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衡量改革成效，不仅要看取消或下放的‘数字’，更要看群众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能放什么、不能放什么都要说清楚，决不能‘绕弯子’，再设置一些拐弯抹角的‘条条框框’。”总理说，“一定要给群众、给企业一个准确的信号，给市场一个明确的预期！”
几乎是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公布了网约车新政，北京要求“京籍京牌”，上海要求“沪籍沪牌”，在车型上，更要求2700毫米以上轴距、2.0L或1.8T以上大排量，深圳还外加必须是两年内的新车，广州则是一年新车……至于在车身张贴网约车专用标识，安装“计价器”等等，更是要把漂亮的私家车变身为丑陋的“计程车”。
真是叫人不可思议，这样的政策是什么样的脑子想出来的？各地不去根治计程车行业“份子钱”，不去约束计程车公司的贪婪行为，不去提高计程车司机的待遇，却把精力放在扼杀网约专车上，岂不是公然挑衅李克强总理宣导的互联网+？岂不是对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公然蔑视？岂不是完全无视群众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
“凛冬将至，有时幸福莫过于在寒冷的冬日街头打到车，灯火明灭间，一路驰骋回到住处。”这是官媒对网约车征求意见稿所发出的感慨！并且断言：网约车带给人们的便捷美好都将成为记忆，一度让计程车惊慌的网约车或许只能开往越来越窄的死胡同。
@纸上建筑 甚至归纳为这是典型的中国式互联网创业路径，外国互联网企业的目标是改变世界，中国互联网创业的目标是垄断中国。
网约车细则对企业、车辆、驾驶员设置各种门槛，连荡寇功臣滴滴都当即拍案而起，官微发布抗命檄文，称各地细则大大抬高准入门槛，甚至远高于巡游计程车，必将造成“车辆供给骤减、司机大幅减少、车费直接翻倍、出行效率大幅降低”等四大严重后果，“打车难、打车贵”问题将重出江湖。
以上海为例，现存网约车符合新轴距标准的不足1/5，在41万已启动司机中本地户籍不到1万，新规落地意味着灭顶之灾，数百万网约车司机面临失业，成为社会闲散人员，进而危及到社会稳定……滴滴激愤之下奋笔直书，连“稳定”大局都敢拿出来相要胁，也是拼了，要造反么？晚了！——果然此犀利长文两小时后即被主动删除。
网约车本身是完全市场化行为，没有要政府一分钱补贴，却在为政府排忧解难，缓解人们“出行难”“打车难”“打车贵”等问题，同时也弥补了公共运力明显的不足，这样的新生事物，任何一个为民服务的政府都应该全力支持大开绿灯，只有那些靠垄断掠夺的政府才会逆势而行。
网约车为人们出行提供了便捷，也符合市场发展规律，还能对计程车形成直接竞争，本是一个多赢的模式，各地按理应该予以理解和扶持。然而就因为网约车没有像计程车那样交“份子钱”养活一堆蛀虫，从而成为政府职能部门抑或利益集团的“眼中钉”。
出租车身上附加的“份子钱”，说白了就是一种盘剥和压榨，计程车市场长期的乱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职能部门抑或利益集团不肯放权让利，让这个市场的参与者都怨声载道深恶痛绝！计程车司机的“份子钱”，是按什么标准定的？这种标准是否合理？平均每个公司的“份子钱”是多少？在司机总收入中占多大比例？有多少变成了计程车公司的利润抑或是贪腐成本？
我国计程车行业模糊不清、不伦不类的角色定位，使得计程车行业中各方关系从来没有理顺过。政府垄断运营权，计程车公司通过各种交易拿到运营权，又凭借运营权一本万利躺着赚钱，从而对计程车司机形成绝对的利益垄断。令人诟病的“份子钱”更是一种“垄断租金”，计程车公司不是凭借经营管理，而是凭借垄断获取畸高的利润。
如果政府认定计程车行业承担着公共交通职能，应具有公益属性，计程车也应该界定为公共产品，在管理模式上向公交行业看齐，在计程车准入、数量、运价上全面实行政府管制，并破除行业垄断暴利，加大政府投入，为民众提供质优价廉的计程车服务。
如果政府认为计程车服务不具有公共属性，或政府无意提供这样的公共服务，就应该完全放开管制，实行充分的市场化竞争，允许社会资本自由进入计程车行业，允许个体经营参与其中，以充分的市场竞争理顺各方关系，促使计程车运价更趋于合理市场运行更趋于健康。
计程车行业长期以来面临的“出行难”“打车难”“打车贵”等乱象，恰恰与大大小小的计程车公司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垄断掠夺有关，各地理该支持网约车这样的新生事物，维护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切断垄断特许源头，不能再给一大批不劳而获的蛀虫输血。
网约车新政，群众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很不好也很不爽！人们所要求的，并非让计程车消失，而是希望选择更为多样化的出行方式。只是没有想到，在新的互联网时代，许多人依然还是旧思维，还沉浸在靠垄断敛财的美梦中。（原标题：谁在跟总理唱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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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