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被中共迫害的国家正副主席（中）

北京时间：2017-01-25 08:08

中共1949年建政后，于1954年起开始设置国家主席，至1966年先后出任国家主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出任国家副主席的有朱德、宋庆龄、董必武。1966年至1975年间，国家主席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原因是曾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迫害致死，而1975年初至1982年12月无人担任国家主席，是因为这期间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

在世人眼中，作为中共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享普通人无法奢望的生活，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哪里可能有什么牢狱之灾，乃至性命之忧？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主席的身份份并不是个保险箱，在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中国大地，除了无法无天、处心积虑除掉党内对手的毛泽东外，上述国家正副主席多多少少都遭到毛和中共的迫害，有些甚至丢掉了性命。不妨分而述之。由于朱德已在“被迫害的中共十大元帅”中介绍，本系列讲述的是刘少奇、宋庆龄、高岗和董必武四人。本篇说的是宋庆龄。

中共建政前的宋庆龄

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当天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让蒋介石痛心疾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在中共设置国家正副主席后，自1959年至1966年担任副主席等其它高级职务。而这明显违背了1949年1月宋庆龄强调的“在任何情形之下，拒绝不接受中国任何政府之任何职位”之语。

作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能在中共政权中获得如此高的地位，与其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其指令支持中共，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大功”密切相关。

比如，国共内战期间，宋庆龄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援助蒋中正国民政府，却给中共提供军医院所需的各类物资、药品、器械，支持中共推翻中华民国政府。

2009年新华网报导，1946年5月，宋庆龄打着分发联合国救灾物资的旗号，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组织了700多艘船，满载军队医院所需的医疗器械，运送给苏北陈毅、粟裕新四军。

到1948年，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帮助共产党在全国的八个“解放区”建立了八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分院，总计床位达11,800张，还有几十个巡回医疗队和几家颇具规模的制药厂。捐去的现款有20亿元之巨。

再如，1947年8月，蒋介石政府在军事战败的情况下，寻求与中共和谈以挽救危局，宋庆龄特有的地位使她成为国民政府争取斡旋和谈的最佳人选。宋美龄也到沪与宋庆龄相见，是希望她帮助国民党解决问题，但宋庆龄予以拒绝。

追随中共

然而，在拒绝蒋介石的同时，宋庆龄却在1949年2月20日在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函中说：“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时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宋庆龄选集》上卷）

同年6月，中共军队占领上海，中共中央派邓颖超、廖梦醒携带毛、周的亲笔信函，赴沪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中共在北京的政协会议。她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共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等。

而毛和中共之所以给予宋庆龄极高的地位，就是为了利用其“国母”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对海内外统战，为中共涂脂抹粉。终其一生，宋庆龄都是中共的政治花瓶和统战工具。

加入共产党之证据

有意思的是，中共官媒并未公开报导宋庆龄加入共产党一事，但史料却证明，这并非是空穴来风。

据中共领导人廖承志回忆，1933年5月间，宋庆龄突然神秘的来到其家中与他秘密接头，并明确告诉他：“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这个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当时宋庆龄问了廖承志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在得到答复后，宋庆龄迅速离去。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廖承志《我的回忆》）不难判断，这个时候代表“最高方面”来秘密接头的宋庆龄，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此外，苏联解体后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亦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加入过共产党了。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

谈话的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人称：“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宋庆龄执行来自共产国际的重要命令之一是营救在上海的间谍、持有瑞士护照的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夫妇。牛兰是共产国际潜伏在中国的秘密工作人员，负责对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活动进行资助。1931年6月，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被押解到南京。

牛兰夫妇对共产国际而言至为重要，因此苏联和中共立即进行紧急营救工作。当年7月，宋庆龄为奔母丧，由德国经莫斯科返沪。途中，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受托向蒋介石说项，以被羁留在苏的蒋经国来交换牛兰夫妇，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大陆学者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引录了蒋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了国家，为了法制，蒋介石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也绝不做这个交易。蒋之为人，由此可见。

而杨天石也认为，“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

在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宋庆龄继续公开污蔑国民党，并亲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还从瑞士请来律师为其辩护，同时成立同盟组织，自任主席，组织营救委员会。因社会反应不大，遂将组织扩大并改而冠以“民权保障”的名称，并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加盟，但其目地仍是营救牛兰夫妇。因为名与实不符，同盟不久便瓦解。牛兰夫妇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才在宋庆龄等人的催促下被释放。

宋庆龄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壕”中的另一证据是1937年1月她写给中共领导人、当时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信。在信中，宋庆龄在告史沫特莱向外界泄露秘密状的同时，还透露出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的真实身份。比如当宋庆龄为中共的“同志们”的背信弃义辩护时，宋子文却对她说了这样一番话：“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由于中共并不知晓其加入共产国际的秘密，宋庆龄曾向中共提出了入党问题，但毛表示其在党外的作用更大，因而让其留在党外。

毛冷淡回应并予以警告

加入共产党（共产国际）并在中共党内获得了特殊地位的宋庆龄，确实在初期备受毛和中共的重视，然而，随着中共政权和毛地位的巩固，宋庆龄的作用逐渐下降，其也开始受到冷遇，所提意见不被接纳。

如宋庆龄对于中共和毛泽东发动的几次政治运动很不理解，曾经提出过批评和质疑。

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她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

文革期间，宋庆龄给毛泽东和中共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她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毛泽东对这个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孙夫人”说：你不愿意在国内待，可以去外面。此时的宋庆龄自然无颜回到台湾——那个被她颠覆的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她只能闭嘴，在痛苦和无奈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