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记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人祸”。
曾在1959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表示，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由学者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上接：大饥荒死亡人数或超四千万中共内部数据泄密
二、大饥荒主因：“大跃进”、公社食堂
中共1949年窃政后，一直处在执政合法性的危机中。中共通过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土地改革、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让民众恐惧和不敢说真话。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层层抬高指标的冒进势头。1958年1月中共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把1956年的“反冒进”说成是“右倾”、“促退”，并提出了“大跃进”的概念。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成为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达到1,070万吨；并且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农村的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大量劳动力，大片农作物未及收割，大片田地荒废。大办公共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致使1958年冬至1959年春就有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
在饥荒问题浮现之后，毛泽东还不遗余力地推动“大跃进”的错误政策、推动公社食堂。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一些与会者反映了民间的饥荒问题。对此，毛泽东说：“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对于农民缺粮的问题，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1959年7月14日，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提出批评。毛泽东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时表示，彭德怀“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随后被打成“反党集团”。
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各地在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
随着各地的饥荒情况越来越严重，195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饥饿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
到1960年1月，中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共政府开始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
1961年5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国家粮食库存告急的情况。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从1958年至1961年，疯狂的“大跃进”运动，直接导致了全国性大饥荒。学者研究表明，期间非自然死亡人数高达4,500万人。
三、毛泽东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魔鬼言论
“大跃进”导致大饥荒，但饥荒并不必然意味着死亡，因为饥荒不像地震和山洪等天灾那样为骤然爆发，而是有一个开始出现、逐渐发展和扩散蔓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饥荒是可以赈救的，能够阻止的，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没有干旱水患的正常年景更是如此。
始于1958年的这场大饥荒却持续数年，造成了大规模的数千万人死亡，根源在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对人的生命的轻率与漠视。这可从毛泽东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一些魔鬼言论一窥端倪：
“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人”。（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讲话载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三页761）
“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谈论到工业事故时毛泽东的插话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209）
“人死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29亿人，还有9亿多，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上的讲话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390）
“过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06）
荷兰历史学家冯克在著作《毛的大饥荒》中提到，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了如下魔鬼言论：“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了如下魔鬼言论：“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网路图片）
大饥荒期间，饥民成批成批地死亡，许多地方政府下令人死“不准哭”、“不准带孝”。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看到饿死者的死人堆时，极其不屑地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
而毛泽东也在1958年12月9日大放厥词，毛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毛泽东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发表的有关死人的言论，以及言语中满不在乎的口气，尽显其对人的生命的轻率与漠视。这也彰显共产主义、共产党的反人类魔鬼本性，这不仅仅是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深层因素，也是共产党近百年历史中杀戮不止的根源。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