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4日訊】文革初期，「血統論」的興起，使得紅衛兵對所謂的黑五類掀起了一場「紅色恐怖」。1966年8月，紅衛兵在北京就打死了上千人，並在北京近郊的大興縣發動大屠殺。但這些紅衛兵沒有想到的是，不久他們卻變成了反動團伙，「血統論」也在政治上破產。今天的「百年紅禍」特別報導，我們請文革受難者遇羅克的弟弟，旅美作家遇羅文爲我們做進一步的介紹。
1966年的「紅8月」，時任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會議上說：不但不要約束打死人，而且「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把黑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
8月26號，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從第二天就開始對所謂的「黑五類」進行大屠殺。
旅美作家遇羅文：「它是有組織的。屠殺的指揮者是誰呢？是公社的幹部，他們傳達給各個大隊。然後大隊幹部才去屠殺這些黑五類。而且公社後來又派了好多人，去到各個大隊去監督（殺人）。」
屠殺直到9月1號才結束。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出生38天，22戶人家死絕。旅美作家遇羅文，曾走訪過大興縣屠殺最為嚴重的大辛莊公社，他在《大興縣屠殺調查》中記載，大辛莊公社僅在8月31號一夜之間，就殺了100多口人。
旅美作家遇羅文：「我寫了一個《大興屠殺調查》。這些人活活被打死，而且有些打死的手段非常殘暴，拿鍘刀把腦袋鍘下來，或者從腰那裏鍘兩段。拿大棒子打腦袋一下就打死。其中有一個老太太抱着她自己的孩子被活埋，小孩不懂事就跟奶奶說『奶奶，迷眼睛』，這老太太就說『一會兒就不迷了』。就這麼被活埋了。」
9月1號縣裏來人叫停了屠殺，但對殺人者的處理卻只是象徵性的。
對所謂「劣等血統」人的屠殺也蔓延到其他城市。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和鄉村學校中，都發生了類似暴行。
但是紅衛兵們沒有想到，1966年10月份，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等人否定「血統論」的聲音漸大。而以高幹子弟為首的紅衛兵在12月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公開與中央文革對抗。到了67年1月，「聯動」被宣佈為反動組織取締。指示過不要管紅衛兵打死人的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又指示公安部要鎮壓「聯動」。
這使得賦予紅衛兵殺人理由的「血統論」在政治上破產，一批決意要革別人命的高幹子女，第一次嘗到了被革命的滋味。
但遇羅文指出，中央文革小組並不是要否定「血統論」，而是想通過打擊「聯動」這些高幹子女，以保證文革中順利打倒老幹部。
遇羅文：「『血統論』就是中共的一貫政策，他們怎麼能反對呢？他們這是一種權宜之計。中央文革這些人為了拉攏底層群眾，所以就提出反對『血統論』，這樣底層群眾擁護它，孤立了『聯動』。但是他們真正反對『聯動』的，並不是因為『聯動』執行了『血統論』，是因為『聯動』這些人保他們自己的父母，因為那時候毛澤東想打倒一切老幹部。」
而中共對「血統論」的真正態度還在其他方面體現。例如「血統論」最知名的鼓吹者譚力夫雖然一度被抓，但在文革後卻官至文化部辦公廳主任。而民間反對「血統論」的聲音反而遭到壓制，遇羅文的哥哥遇羅克，曾經以《出身論》一文批駁「血統論」，雖然引起社會巨大反響，但遇羅克在1968年被捕，70年被執行死刑，眼角膜還被移植給了一位北京的勞動模範。
採訪/常春 編輯/尚燕 後製/鍾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