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湖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知识份子，名叫叶德辉（1864—1927）。彼时，日本人来华访学之风甚盛，到了湖南，非见不可的人有三位：王闿运、王先谦及叶德辉，足见其才气在当地之响。
叶德辉曾经中过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同榜进士中还有不少中国近代名人，如蔡元培、张元济、赵熙、赵启霖、蒋廷黻等。中了进士后的叶德辉，做了两年吏部主事后便告假归里，自此不再出仕，而是转而经商。
不过，叶德辉经商不是为了单纯的商业盈利，而是为了可以更好地专心治学、不为它累。在做学问方面，他在版本目录学方面堪称一代之冠，他的《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书目》及《郋园读书志》已成为今日学林的经典。除此而外，他还乐于刻书，善于刻书，曾自赞“海内诵其著述”，这并非虚言。
在政治上，叶德辉十分保守，反对戊戌变法，还出任过袁世凯称帝前的筹安会湖南会长。即便如此，如果叶德辉谨言慎行，在当时动荡变换的时代，或许可以保全自身。然而，叶德辉的性格偏偏是“欲言则言，欲行则行，不知趋时，亦不知避谤”，用他的同乡后辈胡耐安的说辞就是：他兴之所至，便尽量的绝不保留的无忌讳的快意的说，不拘忌于说话的场合，听话的是何许人，调门儿又高，绘影绘声，洵称“大胆”。这自然为其惹上了诸多是非，而最终的一次是非要了他的命。
这还得从中共建立说起。
借壳发展
1921年，中共建立，在建党之初，中国人中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人多，而很少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如何让中共在短时间发展起来，并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成为苏共当时要务。苏共遂根据自身“背叛与夺权”的经验，指使中共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却没有遵循孙中山提出的“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要求，而是不断发展自己，并获得了国民党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的领导权，同时制造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划分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中共的夺权计划在此次会议上得以完全实现。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中，共产党身份者和国民党亲俄亲共的“左派”领袖已分别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中派，蒋介石则被压到了中共党员谭平山之下。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中共党员占了大多数。
由是，国民党的“二大”实际上已被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被共产党所占据，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此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已经无人问津。同样，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议，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中共更在广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
红色恐怖和叶德辉之死
中共对国民党的侵蚀引起了国民党内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有识之士的不满。为了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蒋介石于3月下旬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收回了一部分党权，并决定北伐。
就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一方面，苏俄和中共利用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又驻节南昌的机会，一手导演了一场由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共同发动的政变，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重新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
另一方面，则在北伐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其目地是通过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并阻挠北伐。在湖南、湖北两省出现的红色恐怖最为严酷。
比如，由毛泽东领导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号称有518万人，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而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财产被没收。
卫戍长沙时表现很左的国民党军人熊震在，及到郴州，听说其岳父被捉了游乡，勃然大怒，从而开始极端的反共。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凯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
此外，杀死杨开慧并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家则被抄，父亲被游街。而最让国民党震惊的是湖南叶德辉的被杀。
坊间说他的被杀是因为写了一副讽刺农会的对联，但根据后来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的回忆录记载，叶德辉是在行刑之前，对看管他的共产党干部说：“我有对联一副，送给你们：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杂种”和“畜生”都是长沙最流行的骂人语。这副对联，对共产党可谓极尽唾骂之能事！
按照许克祥的说法，叶德辉是在被捕后撰写的对联，并非因联罹祸。而根据其“罪状”，叶被省农会自卫军逮捕的原因是他与武汉国民政府要员等多为旧识，杀死杨开慧的何健亦曾出其门下。因此，他被中共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
叶德辉之子叶尚农曾描述父亲“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全家大小恐被逮捕，均皆逃避，妻离子散，惶惧万分。家中所有藏书以及金石、字画、古铜、遗稿、应用金银珠玉、衣服器具等之要件，均被彼等抢劫一空。家中仅存少数书籍、碑帖、书版，充为中山图书馆所用”。
叶德辉之死导致湖南士绅纷纷加入反共行列。
在武汉情况也差不多如此，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
马日事变
中共的暴虐让不仅让坚决反共的国民党人，也让那些曾经糊涂的国民党人和军阀清醒的意识到了共产主义的危害，从而选择了分共、反共之路。如曾经亲共近俄、并得到了苏俄好处的冯玉祥，就发出了苏俄与中共乃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之声，并选择了“远俄送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清党。5月21日，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军官许克祥率军队袭击了省总工会等中共机关、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释放了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并杀死了中共党员和暴动群众百余人。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
而那个临死前发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且曾当过毛泽东秘书的夏明翰，受命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组织暴动力量夺取政府团防局枪支、参与领导武汉暴动等。1928年初，夏明翰被桂系军阀逮捕，随即被处死。
“马日事变”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曾于6月致电共产国际，承认湖南农运过激酿成事变。他在电文中说：“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身为大知识份子的叶德辉及其他普通民众之死，拉开了中共杀人、杀知识份子的序幕。中共走上了更为血腥的道路。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