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斯大林挖空心思忙於謀取黨內最高權力的時候，一場由「列寧遺囑」引發的政治風波，卻差點讓他丟了總書記的烏紗帽。
事情還得回過頭去從列寧最後一次中風前為在政治上打擊斯大林所做的幾件事說起。
在即將召開的蘇共十二大之前，列寧為了對黨的領導層實行改組，不但跟托洛茨基聯手結成了反對斯大林的同盟，而且在他口述的一系列書信和文章中先後對斯大林做了具有毀滅性的的政治判決，並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堅持為在十二大上反對斯大林準備「炸彈」。
從1922年12月24日-25日到1923年1月4日，列寧口述了《給代表大會的信》，它包含了若干各自獨立的部分，又被後人稱之為「列寧遺囑」。在1922年12月24日-25日的口述中，列寧對當時最著名的幾位黨的領導人做了評價。在談到斯大林時他說：「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針對斯大林在處理喬治亞事件上的所作所為，列寧在1922年12月30日-31日口述的《關於民族還是「自治化」問題》一文中嚴厲指責他在搞「粗暴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實質上在破壞無產階級階級團結的利益」。列寧最後並強調：「應該讓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對這次名符其實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運動在政治上負責。」
在1923年1月4日口述的「對1922年12月24日信的補充」裡列寧說的就更明確了：「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看，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3月5日，當得知政治局已於1月23日批准了斯大林搞的喬治亞事件調查後，列寧決定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反對政治局的決定，實際也就是在民族問題上向斯大林公開宣戰。考慮到由於病重屆時自己可能無法出席會議親自講話，他將1922年12月30日-31日口述並準備在十二大前發表在十二大上宣讀的《關於民族還是「自治化」問題》，寄給了在這個問題上跟自己持相同立場的托洛茨基，並寫信委託他在大會上維護他們倆在民族問題上的共同立場。
試想，如果這封信真的在十二大前發表並在十二大上宣讀將會產生何種效果？那無疑於引爆一顆政治炸彈，對斯大林將是致命的一擊。對於這一點，斯大林本人當然比誰都清楚，也比誰都恐懼。可誰知，就在列寧3月5日給托洛茨基寫過信之後5天，也就是3月10日，他卻又一次中風了，而且從那以後再也沒有真正恢復健康。
于是，斯大林乘列寧病危之際，聯合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利用總書記的權力，成功地阻止了列寧準備的這顆炸彈的爆炸——《關於民族還是「自治化」問題》不但沒有被發表，也沒有在十二大上宣讀，只是向十二大代表團領導人做了宣讀，而這些人多數都是聽命於斯大林的。
在十二大上，斯大林就民族問題做了報告。他在報告中說：「許多人引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札記和論文中的話，我本來不想引證我的導師列寧同志的話，因為他不在這裡，我怕可能引證得不正確，不恰當。」就像托洛茨基在引述斯大林講話的這一處時說的那樣：「這番話無疑是斯大林極端詭詐的典範」，因為斯大林非常瞭解，列寧是多麼憤怒的痛斥過他的民族政策。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