会儿就不迷了’。就这么被活埋了。”
9月1号县里来人叫停了屠杀，但对杀人者的处理却只是象征性的。
对所谓“劣等血统”人的屠杀也蔓延到其他城市。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和乡村学校中，都发生了类似暴行。
但是红卫兵们没有想到，1966年10月份，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人否定“血统论”的声音渐大。而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到了67年1月，“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取缔。指示过不要管红卫兵打死人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又指示公安部要镇压“联动”。
这使得赋予红卫兵杀人理由的“血统论”在政治上破产，一批决意要革别人命的高干子女，第一次尝到了被革命的滋味。
但遇罗文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是要否定“血统论”，而是想通过打击“联动”这些高干子女，以保证文革中顺利打倒老干部。
遇罗文：“‘血统论’就是中共的一贯政策，他们怎么能反对呢？他们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中央文革这些人为了拉拢底层群众，所以就提出反对‘血统论’，这样底层群众拥护它，孤立了‘联动’。但是他们真正反对‘联动’的，并不是因为‘联动’执行了‘血统论’，是因为‘联动’这些人保他们自己的父母，因为那时候毛泽东想打倒一切老干部。”
而中共对“血统论”的真正态度还在其他方面体现。例如“血统论”最知名的鼓吹者谭力夫虽然一度被抓，但在文革后却官至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而民间反对“血统论”的声音反而遭到压制，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曾经以《出身论》一文批驳“血统论”，虽然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但遇罗克在1968年被捕，70年被执行死刑，眼角膜还被移植给了一位北京的劳动模范。
采访/常春 编辑/尚燕 后制/钟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