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斯大林挖空心思忙于谋取党内最高权力的时候，一场由“列宁遗嘱”引发的政治风波，却差点让他丢了总书记的乌纱帽。
事情还得回过头去从列宁最后一次中风前为在政治上打击斯大林所做的几件事说起。
在即将召开的苏共十二大之前，列宁为了对党的领导层实行改组，不但跟托洛茨基联手结成了反对斯大林的同盟，而且在他口述的一系列书信和文章中先后对斯大林做了具有毁灭性的的政治判决，并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坚持为在十二大上反对斯大林准备“炸弹”。
从1922年12月24日-25日到1923年1月4日，列宁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它包含了若干各自独立的部分，又被后人称之为“列宁遗嘱”。在1922年12月24日-25日的口述中，列宁对当时最著名的几位党的领导人做了评价。在谈到斯大林时他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针对斯大林在处理乔治亚事件上的所作所为，列宁在1922年12月30日-31日口述的《关于民族还是“自治化”问题》一文中严厉指责他在搞“粗暴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实质上在破坏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列宁最后并强调：“应该让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次名符其实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在政治上负责。”
在1923年1月4日口述的“对1922年12月24日信的补充”里列宁说的就更明确了：“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3月5日，当得知政治局已于1月23日批准了斯大林搞的乔治亚事件调查后，列宁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反对政治局的决定，实际也就是在民族问题上向斯大林公开宣战。考虑到由于病重届时自己可能无法出席会议亲自讲话，他将1922年12月30日-31日口述并准备在十二大前发表在十二大上宣读的《关于民族还是“自治化”问题》，寄给了在这个问题上跟自己持相同立场的托洛茨基，并写信委托他在大会上维护他们俩在民族问题上的共同立场。
试想，如果这封信真的在十二大前发表并在十二大上宣读将会产生何种效果？那无疑于引爆一颗政治炸弹，对斯大林将是致命的一击。对于这一点，斯大林本人当然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恐惧。可谁知，就在列宁3月5日给托洛茨基写过信之后5天，也就是3月10日，他却又一次中风了，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真正恢复健康。
于是，斯大林乘列宁病危之际，联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利用总书记的权力，成功地阻止了列宁准备的这颗炸弹的爆炸——《关于民族还是“自治化”问题》不但没有被发表，也没有在十二大上宣读，只是向十二大代表团领导人做了宣读，而这些人多数都是听命于斯大林的。
在十二大上，斯大林就民族问题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许多人引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札记和论文中的话，我本来不想引证我的导师列宁同志的话，因为他不在这里，我怕可能引证得不正确，不恰当。”就像托洛茨基在引述斯大林讲话的这一处时说的那样：“这番话无疑是斯大林极端诡诈的典范”，因为斯大林非常了解，列宁是多么愤怒的痛斥过他的民族政策。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