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2月26日讯】中国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愈演愈烈，导致医患矛盾严重，暴力冲突不断。中共媒体披露，中国民众看病的药钱，4成左右成了医生的回扣，甚至有些医院所进的药品，医院赚取高达千倍的利润。
大陆媒体12月24日报导，记者历时8个月调查了上海、湖南两地的6家大型医院，发现上海某知名医院每年的门诊量超过400万人次，医院里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个“特殊患者”–医药代表。
他们一般都是在中午或医生下班前出现，1小时内要进两三个诊室，并只有在诊室没有患者时才进入。
在该医院神经内科的一个诊室，虽然已经是下班时间，诊室里也没有患者，但是医生并没有离开。除了医生，诊室里还聚集了十几个医药代表，他们都在和医生聊着用药量的话题，有的在医生的电脑上查询其用药情况。
该医院其它各专家门诊也有不少医药代表出入，谈着同样的话题。
各科室的实际用药情况在业内称为“统方”，即核算每名医生一个月的用药量。医药代表代理的每种药品，一般有十几甚至上百名医生使用。
医药代表一天平均只能找到3至4名医生，因此他们几乎天天都到医院蹲守，对各个科室进行“统方”。医生开出处方后，只要患者购买了药品，医药代表就能获取近10%左右的提成。而医药代表送给医生的信封里装的就是药品回扣。
报导称，在对上海市4家医院的近百名医药代表进行的跟踪调查中，发现他们进诊室后，几乎都是送信封给医生。其中，一个医药代表在不到1个小时内，给3名医生送信封。而一医生在3分钟内就收到了4名医药代表送来的信封。
如一种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标价129元，医生拿到45元的回扣，即回扣占到了药品价格的35%左右。医药代表称，自费的药，回扣最少是自费的30%、40%、45%。
而这么高比例的药品回扣返给医生，并不仅仅在上海发生，在湖南长沙一家知名医院，一名医药代表向央视记者透露，他们返给医生的药品回扣，比例高的也在40%左右。
此前大陆媒体也曾重庆某区医院管理中心主任坦承，医生回扣一般会占到药品价格的40%-50%。
一家知名制药企业负责人说，药品越贵，医院收入越多，医务人员回扣越多，越能激励医生多开处方，药品的销量也就越高。
而那些“吃不死、治不好、价格高、回扣多”的药，最受医生欢迎。在各个环节上支付的“成本费”，最后都计入药价，由患者承担。
2014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曾痛批大陆医生靠卖药吃饭。
钟南山批评称，医改这么多年，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关系、医护人员积极性等问题基本没有解决，“这绝对不是一般的问题，是体制上的问题”。
钟南山认为，根据他的实际调查，目前医生收入水平相对合理，收入来源却不合理。不合理的收入来源体现在药费差价、分解麻醉手术程序等上面。国际上的医生靠技术吃饭，而国内医生靠卖药、使用设备等为生。
东方网曾刊文称，造成药价虚高的根本原因是医药系统的利益链。基本药物制度与集中招标制度是药品流通环节臃肿、腐败的死穴。不少药厂和药商，药商与招标人员、医生之间，已经结成顽固的利益同盟。整个行业形成无形的大利益同盟。
看病贵药价虚高
安徽省太和县是全国最大的药品集散地，这里可以买到国内外4,000多家药厂生产的25,000多种药品，而药品价格远远低于一些大城市医院的中标价。
有医药公司销售人员称，如苯扎贝特片，供货价是14元，经过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中标价为60元，是市场价的4.3倍。一些用于心脑血管、抗感染等疾病治疗的常用药，中标价最高达市场批发价的逾10倍。
一家药厂生产的治疗妇科病的常用药出厂价7元，中标价高达56元，中间利润超过了800%，差价被分摊给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医院和医生。
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某种氢溴酸高乌甲素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52元，中标价为16元，医院零售价为18.4元，中间利润超过3,400%。
山东方明药业股分有限公司生产的某种盐酸奈福泮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32元，中标价为18.49元，医院零售价为21.26元，中间利润高达6,500%以上。
还有更惊人的，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产自山东圣鲁制药厂的“葡醛酸钠注射液”零售价格为7.39元，而其生产价只有0.08元，其利润高达9,137.5%。
凤凰网3月份曾评论说，由5,000家制药企业延伸出的医药利益链条堪称庞大，左右着医药价格的最终形成。药价改革的症结在于巨额利益难以均衡，加上地方保护主义、垄断与腐败构筑的暴利空间等因素，使得多年来的药价改革越看越糊涂。
从而也导致医患矛盾严重，暴力冲突不断。
据大陆媒体报导，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医疗纠纷发生率年均上升22.9%，每所医院年均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对此，卫计委与公安部联合发出过医院安全指引，要求每家医院每20张病床至少配备一名保安，甚至有医院医护人员佩戴钢盔上班。但各种防护手段仍然无法制止悲剧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今年4月，见诸报端的医疗暴力事件就多达13起，没有被曝光的更是难以计数。
对于接连爆发的暴力伤医事件，民众的观点趋于两级化，大部分民众将矛盾指向医院和医生，认为医德沦丧，医院唯利是图。也有少数观点将根源归结在中国医疗体制和社会体制等方面，认为不该将怨气发泄在医生身上。
有分析指出，中国特殊的医疗体制、落后的医疗保障体制、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社会整体道德下滑以及市场经济对医生价值观冲击等，一方面造成了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另一方面也催生了部分医院和医生的腐败，致使公众对中国整体医疗体系失去信任。客观来说，医患纠纷中的医生和患者都是制度的受害者。
北京律师兰志学曾分析，目前大陆的医疗体制、社会制度，还有文化和信仰背景，以及一些风俗习惯，或者特有的社会背景，导致现在的医患纠纷和其他国家的医患纠纷不同，归根到底就是一个缺乏信任的问题，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于这种社会的体制、社会道德的伦丧、信仰的严重缺失。
他还说：“一个没有正常信仰的国家，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它一切都没有可靠性，没有可以信任的。尤其是在无神论这样的社会里面，人可以为所欲为，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说无论是患者，还是弱势群体，对于强势的社会层面他是不信任的，一旦出现问题了，又没有其他的证据相佐证，就会导致各种猜测都出现。”
“另外，医疗部门又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对患者生命安全的忽视，在矛盾和纠纷出现之后不能真正的以人为本，考量患者一方的关切，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医患纠纷的矛盾。”
（记者李韵综合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