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國時期，湖南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大知識份子，名叫葉德輝（1864—1927）。彼時，日本人來華訪學之風甚盛，到了湖南，非見不可的人有三位：王闓運、王先謙及葉德輝，足見其才氣在當地之響。
葉德輝曾經中過清朝光緒年間的進士，同榜進士中還有不少中國近代名人，如蔡元培、張元濟、趙熙、趙啟霖、蔣廷黻等。中了進士後的葉德輝，做了兩年吏部主事後便告假歸裡，自此不再出仕，而是轉而經商。
不過，葉德輝經商不是為了單純的商業盈利，而是為了可以更好地專心治學、不為它累。在做學問方面，他在版本目錄學方面堪稱一代之冠，他的《書林清話》、《書林余話》、《觀古堂書目》及《郋園讀書志》已成為今日學林的經典。除此而外，他還樂於刻書，善於刻書，曾自讚「海內誦其著述」，這並非虛言。
在政治上，葉德輝十分保守，反對戊戌變法，還出任過袁世凱稱帝前的籌安會湖南會長。即便如此，如果葉德輝謹言慎行，在當時動盪變換的時代，或許可以保全自身。然而，葉德輝的性格偏偏是「欲言則言，欲行則行，不知趨時，亦不知避謗」，用他的同鄉後輩胡耐安的說辭就是：他興之所至，便儘量的絕不保留的無忌諱的快意的說，不拘忌於說話的場合，聽話的是何許人，調門兒又高，繪影繪聲，洵稱「大膽」。這自然為其惹上了諸多是非，而最終的一次是非要了他的命。
這還得從中共建立說起。
借殼發展
1921年，中共建立，在建黨之初，中國人中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人多，而很少有人相信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如何讓中共在短時間發展起來，並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政權，成為蘇共當時要務。蘇共遂根據自身「背叛與奪權」的經驗，指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
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後，卻沒有遵循孫中山提出的「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要求，而是不斷髮展自己，並獲得了國民黨宣傳、組織部門以及黃埔軍校的領導權，同時製造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劃分界限，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中共的奪權計畫在此次會議上得以完全實現。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中共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員佔了大多數。
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際上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此時，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已經無人問津。同樣，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議，遭到了全體蘇俄顧問和中共的反對，中共更在廣州市區到處散發傳單，廣貼標語，公開反對國民黨北伐，並散佈流言，首指主張北伐的蔣介石為「新軍閥」。
紅色恐怖和葉德輝之死
中共對國民黨的侵蝕引起了國民黨內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有識之士的不滿。為了限制中共在國民黨內的擴張，蔣介石於3月下旬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收回了一部分黨權，並決定北伐。
就在北伐軍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一方面，蘇俄和中共利用廣州國民政府遷都武漢、而蔣介石又駐節南昌的機會，一手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免去了蔣介石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務，重新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
另一方面，則在北伐地區發動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其目地是通過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並阻撓北伐。在湖南、湖北兩省出現的紅色恐怖最為嚴酷。
比如，由毛澤東領導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號稱有518萬人，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而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財產被沒收。
衛戍長沙時表現很左的國民黨軍人熊震在，及到郴州，聽說其岳父被捉了游鄉，勃然大怒，從而開始極端的反共。國民黨元老、同情共產黨的譚延凱也因女婿（長沙大資本家之孫）受到農會勒索而不得不發電報向共產黨說情。
此外，殺死楊開慧併發動「四一二」政變的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家則被抄，父親被遊街。而最讓國民黨震驚的是湖南葉德輝的被殺。
坊間說他的被殺是因為寫了一副諷刺農會的對聯，但根據後來發動「馬日事變」的許克祥的回憶錄記載，葉德輝是在行刑之前，對看管他的共產黨幹部說：「我有對聯一副，送給你們：農運宏開，稻粱菽麥黍稷，一般雜種；會場擴大，馬牛羊雞犬豕，六畜成群。」「雜種」和「畜生」都是長沙最流行的罵人語。這副對聯，對共產黨可謂極盡唾罵之能事！
按照許克祥的說法，葉德輝是在被捕後撰寫的對聯，並非因聯罹禍。而根據其「罪狀」，葉被省農會自衛軍逮捕的原因是他與武漢國民政府要員等多為舊識，殺死楊開慧的何健亦曾出其門下。因此，他被中共以「封建餘孽豪紳領袖」的罪名公開處決。
葉德輝之子葉尚農曾描述父親「身受兩槍，一中頭部，一中心部」，「全家大小恐被逮捕，均皆逃避，妻離子散，惶懼萬分。家中所有藏書以及金石、字畫、古銅、遺稿、應用金銀珠玉、衣服器具等之要件，均被彼等搶劫一空。家中僅存少數書籍、碑帖、書版，充為中山圖書館所用」。
葉德輝之死導致湖南士紳紛紛加入反共行列。
在武漢情況也差不多如此，由中共發動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隨意罷工，隨意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自組法庭監獄，隨便捕人施刑，動輒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隨意沒收分配工廠店舖的現象，更是隨時可見……在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的兩個月中，工人、店員罷工可考者達三十六次之多……頻繁的罷工，不僅加劇了勞資糾紛，而且為武漢國民政府帶來了重重困難。
馬日事變
中共的暴虐讓不僅讓堅決反共的國民黨人，也讓那些曾經糊塗的國民黨人和軍閥清醒的意識到了共產主義的危害，從而選擇了分共、反共之路。如曾經親共近俄、並得到了蘇俄好處的馮玉祥，就發出了蘇俄與中共乃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之聲，並選擇了「遠俄送共」。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正式下令清黨。5月21日，駐守武漢的國民黨軍官許克祥率軍隊襲擊了省總工會等中共機關、團體，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釋放了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紳，並殺死了中共黨員和暴動群眾百餘人。因21日的電報代日韻目是「馬」字，故稱這次事變為「馬日事變」。
而那個臨死前發出了「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且曾當過毛澤東秘書的夏明翰，受命領導了長沙人力車工人的罷工、組織暴動力量奪取政府團防局槍支、參與領導武漢暴動等。1928年初，夏明翰被桂系軍閥逮捕，隨即被處死。
「馬日事變」後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曾於6月致電共產國際，承認湖南農運過激釀成事變。他在電文中說：「這些過火行動迫使出身小地主階級與豪紳土匪的軍人們，結成反共反農民聯合陣線。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壓害的軍人更感到痛苦。」曾任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也指責農民運動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
身為大知識份子的葉德輝及其他普通民眾之死，拉開了中共殺人、殺知識份子的序幕。中共走上了更為血腥的道路。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