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11日訊】按：余文生律師，2014年因涉嫌支持「香港占中」被抓捕，羈押99天期間遭受酷刑。2015年他一度因709事件被抓，後成為王全璋律師的代理律師；2016年8月，其代理身份被強行剝奪，同年，代理大量法輪功案件。本文為專訪的下半部分。
（續前篇）
記者：那您現在的日常信息來源是甚麼？您看電視嗎？
余文生：現在的日常信息主要是網絡，首先看國內的網絡，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不涉政治的信息還是有些真實性的。再有就要翻牆看了，通過自媒體比如微信或者其它國外的聊天軟件，也可以了解一下外面的情況。
電視我看得很少，我認為中國的電視要不是娛樂節目，要不就是洗腦節目。歌頌偉光正的，就是洗腦節目，比如抗日神劇，明明國民黨抗日，中共沒有抗日，它就說自己抗日，那是假的，你還看？有些事情不符合史實的，很多的洗腦電視劇，把歷史真相全給抹殺了，完全是騙人的。
記者：可您小時候接受的教育也是黨媒的那種宣傳啊？
余文生：是啊，我們從小接受了太多的洗腦教育，被灌輸的都是騙人的歷史。小時候，我真是決心要把生命獻給國家、獻給黨，要和一切壞人壞事做鬥爭，要解放台灣、要解放美國，因為美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啊，他們太苦了。小時候它們就這樣教育我的！
十一二歲之後，我才感覺我受騙了。我生活的家庭比較優越，父親在旅行社，能看到港台報紙，白天工作忙，晚上就帶回家看。他不給我們看，但等他睡覺後，我就起來看，那時我就接觸了外國的民主思想。慢慢地我開始懷疑我接受的教育，這使我上初中高中我都不好好學習，我覺得學校講的都是胡說八道。
從小就讓我們戴紅領巾，讓我們把一切獻給黨，那時候沒有想過：憑甚麼獻給它？為甚麼要為它犧牲啊，是何道理？你信我，就要我為你去死；你要不信我，我就讓你去死，這不就是製造恐怖嘛，這就是極權政權的表現。
當局掌握媒體，不允許別人辦報刊、辦電台，別人沒說話的權利，它想說甚麼是甚麼，它說畝產千斤就畝產千斤，假的嘛，騙人的，官方媒體不可信任。而且現在中央電視台已經成為當局的政治工具，讓你說假的，你也得當真的說，它經常播一些人在電視認罪，搞輿論審判、媒體審判，未審先判本身就違法啊。
自媒體會好一些，暢所欲言，現在也不行了，有很多因為發表言論就被抓了，言論被刪除，我發表的言論經常就被刪了，只能自己看到。憲法規定言論自由，可現在連自己說話的自由都沒有，還談甚麼言論自由。
記者：那您認為中國的現狀如何改變呢？
余文生：首先民眾要覺醒。現在的中國人，思想麻木，明哲保身，不關心別人，只考慮自己，不想想聶樹斌、賈敬龍、雷洋都是我們身邊的人，有一天我們可能變成聶樹斌，也可能變成雷洋，可能變成賈敬龍，到那時候誰能幫助你？如果沒有人發聲，你一個人如何面對強大的政權？不可能。大家真正覺醒，才能改變這個社會體制。
現在覺醒的人不太多，我應該算一個覺醒的，我並沒有衝在前面，竟然都被抓了，是當局把我培養成衝在前面的人權律師，培養成為一個人權捍衛者。
要關心政治。中國人大多數不關心政治，很多人在國外，實際上也處於邊緣，華人在美國社會沒有甚麼地位，為甚麼？他只想自己掙錢，別人甚麼事也不管。他不參與政治，那政治也不會關心你啊，也不會考慮你，你就沒有地位。只有人人關心政治，關心別人，維護自己的權利，才能改變社會，改變自己的地位。
還要學會思考，憑甚麼把生命獻給黨？憑甚麼愛黨？憑甚麼愛政府、感謝政府？是政府要感謝人民、黨要感謝人民！並不是共產黨養了我們，不是它給我們吃給我們穿，是我們給它吃給它穿，沒有我們種糧食、生產各種物質產品，他們吃甚麼喝甚麼？他們甚麼都沒有。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生產十斤糧食，它拿走九斤，只給我們一斤，然後它就說是它養活了我們，這是甚麼道理？
記者：能談談您與709事件的關係嗎？
余文生：「709」抓律師，我也被抓了。那是8月6號的夜裡，警方撬鎖闖進我的家門，把我銬上帶走了，我被帶走的24小時裡，也是遭遇變相虐待，限制我小便，非常不人道，侵犯了一個人基本的生理要求。頭10個小時我一直背銬，後14個小時正銬，和酷刑也差不多……
放出來後不久，我知道「709」被抓律師王全璋的兩位辯護人在壓力下被迫退出，我就主動找了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女士，告訴她我願意給王全璋做代理，這樣我就成了王全璋的辯護律師。
為此我去了天津十幾次，在偵查階段我要求會見王全璋，他們一直以危及國家安全等理由，不讓會見，不過那時警方還承認我的法定辯護人身份。
（2016年）8月7號案件轉到檢察院，檢察院竟然連我的辯護人身份都不承認了，以王全璋曾有聲明不要律師為由強行解聘我。法律規定，如果當事人解聘辯護律師，必須有書面通知，我們沒看到解聘我與程海律師的書面通知，所謂的口頭聲明沒有任何法律效用。
「709」可以說是中國的「小文革」，小型的文化大革命，短短的幾天內，搞運動一樣對律師、人權捍衛者進行打壓，這是只有法西斯國家才會有的事情，在21世紀的中國竟然發生了。
經過律師及家屬的努力，「709」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很大關注。我非常佩服那些「前仆後繼」做這些工作的人，作為王全璋的辯護人，我做了一定努力，我要繼續努力，爭取讓王全璋儘早回家。我是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的委託人，她是非常堅強的女性，也得到各界人士的認可，我對她所做的一切，非常支持、尊敬，也為王全璋有這麼好的妻子驕傲。
記者：前一段時間，您曾經去找過王宇律師？
余文生：2014年10月，「香港占中」時我被抓，王宇做我的辯護人，包括她的丈夫包紅軍，都為我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沒有他們外面的努力，我可能也像別人一樣被起訴了。當時被逮捕的有33個人，就我一個人只關了三個月就放出來了。
據說王宇現在出來了，但誰也沒有見到她，我認為她目前仍是失去自由狀態，可能是被軟禁吧。所以我和我的妻子商量，我們必須去看看她，看看她到底是甚麼情況。我們去了她老家內蒙，結果也沒找到她，可以證實王宇根本就沒有真正恢復自由。
記者：您現在是被監控狀態的嗎？
余文生：我被放出來之後，當局對我嚴控，周圍都有監視，有時候被跟蹤，現在我也習慣了，我也不怕被跟蹤監視了。
我在微信發過這東西：七步之內，伏屍二人，還有甚麼可怕的？這是我的真實想法，也許有點莽夫之勇、以死相拼的意思吧，起碼表達了我的心理狀態：我無所畏懼，我不害怕。但確實我要考慮別人的安全，自己的安全我倒無所謂。
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去一個地方吃飯，警方就給我旁邊的一個朋友打電話，問他在哪吃飯，是不是和敏感的人在一起，叫他回去。朋友抬頭一看，頭頂上有個攝像頭，我們在這吃飯被看得清清楚楚。那時我才知道，很多攝像頭都能調動，當局只要想調，都能調來，防不勝防。在中國沒有安全的地方。
記者：您在當前狀態下如何保護您的妻兒？
余文生：「709」之前，也有很多朋友讓我的妻子和孩子出國，因為確實律師家屬往往都被株連。但我的妻子不願意和我分離，如果我出不去，她不能接受分居兩地，她要和我在一起，所以她一直沒出去。
我是不想出去。我留在國內還能做一些事情，為人權事業做些貢獻，我自己儘量規避風險吧。我也儘量減少給她帶來危險和擔憂，我和她有專用電話，讓她隨時能找到我，而且我會把一些情況及時地通報她。
但是當今的中國，誰也無法保證真正的安全，因為面對強權，以我自身的力量根本保護不了妻子和孩子，誰都保護不了誰。想想60年代的所謂「大饑荒」，幾千萬人被餓死，誰能保護誰？連自己都保護不了，家人更保護不了，大家都可能被餓死。
上次是警察撬鎖進家把我抓走的，當著我的老婆和孩子的面，沒有原因。它覺得你不聽我的，就可以把你抓走，它手裡有槍，為了維護它的統治，它可以殺任何人，甚至有一天它可能會剝奪我們的生命。過去幾十年裡冤殺的太多了，不是用手指數出來的，它是一個數字，幾千萬，它不在乎再多製造幾個數字，在它的眼裡，人的生命無所謂，權力才是有所謂。
在中共統治中，很多人要喊民主，就會被剝奪生命，這些人太多了，張志新、林昭等等，都是這樣付出生命的。剛建權時，它先殺了幾百萬的「反革命」，所謂的「大饑荒」又餓死四千多萬，文革又整死了幾百萬，它執政六十多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有多少？準確數字無法統計。
現在的社會和過去比起來，因為內外的努力，表面似乎進步了，但「十八大」以來中國法治倒退得越來越厲害，而且現在它們要想抓人，隨時可以抓任何人。
可是當局畢竟口頭喊民主、自由、法治，畢竟它披著民主的外衣，他們還不敢把這外衣脫掉。那既然這樣，我們就要求它實質上的自由民主，用它的法律保護我們，做一些事情去喚起更多的人覺醒。如果大家都覺醒了，民主自然就會實現。當然走在前面的人，可能付出各種代價，可能會付出生命。
據我所知，「709」的律師都受過酷刑及變相酷刑，這是當局對政治犯的常規手段。當局為維護它的統治，一旦被抓就必須讓你屈服，不按它的要求做就會野蠻地使用酷刑，如果不屈服，你就會遭遇生不如死的狀態。
如果真有一天它再把我抓走，我會坦然面對，哪怕付出生命代價，那時我希望國際社會、公民捍衛者能照顧好我的妻子、孩子。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