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以後，中國出現了一場前後延續四五年之久的大飢荒，令神州大地生靈塗炭，超過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將大飢荒歸咎於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歷史記錄顯示，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嚴重的洪水、乾旱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大飢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人禍」。
曾在1959年擔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荷蘭歷史專家馮克（Frank Dikotter）表示，強迫、恐怖和系統的暴力是「大躍進」的根本，「大躍進」是人類歷史上有動機的最致命的大規模屠殺之一；「大躍進」飢荒可與古拉格群島和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三大人類災難。
由學者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飢荒資料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飢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糧食戰爭」。
上接：大飢荒死亡人數或超四千萬中共內部數據泄密
二、大飢荒主因：「大躍進」、公社食堂
中共1949年竊政後，一直處在執政合法性的危機中。中共通過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鎮反、土地改革、肅反、反右等政治運動讓民眾恐懼和不敢說真話。從1955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建設出現了層層抬高指標的冒進勢頭。1958年1月中共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把1956年的「反冒進」說成是「右傾」、「促退」，並提出了「大躍進」的概念。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國民經濟「全國大躍進」的口號。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畫，為大躍進正式制定任務和目標，成為發動「大躍進」運動的一次重要會議。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1958年鋼的產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達到1,070萬噸；並且決定在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農村的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高指標引發的「浮誇風」，以及脫離實際的生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五風」共生，加之大辦工業、大煉鋼鐵調用大量勞動力，大片農作物未及收割，大片田地荒廢。大辦公共食堂又浪費了大量糧食，致使1958年冬至1959年春就有地區開始斷糧，浮腫病開始出現。
在飢荒問題浮現之後，毛澤東還不遺餘力地推動「大躍進」的錯誤政策、推動公社食堂。
1959年6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重申要積極辦好公共食堂。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召開「廬山會議」。一些與會者反映了民間的飢荒問題。對此，毛澤東說：「他們提出的批評，據我看，提出的儘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他們看錯了。」「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只能是一個指頭。」
對於農民缺糧的問題，毛澤東於1959年7月5日在「廬山會議」期間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
1959年7月14日，當時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對「大躍進」中的「浮誇風氣」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提出批評。毛澤東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廬山開會時表示，彭德懷「要攻擊總路線，想破壞總路線」。彭德懷及其支持者隨後被打成「反黨集團」。
在這種指導方針之下，中國各地在產量劇減的情況下，卻增加糧食徵購額。
隨著各地的飢荒情況越來越嚴重，1959年2、3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飢餓農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尋找活路。一些地區出現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農民逃荒的現象。
到1960年1月，中國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達到392萬個，吃飯的人達到4億人，佔農村人口的72.6%。1960年，中國糧食進一步減產，各省餓死的人越來越多；大飢荒從農村蔓延到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說明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幾乎挖空。中共政府開始給城鎮人口減少糧食定量。
1961年5月17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給毛澤東寫信報告了國家糧食庫存告急的情況。這時，毛澤東才被迫停止「大躍進」。毛澤東被迫承認：「我們有時也是唯心主義的，例如食堂，沒有調查……沒有聽取群眾的。」「過去的錯誤，主要是中央和我負責，我負主要責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終於決定解散農村的公共食堂。
從1958年至1961年，瘋狂的「大躍進」運動，直接導致了全國性大飢荒。學者研究表明，期間非自然死亡人數高達4,500萬人。
三、毛澤東在「大躍進」、大飢荒期間的魔鬼言論
「大躍進」導致大飢荒，但飢荒並不必然意味著死亡，因為飢荒不像地震和山洪等天災那樣為驟然爆發，而是有一個開始出現、逐漸發展和擴散蔓延的過程。在這一過程，飢荒是可以賑救的，能夠阻止的，在沒有戰爭的和平年代，沒有乾旱水患的正常年景更是如此。
始於1958年的這場大飢荒卻持續數年，造成了大規模的數千萬人死亡，根源在於毛澤東等中共高層對人的生命的輕率與漠視。這可從毛澤東在「大躍進」、大飢荒期間的一些魔鬼言論一窺端倪：
「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人」。（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的講話載瀋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卷三頁761）
「花這一點代價趕上英國也是要付的，各省準備死500人，1年1萬多，10年10萬人，無時不死人，要有準備。」（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談論到工業事故時毛澤東的插話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頁209）
「人死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打原子彈沒有經驗，不知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29億人，還有9億多，幾個五年計畫就發展起來，換來個帝國主義滅亡，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取得永久和平。」（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上的講話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頁390）
「過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干呢？」（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的講話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頁106）
荷蘭歷史學家馮克在著作《毛的大飢荒》中提到，毛澤東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會議上，要大幅度提高徵繳糧食。當有人擔心餓死人的時候，毛說了如下魔鬼言論：「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
毛澤東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會議上，要大幅度提高徵繳糧食。當有人擔心餓死人的時候，毛說了如下魔鬼言論：「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網路圖片）
大飢荒期間，飢民成批成批地死亡，許多地方政府下令人死「不准哭」、「不准帶孝」。安徽一個公社黨委書記看到餓死者的死人堆時，極其不屑地說：「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個人保就哪天不死！」
而毛澤東也在1958年12月9日大放厥詞，毛對八屆六中全會說：「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
毛澤東在「大躍進」、大飢荒時期發表的有關死人的言論，以及言語中滿不在乎的口氣，盡顯其對人的生命的輕率與漠視。這也彰顯共產主義、共產黨的反人類魔鬼本性，這不僅僅是大飢荒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深層因素，也是共產黨近百年歷史中殺戮不止的根源。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