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11日讯】按：余文生律师，2014年因涉嫌支持“香港占中”被抓捕，羁押99天期间遭受酷刑。2015年他一度因709事件被抓，后成为王全璋律师的代理律师；2016年8月，其代理身份被强行剥夺，同年，代理大量法轮功案件。本文为专访的下半部分。
（续前篇）
记者：那您现在的日常信息来源是什么？您看电视吗？
余文生：现在的日常信息主要是网络，首先看国内的网络，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不涉政治的信息还是有些真实性的。再有就要翻墙看了，通过自媒体比如微信或者其它国外的聊天软件，也可以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
电视我看得很少，我认为中国的电视要不是娱乐节目，要不就是洗脑节目。歌颂伟光正的，就是洗脑节目，比如抗日神剧，明明国民党抗日，中共没有抗日，它就说自己抗日，那是假的，你还看？有些事情不符合史实的，很多的洗脑电视剧，把历史真相全给抹杀了，完全是骗人的。
记者：可您小时候接受的教育也是党媒的那种宣传啊？
余文生：是啊，我们从小接受了太多的洗脑教育，被灌输的都是骗人的历史。小时候，我真是决心要把生命献给国家、献给党，要和一切坏人坏事做斗争，要解放台湾、要解放美国，因为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他们太苦了。小时候它们就这样教育我的！
十一二岁之后，我才感觉我受骗了。我生活的家庭比较优越，父亲在旅行社，能看到港台报纸，白天工作忙，晚上就带回家看。他不给我们看，但等他睡觉后，我就起来看，那时我就接触了外国的民主思想。慢慢地我开始怀疑我接受的教育，这使我上初中高中我都不好好学习，我觉得学校讲的都是胡说八道。
从小就让我们戴红领巾，让我们把一切献给党，那时候没有想过：凭什么献给它？为什么要为它牺牲啊，是何道理？你信我，就要我为你去死；你要不信我，我就让你去死，这不就是制造恐怖嘛，这就是极权政权的表现。
当局掌握媒体，不允许别人办报刊、办电台，别人没说话的权利，它想说什么是什么，它说亩产千斤就亩产千斤，假的嘛，骗人的，官方媒体不可信任。而且现在中央电视台已经成为当局的政治工具，让你说假的，你也得当真的说，它经常播一些人在电视认罪，搞舆论审判、媒体审判，未审先判本身就违法啊。
自媒体会好一些，畅所欲言，现在也不行了，有很多因为发表言论就被抓了，言论被删除，我发表的言论经常就被删了，只能自己看到。宪法规定言论自由，可现在连自己说话的自由都没有，还谈什么言论自由。
记者：那您认为中国的现状如何改变呢？
余文生：首先民众要觉醒。现在的中国人，思想麻木，明哲保身，不关心别人，只考虑自己，不想想聂树斌、贾敬龙、雷洋都是我们身边的人，有一天我们可能变成聂树斌，也可能变成雷洋，可能变成贾敬龙，到那时候谁能帮助你？如果没有人发声，你一个人如何面对强大的政权？不可能。大家真正觉醒，才能改变这个社会体制。
现在觉醒的人不太多，我应该算一个觉醒的，我并没有冲在前面，竟然都被抓了，是当局把我培养成冲在前面的人权律师，培养成为一个人权捍卫者。
要关心政治。中国人大多数不关心政治，很多人在国外，实际上也处于边缘，华人在美国社会没有什么地位，为什么？他只想自己挣钱，别人什么事也不管。他不参与政治，那政治也不会关心你啊，也不会考虑你，你就没有地位。只有人人关心政治，关心别人，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改变社会，改变自己的地位。
还要学会思考，凭什么把生命献给党？凭什么爱党？凭什么爱政府、感谢政府？是政府要感谢人民、党要感谢人民！并不是共产党养了我们，不是它给我们吃给我们穿，是我们给它吃给它穿，没有我们种粮食、生产各种物质产品，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们什么都没有。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生产十斤粮食，它拿走九斤，只给我们一斤，然后它就说是它养活了我们，这是什么道理？
记者：能谈谈您与709事件的关系吗？
余文生：“709”抓律师，我也被抓了。那是8月6号的夜里，警方撬锁闯进我的家门，把我铐上带走了，我被带走的24小时里，也是遭遇变相虐待，限制我小便，非常不人道，侵犯了一个人基本的生理要求。头10个小时我一直背铐，后14个小时正铐，和酷刑也差不多……
放出来后不久，我知道“709”被抓律师王全璋的两位辩护人在压力下被迫退出，我就主动找了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女士，告诉她我愿意给王全璋做代理，这样我就成了王全璋的辩护律师。
为此我去了天津十几次，在侦查阶段我要求会见王全璋，他们一直以危及国家安全等理由，不让会见，不过那时警方还承认我的法定辩护人身份。
（2016年）8月7号案件转到检察院，检察院竟然连我的辩护人身份都不承认了，以王全璋曾有声明不要律师为由强行解聘我。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解聘辩护律师，必须有书面通知，我们没看到解聘我与程海律师的书面通知，所谓的口头声明没有任何法律效用。
“709”可以说是中国的“小文革”，小型的文化大革命，短短的几天内，搞运动一样对律师、人权捍卫者进行打压，这是只有法西斯国家才会有的事情，在21世纪的中国竟然发生了。
经过律师及家属的努力，“709”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关注。我非常佩服那些“前仆后继”做这些工作的人，作为王全璋的辩护人，我做了一定努力，我要继续努力，争取让王全璋尽早回家。我是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的委托人，她是非常坚强的女性，也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我对她所做的一切，非常支持、尊敬，也为王全璋有这么好的妻子骄傲。
记者：前一段时间，您曾经去找过王宇律师？
余文生：2014年10月，“香港占中”时我被抓，王宇做我的辩护人，包括她的丈夫包红军，都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没有他们外面的努力，我可能也像别人一样被起诉了。当时被逮捕的有33个人，就我一个人只关了三个月就放出来了。
据说王宇现在出来了，但谁也没有见到她，我认为她目前仍是失去自由状态，可能是被软禁吧。所以我和我的妻子商量，我们必须去看看她，看看她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去了她老家内蒙，结果也没找到她，可以证实王宇根本就没有真正恢复自由。
记者：您现在是被监控状态的吗？
余文生：我被放出来之后，当局对我严控，周围都有监视，有时候被跟踪，现在我也习惯了，我也不怕被跟踪监视了。
我在微信发过这东西：七步之内，伏尸二人，还有什么可怕的？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也许有点莽夫之勇、以死相拼的意思吧，起码表达了我的心理状态：我无所畏惧，我不害怕。但确实我要考虑别人的安全，自己的安全我倒无所谓。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一个地方吃饭，警方就给我旁边的一个朋友打电话，问他在哪吃饭，是不是和敏感的人在一起，叫他回去。朋友抬头一看，头顶上有个摄像头，我们在这吃饭被看得清清楚楚。那时我才知道，很多摄像头都能调动，当局只要想调，都能调来，防不胜防。在中国没有安全的地方。
记者：您在当前状态下如何保护您的妻儿？
余文生：“709”之前，也有很多朋友让我的妻子和孩子出国，因为确实律师家属往往都被株连。但我的妻子不愿意和我分离，如果我出不去，她不能接受分居两地，她要和我在一起，所以她一直没出去。
我是不想出去。我留在国内还能做一些事情，为人权事业做些贡献，我自己尽量规避风险吧。我也尽量减少给她带来危险和担忧，我和她有专用电话，让她随时能找到我，而且我会把一些情况及时地通报她。
但是当今的中国，谁也无法保证真正的安全，因为面对强权，以我自身的力量根本保护不了妻子和孩子，谁都保护不了谁。想想60年代的所谓“大饥荒”，几千万人被饿死，谁能保护谁？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家人更保护不了，大家都可能被饿死。
上次是警察撬锁进家把我抓走的，当着我的老婆和孩子的面，没有原因。它觉得你不听我的，就可以把你抓走，它手里有枪，为了维护它的统治，它可以杀任何人，甚至有一天它可能会剥夺我们的生命。过去几十年里冤杀的太多了，不是用手指数出来的，它是一个数字，几千万，它不在乎再多制造几个数字，在它的眼里，人的生命无所谓，权力才是有所谓。
在中共统治中，很多人要喊民主，就会被剥夺生命，这些人太多了，张志新、林昭等等，都是这样付出生命的。刚建权时，它先杀了几百万的“反革命”，所谓的“大饥荒”又饿死四千多万，文革又整死了几百万，它执政六十多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有多少？准确数字无法统计。
现在的社会和过去比起来，因为内外的努力，表面似乎进步了，但“十八大”以来中国法治倒退得越来越厉害，而且现在它们要想抓人，随时可以抓任何人。
可是当局毕竟口头喊民主、自由、法治，毕竟它披着民主的外衣，他们还不敢把这外衣脱掉。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要求它实质上的自由民主，用它的法律保护我们，做一些事情去唤起更多的人觉醒。如果大家都觉醒了，民主自然就会实现。当然走在前面的人，可能付出各种代价，可能会付出生命。
据我所知，“709”的律师都受过酷刑及变相酷刑，这是当局对政治犯的常规手段。当局为维护它的统治，一旦被抓就必须让你屈服，不按它的要求做就会野蛮地使用酷刑，如果不屈服，你就会遭遇生不如死的状态。
如果真有一天它再把我抓走，我会坦然面对，哪怕付出生命代价，那时我希望国际社会、公民捍卫者能照顾好我的妻子、孩子。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