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如果在世，今年100岁了。他的前半生，在民国时期；后半生，在中共时期。他多舛的命运是从1949年中共篡政开始的。他经历了不少事，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踹寡妇门，掘绝户坟，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政权！”“共产党反对的，十有八九都是好事。”
中共篡政后，洒向人间都是怨。然而，对那些罪恶历史，很多经历过的人，在有意无意的淡忘；孩子们，或许连知道都不知道了，因为教科书在刻意粉饰歪曲篡改。
但愿年轻一代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和歧视，但愿父辈们所遭受过的苦难一去不返。但是，产生苦难的根源不铲除，噩梦还会再现。还原历史，了解真相，认清中共，走出迷途，是中国人走向未来的希望。
尽管岁月不堪回首，但历史真相不容掩盖。借父亲“百年祭”，我试着把一些记忆的碎片捡拾起来，拼兑还原，写成了下面几篇短文。虽然点点滴滴，但它是真实的历史。
我的“反革命父亲”
家谱上有记载，父辈管家世代为官，家道兴旺。可惜一尺厚的家谱在文革中沤成纸浆埋了。听二叔说，忘了是哪一代上，有个叫管干珍的说过：“考取功名不做官，我就爱当教书匠。”那前辈管干珍不但思路格色，脾气还挺牛！但是，父亲既不格色，也不牛气，聪明过人，博学多才，倒是身不由己地做了大半辈子教书匠。
爷爷管毓定，祖籍江苏常州人。晚清末年废除科举制度后，考入北京外语学院前身——“同文馆”学俄语。学成后朝廷派他出使俄罗斯任一等书记官，在外驻了5年。史书有记载，他是清朝的四品官员。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把一只墨水钢笔丢了。父亲说：“得，你爷爷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几打帕克钢笔，就剩最后这一只了，让你给丢了，绝笔！”以前还见过爷爷带回来的四套银餐具。多年后，我在法国朋友家的玻璃柜里见到了，拿在手里同样沉甸甸的。
爷爷28年在北京病逝时，父亲12岁。父亲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后来进洋学堂，中外文都学了。他能教大学中文，能用日文书信来往，用英文读小说。
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期，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剿共委员会”谋得文书一职。为此，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49年初中共一进城，大批象他这样的国民党政府留用人员，被轰出北京就业。6月父亲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9月被通知离开北京，去石家庄教书，直到92年在石家庄病逝。
到我这一辈，我和我哥都是“狗崽子”。文革68年，我14岁因为出身不好在学校挨批斗。16岁我进工厂学徒，哥哥去了水泥厂。父亲说我是童工，瘦小的哥哥是壮工。即便如此，他说也知足了，如果赶上我们那一届都上山下乡，“那你们就是第一拨走的，最后一拨回来的”。
我和我哥都没有什么学历文凭。文革时，我高小四年级，哥哥上初一。上学、参军没我们的份。父亲手不释卷，通达古今，拜读他的博士生排不上队。但他不催我们去学校进修奔文凭，这似乎有违管家书香门第的遗风。他对我们的低学历，始终泰然处之。
后来我体察到父亲的苦心，他是不想让我们被洗脑。他自信，我们在他身边，耳闻目染，得益于他的传统教育，学到了很多教科书上没有的好文化。他说过我们的学识、能力一点不差。他甚至指着我对他的学生说，“我帮她备点儿课，她能给你讲课”。最重要的是，我们懂得恪守道德，本分做人。对此，我很感激父亲。
和尚发展我妈入地下党我爸不知道
49年我爸还没离开北京时，见家里不断有警察来，就问我妈：来人找谁啊？我妈说：找我啊。我爸纳闷：找你干嘛？我妈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我爸急了，问怎么回事？我妈说有个和尚发展她的。我爸说他怎么一点儿不知道？我妈说和尚叮嘱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我爸问和尚呢？我妈说：好长时间看不见他，最近才露面，他说被国民党政府抓捕判刑蹲了监狱。他还学舌国民党法官当庭训斥他：“你一个宗教人士，参加什么共匪？满处串通，祸乱社会！”法官很生气，重判了他。
那和尚说，要不是国民党撤离大陆，他还在监狱里呢。放他出来的人问他，都发展谁了？他说有我北京宣武区的俞淑珍，结果就有警察上门来找我妈。
我妈成了中共地下党员，这对危难中的父亲来说，象有了一把红保护伞。但是，我爸没沾光。这边，政府让我妈在49年的“十一”，开国大典时上天安门观礼台当贵宾；那边，组织上轰我爸出北京，“十一”前必须离京。
后来我爸跟我们说起这段历史，说他在国民党剿共委员会干事，但是不知道自己老婆是中共地下党员，这真是个不小的讽刺！
我爸对和尚秘密发展我妈入地下党很反感。他说中共能在我们家搞，也能在别家搞。让夫妻、父子反目，很卑鄙无耻。国民党也有特务系统，他们专门有一帮人干，不象共产党这样无孔不入，不择手段，波及到全社会。
大哥12岁当了北京“小英雄”
49年，中共以血腥暴力夺权篡政，毫无合法性可言。在建政之初，民心不服，立足不稳，城市乡村，各地爆发的反抗相当激烈。
我姥姥家住的北京宣武区大杂院里有户人家，他家大儿子在国民党的一个“剿匪团”里当小头目。“剿匪团”经常在北京一带和中共发生武装冲突。那家大儿子被中共通缉捉拿。
姥姥家的窗户正对着大门外当街。那家人住在里院。一天，瘸表哥（17～18岁，患小儿麻痹症）看见一个大汉从外面进来，大步流星去了里院，进了那家屋里。大汉的特征正是通缉的那个国民党“匪徒”，大高个、左臂带伤、镶有金牙。当时身边还有两个随从。
瘸表哥想去派出所汇报，腿脚不利落，又怕惊动了那仨人。他在屋里正着急，看见我大哥（12岁）晃晃悠悠放学回来了。瘸表哥隔着玻璃，指手画脚、挤眉弄眼示意他别回家，出去报警。大哥没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一抬眼，看见了里院的大汉，正举著有伤的胳膊。瘸表哥见大哥还不明白，接着比划个头多高，又指自己嘴里的牙。这时，大哥突然明白了，撒腿就往外跑。一口气跑到派出所举报。
开始警察听了不相信，还拿他打哈哈。以为就是毛孩子想入非非，想当见义勇为的英雄。大哥急哭了，警察开始认真盘问，发现这孩子说的靠谱，感到事态严重。于是紧急行动，组织警力，直扑姥姥家的大杂院。
警察持枪破门而入，屋里的那仨人没来得及掏出枪，都被活捉了。
第二天，《北京晚报》头版报出，说我大哥是“小英雄”。
被擒的大汉，正是那家人的大儿子。那天，他是铤而走险来探望母亲的。枪林弹雨中他没死，却死在无冤无仇的邻居孩子手里。大汉很快被政府枪决了。从此，那家人成了“匪属”，谁都不敢沾边。
转年是1950年，因我妈当了宣武区妇联主任，忙得整天见不着人影儿，大哥没人管，就把他送去了石家庄父亲身边。3月，石家庄闹脑膜炎，大哥染上了，送去医院抢救。抽出的骨髓是浑浊的，医生说，没救了，我大哥就死了，死时刚过12周岁生日。
几个月后，大哥的死讯才敢告诉我妈。她前一天晚上知道的，第二天就得了白喉，差点病死。
大哥死得蹊跷，父亲说是“要账鬼”。我不这样看。其实，大哥是遭了恶报。中共是邪恶的，剿灭共匪的大汉，替天行道，自然就是好人。大哥和瘸表哥听信了学校、政府和不明相的大人们的煽动，坚决打击国民党反动分子等等。中共灌输这种“愚忠”，以为举报大汉是正义之举，英雄行为。熟不知，这是做了件反天理，逆天意的恶事，害人害己。
我大哥是管家、俞家都喜欢的孩子。他死了多年，奶奶还时常把这个长孙挂在嘴边：你们谁也没他懂事！才几岁啊，就知道我不爱见家里丫头们哭哭咧咧，只要两个妹妹哭了，他马上过去哄，还安慰我：‘奶奶，我推推他们就不哭了。’从小就仁义、孝顺，老天爷怎么把他收走了呢？
好人应该有好报，但是得顺天意，才能躲劫难。
在中南海看门的瘸表哥出事了
隔着玻璃窗撺掇我大哥去派出所报案的瘸表哥，是我舅的儿子。听我爸说，我妈家原来不穷，家里有人抽大烟给抽穷了，把老俞家抽成了“城市贫民”的成分。
瘸表哥的爹是大烟鬼，他见老婆跟别人跑了，自己也扔下残疾儿子跑了。多年没他的音讯，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他参加了“八路”，和国民党军交战时被打死了。咽气前，他托付跟前的人，说他北京还有一个儿子，叫俞念祖，在哪哪住。后来受托人把信儿送到了。于是，瘸表哥就成“烈士遗孤”了。
瘸表哥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加上文化程度不高，不好找工作。他成了烈士遗孤，又有举报国民党匪徒的荣誉，再加上我妈正大红大紫，上边给瘸表哥安排了正式工作——去中南海看大门，就是现在的那个新华门。瘸表哥觉得自己一步登天了。
不呈想，没干多长时间，他不但被停职了，还连人带户口被轰出了北京。听我妈说，中南海里的人反映，瘸表哥有作风问题，看大门不规矩，老是盯着出入的年轻女同志。
家里人都数落瘸表哥没出息，把好差事给混丢了，没造化！我妈说也就是多看了几眼长相漂亮的，能怎么样？那里边的女人，不是领导的千金，就是领导的新老婆，漂亮的是来陪首长跳舞的文工团演员。我妈直后悔，说当初要是不巴结这份中南海的“阔差事”，换个别的什么工作，可能就出不了事了。
67年，全国各地停产闹革命，瘸表哥自称是“逍遥派”，从下放地陕西跑回北京几趟。他说自己改名了，不叫“俞念祖”，改叫“俞念东”了，意思是，拜祖宗没用，改拜毛泽东啦。
瘸表哥在陕西一个小县城的机械厂当工人。后来他娶了个农村媳妇。我记得，她有只眼睛失明，安的假眼球。他们的孩子傻乎乎的。看得出来，一家人日子穷困潦倒。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红色年代里，“烈士遗孤”、“俞念东”都没能给他带来好运。
父亲说瘸表哥的变故，最能说明中共推崇的“出身论”、“成分论”很荒谬。“烈士遗孤”的红帽子戴在他头上了，又怎么样？他从小缺爹少妈，没家庭教育，没德性，品行差，干什么也不干好，看个大门还无事生非呢。“子不教，父之过”。
瘸表哥一辈子不得志，依我看，根本原因是遭了恶报。他害了大汉一条命，撺掇我哥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举报，也坑害了我哥。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老倒霉，愚蠢到数典忘祖，更名改姓，把毛泽东当救星，结果是更倒霉。
四舅“不爱江山爱美人”
俗话说，一人得势，鸡犬升天。我妈当了宣武区妇联主任，我姥姥家好几个人都沾光，入党、提干、就业。瘸表哥被安排去中南海看大门，四舅升任宣武区下面一个派出所所长。四舅是我几个舅舅里话题最多的一个，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段子，在家族里是一大美谈。
我印象中的四舅母很漂亮，高挑个儿，白净脸儿，明眸洁齿。听家里人说，做姑娘时更可人儿。她就是那大汉的妹妹。她家出事后，如花似玉的姑娘没人敢娶。
四舅找对象眼高，挑剔的厉害，所以一直没成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四舅相中了大汉的妹妹。家里人都反对。
四舅偏要娶，组织表态也坚决不准。上级派人来劝导，见劝不动，最后摊牌：“你是要这身‘老虎皮（指警服）’，还是要‘匪属’（被镇压的反革命家属）？”四舅没犹豫，当即脱下了警服，当着领导的面，把“老虎皮”扔在椅子上走了。
四舅到底还是娶了“匪属”做老婆。付出的代价是离开北京去外地工作。他带着老婆和“永远不得回北京居住”的驱逐令一道去了长沙。
婚后，四舅和四舅母十分恩爱，先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都长到一米八以上的个头，魁梧英俊。多年来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他们回北京途径石家庄，来看望过我们。
多年后回头看，俩人是美满姻缘。想当初，结婚非要“党组织”批准不可。组织认为，四舅和四舅母属于不同“阶级”地位，所以不同意他们结婚。四舅认为，他不能昧良心，他们同住在一个大院，知根知底，四舅母和大汉一家人不是坏人。在党性与人性冲突时，四舅选择了人性，没听党的话，没跟党走。正是因为四舅善待了“匪属”，选择了良知善念，他有了福报，夫妻恩爱，儿女双安全，一生顺风顺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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