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49年建政后，于1954年起开始设置国家主席，至1966年先后出任国家主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出任国家副主席的有朱德、宋庆龄、董必武。1966年至1975年间，国家主席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原因是曾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迫害致死，而1975年初至1982年12月无人担任国家主席，是因为这期间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
在世人眼中，作为中共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享普通人无法奢望的生活，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哪里可能有什么牢狱之灾，乃至性命之忧？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主席的身份并不是个保险箱，在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中国大地，除了无法无天、处心积虑除掉党内对手的毛泽东外，上述国家正副主席多多少少都遭到毛和中共的迫害，有些甚至丢掉了性命。不妨分而述之。由于朱德已在“被迫害的中共十大元帅”中介绍，本系列讲述的是刘少奇、宋庆龄、高岗和董必武四人。本篇说的是高岗和董必武。
“东北王”高岗两次自杀
高岗，中共建政前后高级领导人之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与刘志丹一起在陕甘地区建立中共根据地，并担任政委；后协助北上逃跑的毛泽东部在陕北站稳脚跟，因此深受毛的重用，先后担任西北区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满军区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等职务。
中共军队占领东北后，高岗被任命为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等，他是当时六个大区唯一一个身兼党政军四大要职的领导人，因此被称为“东北王”。1949年9月，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成为当时对毛的权威最具挑战力的人之一。
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膨胀，毛在1952年8月下令将五大地方局的最高领导人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和习仲勋（西北局）先后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机关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此时，高岗对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势力十分不满，因此决意“拉拢”一些人与之对抗，高岗企图“拉拢”的人中就有邓小平。
对这段历史，邓小平在1980年谈到“党的若干历史问题”时说：“这个事情， 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援，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的，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 、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
从邓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是邓向毛告的密，而且让毛开始注意此事。1953年12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的提出党内存在小组织活动的警告，次年2月7日在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由刘少奇做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报告，不点名批评了高、饶。此时的高、饶已然失去自由，连列席旁听的资格都没有了。
另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中披露，打倒政敌的有效策略之一，就是给其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周恩来根据一封斯大林私人特使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断言是高岗向苏联透露中共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给高岗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
从1954年2月15日至2月25日，周恩来领导并号召揭批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高岗于2月17日用手枪自杀未遂。
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即2月25日，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给高岗定了性。
周恩来还在发言中无限上纲，并且毫无根据的断言，称“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做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这句诛心之论最终置高岗于死地。
随后，周恩来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上纲上线，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的地步。”
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周恩来随后向毛、刘汇报，“经过党的半年管教，高岗毫无悔悟，于8月17日自杀死去。”
高岗死后，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周恩来批示，高岗可以礼葬，墓碑不可以刻字。文革开始时，高岗的墓碑被砸烂半截。
高岗死后5个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由邓小平宣读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这一次是公开点名，首先指出高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表示对党的背叛。增添的罪状有“把东北地区当作高岗的独立王国，……这个反党联盟把共产党分成两个：一个是根据地与军队创造的；一个是白区的党”等。关于饶漱石的罪状，则说“为了巩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把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饶至今仍顽抗到底， 并且继续向党进攻。”
决议公布不久，饶漱石即宣布死亡，他是不是自杀，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两个曾经为毛“作战的战友”终于被毛以反党罪名清洗。不久，他们的追随者也被清洗出党。
只反对刘少奇个人的高岗就这样被定性成了“反党”，这开了中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的先例。
而根据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披露的资料，似乎是斯大林将高岗出卖给了毛，因为高岗曾经向斯大林透露了许多中共内部消息。为什么斯大林要出卖高岗？赫鲁晓夫认为是斯大林为了取得毛的信任。
由于中共对这一历史档案仍视为机密，我们尚无法得知毛整肃高、饶的真正意图。不过，毛善于整人的高超手段却让人们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一再得以“欣赏”。高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个被迫害致死的中共高官。
中共“谍王”董必武儿子入狱
在中共党史上，董必武有着不言而喻的地位，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在1949年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两人之一，另一人是毛泽东。他在中共建政后先后出任财经委主任、副总理和最高法法院，1959年至1966年出任国家副主席。
董必武还有一个鲜有人知的身份，那就是中共“谍王”。中共建政前，特务系统的头目和直接领导者是周恩来，董必武是其得力助手，他曾安插熊向晖、沈安娜、郭汝瑰和韩练成等中共间谍，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的核心机要部门及其负责人身边，建立起无孔不入的情报网络，为中共夺取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董必武任最高法法院院长期间，中共开始“大跃进”，各地法院纷纷声称：苦干一至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强奸”乃至“无民事纠纷”等。对此，董必武在1958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决后就执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摆在检察的位置上。”这实际上是对“大跃进”中的三机关联合办案制度的否定。
为此，董必武遭到了中央政法小组不点名的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上，董必武表示因没有看出彭德怀有“反党”倾向，而拒绝批判彭，同时他给毛写信辞去法院院长之职。毛同意，但让其担任国家副主席。
此后，董必武选择了明哲保身，不再提及政法事宜，并公开让家人多学习毛选。
1966年文革爆发后，董必武在毛的保护下，没有遭到其他人那般厄运，但他的小儿子董良翮却两次入狱。
据董必武的子女回忆，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正在广州休养的董必武接到中央通知，让他的小儿子到公安部门投案自首，交代问题。董必武什么都没有问，就让董良翮去投案。
当时，董良翮正在北京六中读书。“我是学校红卫兵的头儿，那时忙着在北京站整顿车站秩序，因为串联学生多，铁路都瘫痪了。”自首时，董良翮按家人要求，老实地检讨了自己的“违法行为”。董良翮回忆：“我当时的罪名是在学校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4日，董良翮被关进了监狱。过了一年，董良翮出狱，他马上向家人提出了去当兵的想法。同年4月初，广州军区同意接收。然而，他在车站上再次被捕。
董良翚曾在《忆我的爸爸董必武》一书中回忆：“弟弟为什么突然被捕呢？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一天，我推开爸爸办公室的门，看见爸爸在沙发上仰卧着，双手搁在扶手上。这种不拿书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爸爸长长地叹气，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当时天安门还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就是《董必武你管不管你儿子》。
尽管董良翮再次入狱，董必武依旧三缄其口，只能写诗来排解心中的痛苦。他在《闻酉儿于北京车站被捕》一诗中写道：“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惊！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试飞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董良翮说，那个时期，父亲写了不少诗篇，内容都是关于他的。
1968年底，董良翮被释放出狱。当天，他与父亲对座无语。“为了不让他伤感，我什么也没有说，有言尽在不言中，我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董良翮将一肚子的委屈憋了回去，最终噙着泪默默地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董良翮出狱后，被下放到河北晋县接受再教育。临行前，董必武流露了父亲的深情，不仅再三嘱咐，还主动提出让其早点结婚。10年后，董良翮回到北京，后下海经商。
1975年，董必武去世，终年90岁。
结语
董必武曾对女儿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是一块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显然，董必武是深知自己在中共中的位置的，不知潜台词中是否有这样的含义：用过、用坏的抹布总有被扔掉的一天，而中共对于董必武、宋庆龄、刘少奇、高岗兔死狗烹的做法，与抹布又有何异呢？
毫无疑问，在中共这样一党专制体制下，即便是身处高位的国家主席，也要时时担心性命之忧，时时担心中共打人的棍子指向自己，更遑论普通百姓了。这是一个连基本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的社会，一个让人充满恐惧的社会，造成这种状况的体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