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被中共迫害的國家正副主席（中）

北京時間：2017-01-25 08:08

中共1949年建政後，於1954年起開始設置國家主席，至1966年先後出任國家主席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先後出任國家副主席的有朱德、宋慶齡、董必武。1966年至1975年間，國家主席職位長期處於空缺狀態，原因是曾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迫害致死，而1975年初至1982年12月無人擔任國家主席，是因為這期間正式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建制。

在世人眼中，作為中共國的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他們，擁有巨大的權力，可以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享普通人無法奢望的生活，他們或者他們的家人哪裏可能有什麼牢獄之災，乃至性命之憂？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主席的身份份並不是個保險箱，在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的中國大地，除了無法無天、處心積慮除掉黨內對手的毛澤東外，上述國家正副主席多多少少都遭到毛和中共的迫害，有些甚至丟掉了性命。不妨分而述之。由於朱德已在「被迫害的中共十大元帥」中介紹，本系列講述的是劉少奇、宋慶齡、高崗和董必武四人。本篇說的是宋慶齡。

中共建政前的宋慶齡

1949年10月1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當天在日記中寫道：「共匪已於10月1日在北平成立偽人民政府，毛澤東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慶齡為其中之一，總理在天之靈必為之不安，國賊家逆其罪甚於共匪，痛心極矣！」

讓蔣介石痛心疾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慶齡，在中共設置國家正副主席後，自1959年至1966年擔任副主席等其它高級職務。而這明顯違背了1949年1月宋慶齡強調的「在任何情形之下，拒絕不接受中國任何政府之任何職位」之語。

作為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能在中共政權中獲得如此高的地位，與其背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秘密加入共產國際並接受其指令支持中共，為中共奪取政權立下「大功」密切相關。

比如，國共內戰期間，宋慶齡呼籲美國政府停止援助蔣中正國民政府，卻給中共提供軍醫院所需的各類物資、藥品、器械，支持中共推翻中華民國政府。

2009年新華網報導，1946年5月，宋慶齡打著分發聯合國救災物資的旗號，以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名義，組織了700多艘船，滿載軍隊醫院所需的醫療器械，運送給蘇北陳毅、粟裕新四軍。

到1948年，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幫助共產黨在全國的八個「解放區」建立了八個「國際和平醫院」、42個分院，總計床位達11,800張，還有幾十個巡迴醫療隊和幾家頗具規模的製藥廠。捐去的現款有20億元之巨。

再如，1947年8月，蔣介石政府在軍事戰敗的情況下，尋求與中共和談以挽救危局，宋慶齡特有的地位使她成為國民政府爭取斡旋和談的最佳人選。宋美齡也到滬與宋慶齡相見，是希望她幫助國民黨解決問題，但宋慶齡予以拒絕。

追隨中共

然而，在拒絕蔣介石的同時，宋慶齡卻在1949年2月20日在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的函中說：「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歷史——那時早已開始了，不幸於23年前被阻——將於最近將來光榮的完成。」（《宋慶齡選集》上卷）

同年6月，中共軍隊佔領上海，中共中央派鄧穎超、廖夢醒攜帶毛、周的親筆信函，赴滬邀請宋慶齡北上參加中共在北京的政協會議。她以特邀代表的身份當選為中共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並被推選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等。

而毛和中共之所以給予宋慶齡極高的地位，就是為了利用其「國母」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力，對海內外統戰，為中共塗脂抹粉。終其一生，宋慶齡都是中共的政治花瓶和統戰工具。

加入共產黨之證據

有意思的是，中共官媒並未公開報導宋慶齡加入共產黨一事，但史料卻證明，這並非是空穴來風。

據中共領導人廖承志回憶，1933年5月間，宋慶齡突然神秘的來到其家中與他秘密接頭，並明確告訴他：「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這個最高方面就是共產國際。當時宋慶齡問了廖承志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單。」在得到答覆後，宋慶齡迅速離去。廖承志寫道：「儘管過了將近50年，但那短暫的不及半小時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廖承志《我的回憶》）不難判斷，這個時候代表「最高方面」來秘密接頭的宋慶齡，已經加入共產黨了。

此外，蘇聯解體後公開的一份共產國際檔案資料亦可以看到宋慶齡不僅早有入黨要求，而且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就已經加入過共產黨了。這份文獻是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與共產國際聯絡局負責人談話的備忘錄。

談話的最後部分，特別提到了共產國際遠東局與宋慶齡的關係。報告人稱：「關於孫新林（孫夫人）的問題。她是個好同志，可以留在黨內。但是，把她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是代表（指共產國際此前派駐中國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黨的。……一旦成為黨員，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價值了。」

宋慶齡執行來自共產國際的重要命令之一是營救在上海的間諜、持有瑞士護照的保羅和格特魯德‧牛蘭夫婦。牛蘭是共產國際潛伏在中國的秘密工作人員，負責對中國及東南亞各國共產黨活動進行資助。1931年6月，牛蘭夫婦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被押解到南京。

牛蘭夫婦對共產國際而言至為重要，因此蘇聯和中共立即進行緊急營救工作。當年7月，宋慶齡為奔母喪，由德國經莫斯科返滬。途中，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受托向蔣介石說項，以被羈留在蘇的蔣經國來交換牛蘭夫婦，但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

大陸學者楊天石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引錄了蔣1931年12月16日的日記：「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孫夫人欲強余釋放而以經國遣歸相誘。余寧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絕種亡國，天也，余何敢妄希倖免！但求法不由我毀，國不為我所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無忝此生則幾矣。區區嗣胤，不足攖吾懷也。」從日記中可以看出，為了國家，為了法制，蔣介石寧可犧牲自己的兒子，也絕不做這個交易。蔣之為人，由此可見。

而楊天石也認為，「這一條件通過宋慶齡提出，也顯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關係。有材料說，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發展的秘密黨員。這是可能的。」

在遭到蔣介石的拒絕後，宋慶齡繼續公開污蔑國民黨，並親到監獄探望牛蘭夫婦，還從瑞士請來律師為其辯護，同時成立同盟組織，自任主席，組織營救委員會。因社會反應不大，遂將組織擴大並改而冠以「民權保障」的名稱，並吸收了一批重量級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加盟，但其目地仍是營救牛蘭夫婦。因為名與實不符，同盟不久便瓦解。牛蘭夫婦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後，才在宋慶齡等人的催促下被釋放。

宋慶齡與共產黨站在同一「戰壕」中的另一證據是1937年1月她寫給中共領導人、當時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信。在信中，宋慶齡在告史沫特萊向外界泄露秘密狀的同時，還透露出自己為共產國際工作的真實身份。比如當宋慶齡為中共的「同志們」的背信棄義辯護時，宋子文卻對她說了這樣一番話：「要是我告訴您，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您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您還會否認您的同志出賣了您嗎？並且他還對我們兩個人（我和宋美齡）說，我們可以通過您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繫。」

由於中共並不知曉其加入共產國際的秘密，宋慶齡曾向中共提出了入黨問題，但毛表示其在黨外的作用更大，因而讓其留在黨外。

毛冷淡回應並予以警告

加入共產黨（共產國際）並在中共黨內獲得了特殊地位的宋慶齡，確實在初期備受毛和中共的重視，然而，隨著中共政權和毛地位的鞏固，宋慶齡的作用逐漸下降，其也開始受到冷遇，所提意見不被接納。

如宋慶齡對於中共和毛澤東發動的幾次政治運動很不理解，曾經提出過批評和質疑。

1955年11月，宋慶齡給毛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

1957年她又寫信給中共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份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

文革期間，宋慶齡給毛澤東和中共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她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做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姦！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姦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毛澤東對這個已經沒有多少利用價值的「孫夫人」說：你不願意在國內待，可以去外面。此時的宋慶齡自然無顏回到臺灣——那個被她顛覆的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她只能閉嘴，在痛苦和無奈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