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6月23日讯】由加拿大外交部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联合发布了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作者们怀疑，2000年以来，每年器官移植手术的实际数字在6万至10万例之间，过去16年来完成的移植手术总数在150至250万例之间。
报告中以令人惊讶的细节记录了自2000年前后以来中国各地数百家医院和移植机构的运作生态。
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表示：“本分新报告的最终结论——其实是我们先前工作的总结——就是中共涉嫌大规模屠杀无辜。”
主要为中共高层和军队官员提供医疗服务的解放军总医院，是中国最先进、设施最齐全的医院之一。到2000年代之初为止，其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器官移植。
作为其临床医院的解放军309医院网站如是介绍：“近年来，中心作为医院的重点效益科室医疗毛收入由2006年0.3亿元增涨至2010年2.3亿元，5年增长近8倍。”
解放军总医院并不是抓住这一暴利商机的唯一医疗机构。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的利润，也从该院刚踏足器官移植产业的1990年代末期的3600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近10亿，涨幅达25倍。
即便是中共器官移植发言人、前卫生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年末在接受大陆《财经》杂志专访时也曾表示：“器官移植有成为医院挣钱工具的趋势。”
在缺乏自愿器官捐献系统、死刑犯人数逐年减少的情况下，病人的等待时间却可以周、天、甚至小时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如何能获得如此卓著的成绩？这正是这份新报告所回答的问题。
医生反强摘器官组织（DAFOH）顾问委员会成员、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医疗中心李挥戈教授在阅读报告后表示，“这项研究的难度真是太高了。”
该报告涵盖了所有已知的700多家中国器官移植中心，逐一分析了其床位数、使用率、外科医生编制、培训计划、新设施、移植病人的等待时间、官方宣传的移植数字，以及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情况等。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几位作者估计，移植总数超过100万例。
而报告并未止步于这一结论。正如李挥戈教授在电话采访中所说：“这是个庞大的系统。每个医院都有那么多医护人员，那么多外科医生。这本身并不是问题，中国是个大国，只是，所有这些器官从何而来？”
圈养的供体
从尸体上摘取器官储藏备用，并不能满足器官移植所需；器官供体需要在人死前或刚死去时新鲜摘取，然后迅速移植到受体上去。对时间和运输的严苛要求，使得找到匹配的器官在多数国家都是个复杂领域，面对长长的排队名单，敬业的医疗团队会鼓励事故罹难者的亲属同意捐出遗体器官。但在中国，“捐助者们”则处于被拘禁状态，等待着“受助者”的出现。
中共解放军下属的一家主要医疗中心——上海长征医院称，该院在2006年4月进行了120例“紧急肝移植手术”（又称急诊肝移植手术）。这一术语是指，有生命危险的病患住院之后，在72小时之内即为之找到匹配的器官，这种情形在其它国家非常罕见。
而长征医院却在《临床外科》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Surgery）上发表专文，分享紧急移植手术的成功经验。文中写道：“最短时间为病人入院后4h（小时）即进行肝移植。”据悉，2005年4月22日至4月30日的一周内，该院进行了16例肝移植和15例肾移植。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发表了类似的研究，称该院在2000年年初至2004年底之间为46位病患施行了“紧急肝移植手术”。
官方的“中国肝移植注册”也在2006年年度报告中用一组幻灯片比较了择期手术（即常规移植）与急诊手术的数量。报告中称当年有3,181例常规移植，急诊移植有1,150例，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这些现象，实在难于解释官方的口径，却成为中共“圈养”犯人以待取用供体的初步证据。
“我对此有切身感受，”澳洲麦考瑞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温迪‧罗杰斯（Wendy Rogers）说，她的一位密友因肝衰竭需要在三天内紧急换肝才能活下来。“她非常幸运地在有限时间内找到了供体。但排队做46例？除了按需杀人外，很难有其它合理的解释。”
报告中来自举报者证词和中国医学论文的部分内容表明，一些器官来源人被摘器官时，可能根本没有死。证词中包括一位武警持枪警卫叙述自己目击不打麻药的移植手术，以及一位济南前医护人员的证词。
以灭绝为目标
依据早先的证据和最新的发现，这份报告的作者们提出，在中国被活摘器官的目标主要是良心犯，多数是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作为传统的佛家功法，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洪传开来。法轮功包括五套功法动作，也要求在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按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到1999年，修炼者人数至少有7,000万，比中共党员的人数还多。
1999年7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全国性的镇压，目标是彻底消灭法轮功。起初，中共高层均表反对，但很快江就将打压法轮功运动变成了巩固其党内权力、排斥异己的政治手段。而灭绝性的强摘器官似乎在次年就开始了。
1999年，中共便衣警察在天安门广场拘捕打横幅的法轮功学员。(Compassion Magazine)
距离中共强摘器官的证据最初被曝光已过去了十年，但将死亡人数估计得如此多，证据的绝对数量如此巨大，如此明确地显示出中共政权扮演核心推动者的角色，这都还是第一次。
这也是报告的三位作者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大卫‧麦塔斯和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第一次联手发布调查结果。连他们自己也为最终的结论感到惊讶。
“在孩提时代，你有没有拿起过一块大石头，发现下面藏着那么多的生命——蚂蚁和虫子？这就是进行这项调查的感觉。”独立调查记者，美国前智囊研究员葛特曼说，他撰著的《大屠杀》（The Slaughter）在2014年出版。
大卫‧乔高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七届前国会议员、皇家检察官。大卫‧麦塔斯则是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两位大卫继2006年7月率先发表题为“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的独立调查报告后，于2009年合作出版了同名著作。
中共滥用器官移植的研究者们大多觉得，强摘器官在过去几年中已有所收敛，至少是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已不再是目标群体。几位作者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他们造了一个‘剑圣’（注：juggernaut，漫画角色），”葛特曼说，“我们审视的是一只停不下来的巨大飞轮。我不相信这背后仅仅只是利润，我相信它和意识形态有关，是大规模屠杀，而掩盖这一可怕罪行的唯一途径就是继续杀戮知道真相的人。”
该报告的核心部分是对已确认的中国全部712家器官移植医院的完整盘点，包括对其中164家的逐一深入分析。引据的材料全部来自中共官方出版物，包括讲话、内部通讯、医院网站、医学期刊、媒体报导等等。
──转自《大纪元》 有删节
责任编辑：张宁
