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08日讯】刘金英，原河北省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此前先后任乡、镇团委书记，团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副乡长、副镇长等职。1996年，刘金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刘金英践行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抱着对政府的信任上访，等待她的却是人间地狱。
以下是刘金英的内心告白，根据明慧网刘金英在2001年上诉状和2015年递交的控告江泽民书整理而成（文字有编辑）：
接上期： 点此处跳转
判刑5年
2000年11月30日下午，我和法轮功学员陈成兰接到通知去开庭。
看守所所长刘卿让人给我们砸上脚镣，用一个手铐把我俩铐在一起。脚镣只有3个短环，迈不开步，上车时需要人扶，下车时两脚一齐往下蹦。这个脚镣直到12月22日开庭才第一次打开。
庭上没有一个证人，证言中谈到的很多人，我从来没见过面。当听到休庭的声音后，我还以为还会再次开庭。（当天也没有判决结果）
为了抗议迫害，我在看守所绝食绝水5天5夜，之后开始吃饭。由于脚镣拖地的声音很响，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每晚值班后，我两手攥住脚镣的两头，挪着走回去。
白天要做蜡纸花，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9点，长达14个小时。
2001年1月10日，屋里还没生火，很多人冻了手。看守所警察张鹏达打了陈成兰，我去制止，又被戴了10天脚镣。
我和陈成兰被非法判刑5年。
一开始，我被关押在河北太行监狱。没有床，床板就铺在水泥地上。包夹犯人把我的衣服用臭墨全打印成“罪犯”字样，打饭也不允许下楼。
5月8日，警察马会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看了你的上诉书，也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我必须把你送走。”
太行监狱不敢承担责任。非法收监8天后，我被戴上手铐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转到石家庄第二监狱女子大队。
2001年5月16日，一个姓史的、一个姓王的警察拿着电棍、带刺的警棍逼着4个犯人强行把我的衣服扒掉，套上囚服，背铐着关进了禁闭室。
那里四面无窗，只有铁门上一个拳头大小的方口。
每天上午、下午各一个馒头、一片咸菜，一天只许去2次厕所。从晚上9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才能睡觉，一直铐了我13个昼夜。
期间，冯可庄当着我的面烧了我的法轮大法书。我告诉她不能烧，她说：“我们不怕，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2001年6月25日至7月4日，我被强行戴手铐再次关禁闭10天。他们给我脖子里挂了一个辱骂法轮大法师父的牌子。在禁闭室，我再次抗议，绝食绝水6天6夜。
警察李香兰叫来4名犯人，捏着我的鼻子强行灌食。
另一名警察马新荣拿着竹板撬我的牙，一边踢我的腿，一边骂：“贱货，再不张嘴就撬掉你的牙。”
冯可庄在一边喊着：“给她打一针。” 黄色的药水已吸入注射器在旁边放好。
后来用胶皮管子插进我的鼻孔，插了几次才灌成。每一次刺激，眼泪就往出流。
马新荣喊着：“不配合，一分钟就憋死你！”
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被犯人们抬着灌2次。
灌完食就把我扔在二中队车间的水泥地上。那时有一段时间，二中队车间的犯人们正在包筷子。
李香兰说：“去，挪远点，别在门口堵着，跟个死尸似的。”
杀人犯姜连凤打我的脸，另一名杀人犯李翠琴打我的手。
后来，他们就用尼龙匹子吊上我一只脚。一动，姜连凤就拉那尼龙匹子，越拉越紧，勒到肉里。时间长了再放开、再勒。
犯医韩小萍则在旁边不时给我量血压、听心跳，（看是否到达我的身体极限）。
不准家人会见
我丈夫是涞水县原地税局办公室主任。
2001年7月12日是二中队的接见日，我在监狱大门里边，看到他和我母亲领着我的女儿，抱着被子从大门进来了。
我在接见室等了半天，隔窗看见李香兰在威胁、哄骗我女儿。好大一会儿，孩子一个人进来了。我把她抱起来，问怎么回事。她说：“爸爸被她们扣那儿了。”
我母亲在远处站着，也一直不让和我说话。
过了几天，我问李香兰是否监听了我第一次接见和丈夫的谈话。她说：“这是什么地方，能让你们随便说吗？”
我后来得知，在李香兰、冯可庄的指使下，监狱门口的武警非法搜身，从丈夫的上衣袋里拿出了《解梅花诗后三段》这篇师父经文。
丈夫张东生回家后一直被跟踪。
2001年8月19日，丈夫在单位被涞水公安非法抓捕，8月21日送易县看守所迫害，被非法判刑15年。
强迫体检
2001年8月初的一天，收到一项通知──“参加八项体检，是监狱里交钱，车在外面等着。”
我不知道她们要耍什么花招，只听口气不对劲。我说：“我什么病都没有，不体检。”
但是，在监狱里的体检都是强迫性的。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给我做了2次X光透视、经常抽血化验、做心电图。
回来的路上，李香兰骂我不要脸，还说：血只有2克，再不吃就死了。
绝食绝水一个月以后，她们就开始给我输“氨基酸”，每天250毫升及50%的高糖，然后化验尿，说我血糖高。是狱医马新荣指使犯医韩小萍干的，记录随便写。
我心想，不能就这样让她们害死呀，8月18日，我开始吃饭，一个半馒头、米粥、咸菜。
中毒风波
2001年8月21日上午，警察李香兰买来豆腐脑和汉堡包给我。
我说吃过饭了。她一愣，告诉犯医韩小萍：“给她理发，叫她睡觉。”我的头发被理得很短，像男人的寸头。
姜连凤告诉我：“这些你要吃就一下吃了，别一会儿吃几口一会儿吃几口的。”
我看豆腐脑里面有韭菜花，天热又怕坏了，理完发我就挑了几口，剩下的就给了一个送水的老太太。结果，她喝了眼睛发木，睁着眼费劲。后来，那个汉堡包给谁，谁也不吃。
（吃了李香兰给的东西后，身体不舒服，）我躺在了床上。下午2、3点钟左右，听见贾凌云小声说：“她动了吗？”又问了一句：“车来了吗？”
打晚饭时，李翠芹她们叫我，扶着我坐起来，我一直没（能）睁眼。李香兰就命令犯人把那个汉堡包强行往我嘴里塞。我不张嘴。
杀人犯陈秀兰说：“给安心贤吃吧。”
李香兰赶紧说：“坏了就别吃了，扔了吧。”
陈秀兰听懂了她的话，赶紧就扔到垃圾里。
我一直躺在床上。晚上犯人收工了，王颖就通知所有犯人不许脱衣服睡觉。大队长于福岐就带几个人到我床边观察。
王颖当时用手给我捋了一下头，捋下了很多脱掉的头发。
于福岐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点了点头。她说：“你没事，睡觉吧。这可能是鬼剃头。”那一夜，我平平地躺着，一动没动。
第二天上班，二中队一个小李队长翻我的眼皮说：“瞳孔散了。”
10点多钟，我起床了，感觉自己是中毒了，要求法医鉴定。包夹犯人说：“这是什么地方，你想出去就出去呀？”
过了24小时，我吃了点东西，见到了大队长于福岐。我要求见医生。她说：“要去不能喊、不能叫。”我说找个石家庄的亲戚陪我去，于福岐说：“不行，不是直系亲属。”可是我家里的人她们又不给联系。
8月22日下午，7个警察及保健站医生带我去了省三院。
但是，医院医生受到警察胁迫，他们含糊其辞，体检结果只是避重就轻。
回到监狱，我莫名其妙地睡了两天两夜。
之后，药物迫害进一步加剧了。
负责监控的犯人沈殿莲值班时，晚上刚1点钟就编造了3点钟关于我的身体的记录：血压、心跳。
我质问她为什么这么做？
她说：“跟政府作对你还想活着出去呀。”
警察李香兰对我说：“你还炼哪，你不想活了？”
一天晚上，我突然心跳得特别厉害，有些稳不住，就到楼道里按了警铃。姓王的和姓安的两个警察赶到了，问：“干什么？”
我说：“我中毒了，要法医鉴定。”
“你不是不怕死吗？”
她们叫来韩小萍量了血压、听心跳，告诉我：“你先躺下，从现在开始你别说话。明天上班带你去医院，得请示。”
楼道里出来很多犯人围观，王颖说：“看什么看。她是精神病，都回去睡觉。”
于是，我再次绝食绝水，6天6夜没有警察过问。
我写了一篇《用生命在诉说》。从窗户看见于福岐在院里打羽毛球，我就叫她，把文章给了她。
她伪善的说：“你是用命在说话，我们是用心在说。”又问：“你怎么样才吃饭？”
我说：“调个中队，或者我自己去打饭。”
她们商量了一下，同意给我换一个中队。于是，三中队的王凤梅说接我过去。没想到，我再次陷入了绝境。
过了两天，一天一觉醒来，我发现身上呈绿色，我知道仍然是毒药中毒。
她们往下撕我的头发时，只听到丝丝的响，比平时容易得多，头发被扫起来一堆扔进垃圾。很快我的头发变得稀疏，都立着，站在我对面就能看见头皮。
去洗衣服时，王建荣问我：“你胸前疼吗？两肋疼吗？”可能就是在问我药物反应。
在江泽民 “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迫害政策下，中共监狱、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施加不明药物迫害、打毒针。明慧网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3000多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至少234位受害人，生前被施加了精神病药物或有毒药物。
我只是被施加不明药物迫害的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之一。
从2002年正月起，我又被强迫出工。我走不了路，一次弟弟会见我后，是把我背回去的。
正月十一，狱医马新荣以体检为名，戴上塑料手套捣烂了我的子宫。包夹恶意地说：“你来例假了。” 在那以前，我已经9个月没有来月经了。
一天让我去体检。后来她们拿来化验单，说我是骨质增生。
记得从那天起，下体一直有粉红色的液体流出来，肚子隐隐地疼。马新荣说我得了附件炎。犯医王美芹用半斤盐水加了10支青霉素，不到半小时就让包夹们帮着给我输进去了。之前，我从来没有过妇女病。究竟输的是什么，只有王美芹知道。
自那以后，半个多月就流几天血，别人看见就说是例假。
王凤梅问我：“你来例假了？”
我说：和以前的不一样。
她说：当然不一样。
太行监狱
2003年至2005年，我被关到太行监狱。一到三中队，就被关进了四面无窗的禁闭室。
打饭都是包夹给打，不让出门，对外就说我是精神病。在那儿不许我睡觉、不许去厕所，被包夹任意折磨。打来的饭，吃了就闹肚子、瞳孔发散。
2004年夏天，她们开始公开强行给我灌不明药物。灌完后，我丧失语言功能，身体不能站立行走。
2004年秋、冬，苏连凤、宋玉梅（王梦鸾以后的六组组长）每天睡前都要给我灌药，不许去厕所、不许说话。
2004年冬天，监狱通知我父亲去监狱，说“开了精神病证明到涞水签字就能保外就医”。
其实，他们想把我送精神病院。
家人不知她们的阴谋，年迈的父亲找到了涞水县政保股。股长戴春杰说：“这事我得请示。”
后来请示结果说不行，上面说：“她回来我们这官就当不上了。”
2005年春天，太行监狱警察董雪指使犯人给我戴上手铐、脚镣送保定第六人民医院。这次一个医生也没见到。
回来后，宋玉梅用四棱凳子腿打我，凳子腿断了又打，再断了又打，剩得几寸长了，还拖着在我身上划。
她撕烂了我的秋衣。把我铐在床上18天。把我的左脚泡在药水里。
2005年8月8日，被释放的头一天晚上，我被继续灌食。
8月9日，我被释放。当天我还被铐在床上。
编后：
法轮功学员刘金英，今年52岁，原河北省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在过去十几年中，6次被非法拘留；3次非法监禁；3次刑讯逼供；冤狱5年；在河北太行监狱、石家庄监狱女子大队、河北太行监狱反复转监迫害，遭长期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及药物毒害，九死一生。
2015年6月26日，刘金英以其被残酷迫害的经历，写就《刑事控告状》，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