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8月21日讯】新闻周刊（540）前不久，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乔高、大卫•麦塔斯和美国记者伊森•葛特曼发布了关于活摘器官的最新报告，以丰富的证据、科学的分析揭露出中国超过想像的大规模摘取器官事实，震惊国际社会。悉尼麦考瑞大学的临床伦理学教授温迪•罗杰斯（Wendy Rogers）从事医学伦理学研究十多年，活摘器官的最新报告引起她的思考和研究。对正在香港举行的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特别是有多名涉嫌活摘器官的中国医生受邀参加，罗杰斯教授深表质疑。
悉尼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Wendy Rogers：“如果允许他们出席这个声望很高的国际会议，那就表示说，‘我们不在乎你们所做的这些事，可以这样做’。我想这是不好的信息。”“我会请他们和中国医生们谈谈，弄清楚正在发生的事。问问他们都做过多少器官移植。如果他们做的移植是澳洲的十倍，你就问问怎么能找到那么多。问些技术问题，就能知道供体是不是突然死去的。”
罗杰斯教授说，一般的供体死去会有一个过程，血压会逐渐下降，所以器官质量都不理想。而中国的供体器官都很好，仅这一点就值得质疑。
悉尼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Wendy Rogers：“如果中国的器官质量总是完美的，那么你想想，那个人正好路过医院，突然死了，突然又成了器官捐献者，你在五分钟之内就拿到了器官。这说不通。”
罗杰斯教授在悉尼麦考瑞大学从事临床伦理学研究，涉足多种医学课题，包括误诊、女性伦理学等，有十几年教学和研究经验，器官移植也是她关注的课题。
悉尼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Wendy Rogers：“在本国做移植的澳大利亚外科医生，都了解器官的所有详情，因为都要经过一个非常仔细的过程，让器官和供体正好匹配。”
对比澳大利亚捐献器官和移植手术的过程，罗杰斯教授发现，中国的器官移植有很多可疑之处。
悉尼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Wendy Rogers：“但在中国，据我了解，大多数移植手术中医生不做摘取，只做移植，这很奇怪。因为医生应该两部分都做，而且在两个手术过程中，对待病人，不论是已经死亡的还是接受器官的，都要非常尊重，技术要求也很高。中国的情况很奇怪，也让我担心他们不在乎器官来源，他们知道实际是怎么回事，却不想了解，假装不知道。”
经过思考和研究，特别是看到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乔高、大卫•麦塔斯和美国记者伊森•葛特曼关于活摘器官的最新报告，罗杰斯教授感到震惊。她明确表示，通过杀人获取器官违背医学伦理。
悉尼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Wendy Rogers：“一旦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通常都无法接受。”
罗杰斯教授呼吁澳洲人都来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活摘器官这件事，特别是那些需要做移植手术的人。
悉尼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Wendy Rogers：“我认为对澳大利亚人来说，那样做很危险，是不对的。希望他们成为澳洲的器官捐献者，因为这样有助于阻止器官贸易。”
了解到以色列和台湾都已成功立法，美国最近也通过关于制止活摘的343决议案，罗杰斯教授表示非常欣慰。她希望越来越多的国家能站出来，制止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
记者：燕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