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49年建政後，於1954年起開始設置國家主席，至1966年先後出任國家主席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先後出任國家副主席的有朱德、宋慶齡、董必武。1966年至1975年間，國家主席職位長期處於空缺狀態，原因是曾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迫害致死，而1975年初至1982年12月無人擔任國家主席，是因為這期間正式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建制。
在世人眼中，作為中共國的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他們，擁有巨大的權力，可以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享普通人無法奢望的生活，他們或者他們的家人哪裡可能有什麼牢獄之災，乃至性命之憂？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主席的身分並不是個保險箱，在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的中國大地，除了無法無天、處心積慮除掉黨內對手的毛澤東外，上述國家正副主席多多少少都遭到毛和中共的迫害，有些甚至丟掉了性命。不妨分而述之。由於朱德已在「被迫害的中共十大元帥」中介紹，本系列講述的是劉少奇、宋慶齡、高崗和董必武四人。本篇說的是高崗和董必武。
「東北王」高崗兩次自殺
高崗，中共建政前後高級領導人之一。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曾與劉志丹一起在陝甘地區建立中共根據地，並擔任政委；後協助北上逃跑的毛澤東部在陝北站穩腳跟，因此深受毛的重用，先後擔任西北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滿軍區司令、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等職務。
中共軍隊占領東北後，高崗被任命為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兼政委等，他是當時六個大區唯一一個身兼黨政軍四大要職的領導人，因此被稱為「東北王」。1949年9月，高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後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高崗成為當時對毛的權威最具挑戰力的人之一。
為了防止地方勢力膨脹，毛在1952年8月下令將五大地方局的最高領導人高崗（東北局）、饒漱石（華東局）、鄧小平（西南局）、鄧子恢（中南局）和習仲勛（西北局）先後調到北京擔任中央機關和國務院的領導職務。此時，高崗對於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勢力十分不滿，因此決意「拉攏」一些人與之對抗，高崗企圖「拉攏」的人中就有鄧小平。
對這段歷史，鄧小平在1980年談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時說：「這個事情， 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援，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的，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劉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 、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
從鄧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是鄧向毛告的密，而且讓毛開始注意此事。1953年12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不指名的提出黨內存在小組織活動的警告，次年2月7日在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上，由劉少奇做了「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的報告，不點名批評了高、饒。此時的高、饒已然失去自由，連列席旁聽的資格都沒有了。
另據高崗的祕書趙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中披露，打倒政敵的有效策略之一，就是給其扣上「裡通外國」的罪名。周恩來根據一封斯大林私人特使科瓦廖夫給斯大林的信，斷言是高崗向蘇聯透露中共有親蘇派和反蘇派，給高崗扣上「裡通外國」的帽子。
從1954年2月15日至2月25日，周恩來領導並號召揭批高崗的「反黨陰謀活動」。高崗於2月17日用手槍自殺未遂。
在座談會的最後一天即2月25日，周恩來做了總結髮言，列舉了高崗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十大罪行」，給高崗定了性。
周恩來還在發言中無限上綱，並且毫無根據的斷言，稱「高崗的罪惡已經勾銷了他對革命鬥爭所曾做過的局部的貢獻，證明他過去參加革命鬥爭的動機是不純的」。這句誅心之論最終置高崗於死地。
隨後，周恩來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級幹部會議上，進一步上綱上線，說「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的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企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個人野心的地步。」
1954年4月29日，高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周恩來隨後向毛、劉匯報，「經過黨的半年管教，高崗毫無悔悟，於8月17日自殺死去。」
高崗死後，葬於北京萬安公墓。周恩來批示，高崗可以禮葬，墓碑不可以刻字。文革開始時，高崗的墓碑被砸爛半截。
高崗死後5個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黨代會上，由鄧小平宣讀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這一次是公開點名，首先指出高不但不向黨低頭認罪，反而以自殺表示對黨的背叛。增添的罪狀有「把東北地區當作高崗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黨聯盟把共產黨分成兩個：一個是根據地與軍隊創造的；一個是白區的黨」等。關於饒漱石的罪狀，則說「為了鞏固黨的團結，必須堅決把他們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饒至今仍頑抗到底， 並且繼續向党進攻。」
決議公布不久，饒漱石即宣布死亡，他是不是自殺，至今沒有明確的說法。兩個曾經為毛「作戰的戰友」終於被毛以反黨罪名清洗。不久，他們的追隨者也被清洗出黨。
只反對劉少奇個人的高崗就這樣被定性成了「反黨」，這開了中共把黨內問題當作敵我問題來處理的先例。
而根據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最後的遺言》披露的資料，似乎是斯大林將高崗出賣給了毛，因為高崗曾經向斯大林透露了許多中共內部消息。為什麼斯大林要出賣高崗？赫魯曉夫認為是斯大林為了取得毛的信任。
由於中共對這一歷史檔案仍視為機密，我們尚無法得知毛整肅高、饒的真正意圖。不過，毛善於整人的高超手段卻讓人們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一再得以「欣賞」。高崗不是第一個也不是第二個被迫害致死的中共高官。
中共「諜王」董必武兒子入獄
在中共黨史上，董必武有著不言而喻的地位，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在1949年後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兩人之一，另一人是毛澤東。他在中共建政後先後出任財經委主任、副總理和最高法法院，1959年至1966年出任國家副主席。
董必武還有一個鮮有人知的身分，那就是中共「諜王」。中共建政前，特務系統的頭目和直接領導者是周恩來，董必武是其得力助手，他曾安插熊向暉、沈安娜、郭汝瑰和韓練成等中共間諜，潛伏在國民黨黨政軍的核心機要部門及其負責人身邊，建立起無孔不入的情報網絡，為中共奪取政權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董必武任最高法法院院長期間，中共開始「大躍進」，各地法院紛紛聲稱：苦幹一至三年，實現「無反革命、無盜竊、無強姦」乃至「無民事糾紛」等。對此，董必武在1958年4月的一次會議上表示：「提口號要實事求是，不著邊際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決後就執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擺在檢察的位置上。」這實際上是對「大躍進」中的三機關聯合辦案制度的否定。
為此，董必武遭到了中央政法小組不點名的批判。
1959年廬山會議上，董必武表示因沒有看出彭德懷有「反黨」傾向，而拒絕批判彭，同時他給毛寫信辭去法院院長之職。毛同意，但讓其擔任國家副主席。
此後，董必武選擇了明哲保身，不再提及政法事宜，並公開讓家人多學習毛選。
1966年文革爆發後，董必武在毛的保護下，沒有遭到其他人那般厄運，但他的小兒子董良翮卻兩次入獄。
據董必武的子女回憶，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正在廣州休養的董必武接到中央通知，讓他的小兒子到公安部門投案自首，交代問題。董必武什麼都沒有問，就讓董良翮去投案。
當時，董良翮正在北京六中讀書。「我是學校紅衛兵的頭兒，那時忙著在北京站整頓車站秩序，因為串聯學生多，鐵路都癱瘓了。」自首時，董良翮按家人要求，老實地檢討了自己的「違法行為」。董良翮回憶：「我當時的罪名是在學校執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7年1月4日，董良翮被關進了監獄。過了一年，董良翮出獄，他馬上向家人提出了去當兵的想法。同年4月初，廣州軍區同意接收。然而，他在車站上再次被捕。
董良翬曾在《憶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書中回憶：「弟弟為什麼突然被捕呢？事情發生後不久的一天，我推開爸爸辦公室的門，看見爸爸在沙發上仰臥著，雙手擱在扶手上。這種不拿書的情況是很少見的。爸爸長長地嘆氣，說『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當時天安門還貼出一張大字報，標題就是《董必武你管不管你兒子》。
儘管董良翮再次入獄，董必武依舊三緘其口，只能寫詩來排解心中的痛苦。他在《聞酉兒於北京車站被捕》一詩中寫道：「聞爾重入獄，吾衰心更驚！臥床苦無夢，食飯竟忘盛。試飛曾折翼，語頻或失聲。恢恢天網大，疏釋望新生。」董良翮說，那個時期，父親寫了不少詩篇，內容都是關於他的。
1968年底，董良翮被釋放出獄。當天，他與父親對座無語。「為了不讓他傷感，我什麼也沒有說，有言盡在不言中，我們就那樣靜靜地坐著……」董良翮將一肚子的委屈憋了回去，最終噙著淚默默地離開了父親的辦公室。
董良翮出獄後，被下放到河北晉縣接受再教育。臨行前，董必武流露了父親的深情，不僅再三囑咐，還主動提出讓其早點結婚。10年後，董良翮回到北京，後下海經商。
1975年，董必武去世，終年90歲。
結語
董必武曾對女兒說過這樣的話：「我就是一塊抹布，黨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顯然，董必武是深知自己在中共中的位置的，不知潛台詞中是否有這樣的含義：用過、用壞的抹布總有被扔掉的一天，而中共對於董必武、宋慶齡、劉少奇、高崗兔死狗烹的做法，與抹布又有何異呢？
毫無疑問，在中共這樣一黨專制體制下，即便是身處高位的國家主席，也要時時擔心性命之憂，時時擔心中共打人的棍子指向自己，更遑論普通百姓了。這是一個連基本人身安全都無法保障的社會，一個讓人充滿恐懼的社會，造成這種狀況的體制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